【那时我从科里领了一本“学习笔记”，扉页上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三页则印着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著的经验。他们是当时树立的三个学习模范，全国人民都要照着他们的经验学习毛主席著作。比如，经验第一条：“对毛主席著作怀有深厚的感情，体会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体会到毛主席著作是指引工人农民翻身求解放的书，因而道理懂得快，领会深，越看越爱看，放都放不下。”第四条：“读书时，能精读多想，把自己摆进去，认真地对照检查、严格要求、身体力行，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到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实际做的完全一致。”

这个笔记本我没拿来学毛著，而是用于写创作日记，里面记录了我到中青社改稿的前后经过。它是我45岁以前所写日记中硕果仅存的一本，因而弥足珍贵。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即将展开，故而第一篇就是陈科长找我谈话，记于1965年12月27日。不过在去中青社之前的两个月里，我还记录了不少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内容。那阵子我非常忙，除了整理旧稿外，抽不出完整时间来搞真正的创作，只能以日记的方式积累一些素材。如今它却成为一扇难得的窗口，不仅让我忆起往事，还让我得以窥见自己当时的心态和思想活动。

1966年元旦过后，科里开展上一年度“五好总评”，一连搞了半个月，天天读毛著、谈体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通高强度的洗脑之下，那段时间我确实把自己摆了进去，“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实际做的”都与往日不太一样。

66年1月1日

上午，张明权帮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我和文燕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照呢。

我又开始整理旧稿，力争多整理出一些来，这样到北京后的任务可以轻一些。

晚，与文燕谈了66年的形势和任务，对她也提出希望。关于我这次去京她不同行，她思想很通，并表示即使春节以前走也没有什么。后来她谈到自己任小学教师后，遭来一些人的妒忌和非议，受了委屈，谈着谈着就哭了。她是一个能自我控制的人，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也严格，这是她第一次表现得如此激动。这使我想起毛主席的教诲：受到刺激，忍耐一些，是不易做到的。我向她再一次强调，在66年一定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抓起来。

66年1月2日

中午，送小文走。发出给大姐三姐的信，告诉她们我不日赴京改稿。

晚，和张敬文谈去京之事，他很替我高兴。他走后，我又拿出×××写的《我们是战友》一文来念，特别感到亲切。

1月3日 晴

布置五好总评。

开始把旧稿19万字装订成册，并整理去京时需带的材料。

吴朝奉今晚当众宣布，他和王秀香的关系已基本明确。我虽与他不睦，也感到高兴。这栋宿舍里的最后一位王老五要告别单身了。

1月6日 小雪

对于去京写作一事，我又有了新的看法。我认为不能要求领导给很多的时间，劳动岗位就是最好的写作环境。我只要有64年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中午不小心把手指烫了一下，倒霉。

给省大寨式农业展览准备文字材料。

1月8日 晴

开始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继续向前进，今天整理第六章。

1月10日  

晚，石书记召开四清四查办公室会议。

他在开会前问起我写书的事：“别人说你的书写得好，我还没见过呢。”我说：“我正准备找个时间，向你汇报。”他又说：“只要我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大力支持。”

1月13日  晴，风转小

继续开“五好总评”会议。会议经常冷场。陈科长表现了很大的耐心。他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

我初步总结了65年的工作和思想情况，谈到要克服个人主义，必须经常展开自觉的思想斗争，用主席思想来对照检查自己，并紧紧依靠组织，大胆暴露自己的思想。

翻阅六四年“干部鉴定”的材料，发觉当时所记录的老谢的自我检讨，颇有余抱一之味。必须让余抱一在“一场冰雹”以后转变过来，但他不能痛下决心与个人主义决裂，以致最后还是逃跑了。由此可见与个人主义作斗争的极端必要性。

这次开会，大家互相检查了学习毛选的笔记，有些同志埋头写了不少心得体会，我在66年一定要把这件事抓起来。

要抽一个时间把过去积累的素材按人物加以分类整理。

晚，回去和小文谈到参加会议的感受，她听得挺有兴趣。

1月14日

早晨起床后，抽出一个小时跟小文谈了谭副总理给全垦区职工的一封信。

中午张国刚来，由小文掌厨招待一顿午餐，吃的是大米饭。

下午小文走。

继续开五好总评。陈其得同志做自我检查。

1月18日

去一分场一队了解两结合工资试点进展情况。与小文见面。

1月25日

送文燕走。她老说结婚后连累我了。此话从何说起？我不准她再扯这些。她大概是看到我成天忙忙碌碌，就是坐不下来写，替我着急。

1月28日

傍晚，吴副场长来串门，我正在整理手稿。他看见那么厚的一本，颇感吃惊。他叫我要注意突出政治。

1月29日

这两天都帮助伍涤非修改年报，刻写付印。

整理到林樱在车上遇到一位青年一段，写得很勉强，索然无味，故又转入低潮。读起《静静的顿河》来了。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那么急着去北京。沉住气吧！

晚上，丁良材来访，他很羡慕我的幸运。此人过去乃《人民××》杂志社的编辑（兼支部书记），是一位风云人物，后来犯了错误，被打成右派。现在当小学教师，别人也看不出他有多大本事。假如他不犯错误，现在至少是15级干部，别人就会说他年轻有为，又红又专，等等。生活中有些现象实在奇怪得很。

1月30日  晴

给中青社写信，中午发出。

第6-11章修改毕，计6万字，明天寄出。至此，1964年的旧稿就全部整理完了。

下午随工作组再到一队。遇见文燕，精神很好，红光满面，例假期已超过十天。她买了60斤大豆让我带回。

1月31日

一早起来，地上一片土红色的雪，大家都感到奇怪。有人说可能是黄土高原刮来的。

上午，随工程大队查看青卫河水库坝址并研究布点问题。8时出发，乘热特去三分场二队，遇见一只狐狸。

下车后直奔坝址。杨工跪在雪地上看图，确定14号图根点的位置。到了跟前，掸去冰屑，找到标记。他带了条狗，名黑子，4岁，已抓获7只貉子。跑得快，机伶，全身黑，仅嘴下前胸间有一撮白毛。在雪地跳跃，不时舔脚趾。

5点离开坝址，去指挥部。黑子不肯上来，跟车奔跑26里。】

2022-9-23

《我们是战友》的作者，被老烟在“学习笔记”中涂掉了，所以我写此章时只能用“×××”来代替。今天进行发帖前的最后审校，看到这里却突感好奇：作者到底是什么来头，需要老烟刻意遮掩？于是试着在网上搜索。这文章标题起得太普通，一般人搜不出什么结果来，但我的搜功非一般人可比。《老烟记事》能写这么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有考古癖好。老烟给我留下的考古线索太多了，经常让我不由自主地顺藤摸瓜，起获意想不到人或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搜功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加之运气又往往出奇的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就让我摸到了瓜。

比如闵陶笙一案，我花费了四五个月时间，甚至摸到蒋委员长那里去，终于把家族史上最大一个迷团给破解了，而且破得如此干净彻底，其中的快乐哪里是成稿的两篇文章可以容纳？我天性爱考古，当年报了B大考古系，只因是第二志愿，而考分又太高，所以未获录取，至今引以为憾，不想这方面的兴趣却用到了《老烟记事》上。

根据我一个半小时的网上考古发现，“×××”其实应该是四个字：“乌兰巴干”。此人乃蒙古族作家，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小说《草原烽火》，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乌兰巴干中文水平有限，又没搞过专业创作，初稿不忍卒读，几十万字删得只剩下几万字，在编辑的耐心帮助下，最后才一点点地改成。他写《我们是战友》，就是为了感谢中青社的编辑们。

这篇文章发表于1964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一直被老烟收藏，想必促成了他一年后向中青社投稿。如今拿出来再念一遍，“特别感到亲切”，觉得编辑也会对自己关爱有加。其实乌兰巴干所受到的关爱，远不止《我们是战友》所描述的那些。黄伊2003年在《编辑的故事》一书中披露，唐微风“为《草原烽火》做了较多的文字上的润饰”，甚至暗示唐有资格分得一部分稿费：

“文学编辑室的唐微风，担任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的责任编辑。该书的作者叫乌兰巴干，蒙古族。乌兰那时的汉语水平还不大好。唐兄替他改那部稿子，真是费了不少心血。为了提神，他又喝茶又抽烟。我的办公桌紧挨着唐兄。他抽的劣质烟叫‘一枝笔’，呛得我直咳嗽。《草原烽火》出版后，印了几十万册。那时稿费高，作者拿了一两万块稿费。唐兄是谦谦君子，还是悠悠然喝他的三级花茶，抽他的‘一枝笔’。烟茶从不拿人家的。”

编辑如此甘为他人做嫁裳，原因在于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和作品题材的重大性。也不知中青社算不算慧眼识英雄，乌兰巴干后来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重大历史人物，跻身文革时期“内人党事件”的罪魁之一。他利用小说家的特长，炮制出大量黑材料，供给滕海清血洗内蒙古，结果造成30多万人被关押，10多万人致死致残。当中的酷刑之酷，称得上“登峰造极”。

乌兰巴干被蒙人普遍视为“蒙奸”，于1978年被捕，1987年被判15年徒刑。老烟应该就是在此期间，把自己1966年日记中提到的这位中青社当红作家涂黑的。尽管那时中国已由毛治改为邓治，“换了人间”，但老烟还是杯弓蛇影，觉得有必要多此一举。

202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