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分场又呆了一天，与程场长和洪秘书交换意见，讨论要向总场作的汇报。到了3月15日，我和工作组回到总场部，马上动手写报告，由于准备充分，一个通宵就搞完了。重点介绍一队经验：

“该队历史上多年亏损，由于推行生产责任制，在1964年成为增产盈利单位。再加上五好总评和社会主义教育，刹住了歪风，改进了作风。全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体现为‘三新’：思想新、作风新、任务新；‘三高’：指标高、要求高、措施高。领导班子严字当头，加强经营管理，全面贯彻‘轮作、耕作、施肥、良种、植保’的农业五大制度。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不良思想做坚决斗争。干部职工讲阶级友爱，团结互助。队长平时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对全队士气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以下分三部分汇报：一、社会主义教育，二、备耕，三、1965年生产计划。”

报告呈上去以后，获得两位科长首肯。计财科又把分场工作组请过来，向总场领导做了一次联合汇报，将一队定为下一步“工资改革”的试点单位。我这次蹲点功德圆满，正在踌躇满志，没想到几天后的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政治部主任骆南山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他先是宣读了毛主席去年关于文艺界的一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接下来，骆南山便开始借题发挥：“裴多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性质的，867农场还没有出现那样的团体，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比如总场部有一个文学沙龙，经常组织活动，还搞过一次规模不小的读书会。这些活动仔细推敲起来，未必都与工农兵有关。工农兵也不会没事参加‘文学沙龙’——农工们关心的是为国家多打粮食，哪有工夫讨论古诗，讨论外国人怎么谈恋爱？依我看，还是太闲了，脱离了生产劳动，才会不务正业——有人甚至闲得能写出长篇小说来。这些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成名成家’的思想作祟，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也会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骆南山的话分量很重，我在台下听得如坐针毡。这半年来业务繁忙，我很少注意总场部的政治动向。去年10月份姜书记调任鹤岗市长，石涛顺利接班，从那时起总场部就开始“抓革命”了。石涛虽是“老领导”，但我对他一向敬而远之，没什么特别交情。当天的会议由他主持，开场就讲“阶级斗争”。轮到骆南山发言时，本来是宣布文工队解散（文工队归政治部管），谁知却绕到文学沙龙上面来了。若要往“裴多菲俱乐部”挂钩，当然首推文工队，文学沙龙只是个群众聚会，连“团体”都算不上。可他闭口不提文工队的那些破事烂事，却来攻击一群人畜无害的文学青年，是何居心？以前李秘书在的时候，骆南山对文学沙龙颇为关心，虽说不怎么插得上手，却也问寒问暖，有时还过来坐坐（所以他对里面的情况相当了解）。现在李秘书被下放劳动，他打狗也不看主人面了，遑论我们这些“不务正业”分子。

我被骆南山在大会上暗批了一通，当然感到委屈，精神压力陡增，仿佛一夜回到了“反右”时。但他的讲话也引起相当的公愤。总场部的小年轻们大多是文学爱好者，基本上都参加过沙龙，因此同气连枝，同仇敌忾。会后不少人到我宿舍来，为我鸣不平，说政治部主任是抓宣传工作的，尤其不该这样讲话，显得很没水平。他们鼓励我别受影响，好好写，拿出一部反映北大荒战斗生活的过硬作品来，这是对他最有力的回答。他们的安慰，使我较快平复了沮丧的心情。

过后仔细想想，其实骆南山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写小说不假，但那也是歌颂社会主义，而且我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从未耽误工作，对此两位科长可以作证。骆南山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在新书记面前抖激灵罢了。不过他这么一说，反倒激起我“成名成家”的念头：如果我写出名堂来，你还能这样埋汰我吗？于是我花费一周时间，把手中的稿子又过了一遍，约得19万字。其中前5章已经千锤百炼，改无可改，我把它们装订成册，塞到一个大文件袋里，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是我向“作家”这个头衔发起的正式冲击。】

202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