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7月，王露婷毕业了，留在医学院任教。她的分配去向半年前就确定了，并无悬念，所以用不着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忙着找关系寻出路。王父半身不遂也无悬念，已于年初办理病退。女儿终成正果，冲走了部分晦气，让他恢复了往日精明。8月上旬，他史无前例地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退婚要求。理由很充分：自己身患重疾，独女不能远嫁北大荒，如果我年内无法调回，唯有解除婚约。他说婷婷是个重感情的人，对我很难割舍，但她毕竟已经29岁，个人问题不能再拖下去，希望我顾念旧情，不要耽误她的终身。从信里看不出他是为女儿代言，还是越俎代庖，然而字写得相当工整，让我不得不佩服他身残志坚。王父是个左撇子，瘫痪以后才开始练习右手写字，不过一年半时间，已达到小学五年级水平。

王露婷已经一个月没有来信，想必正忙于毕业前的各种活动，与同学合影留念、写临别赠言等等，心思一时还放不到我身上。现在王父已下最后通牒，我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回复。不过他倒也没有对我“斩立决”，还留着一个“年内调回”的活口。我肯定要去努力一下，哪怕死马当活马医。也许这正是他的用意，让我拿着这封信找领导求情——当然求不下来也别指望他开恩。

回到农场以后，除了几次工作上的往来，我跟陈洪谦没有什么接触。“姐夫”把我说成他的哥们，真是言过其词。陈洪谦对我而言，称得上朋友，但并非知心朋友，因为我看不透他，不知他在关键时刻会不会用“组织原则”这把尺量我。另外，他对我的底细知道得太清楚，也使我在和他打交道时常怀戒惧之心。“中右分子”这块牌子是他在速中给我挂上的，江苏军区来人给我“平反”时，他那边毫无动静。有一次我都想当面告诉他，我不再是“中右分子”，想想却又忍住了。

如今半年已过去，我都怀疑所谓“平反”纯粹是一场乌龙——没有农场领导在场，没有速中领导作证，只有一名陌生军人向我宣布军区的政策，也不知能有多大效力。再说他连我的处分都没找见，这个“反”如何平也？别人尚有材料可烧，我连个火祭仪式都没法举行。摸摸自个脑袋，“中右分子”的帽子依然如影随行，组织上既未高看我一眼，我自己也还是觉得矮人三分。并且最近几个月，上边又有消息传来，说右派帽子不能随便摘，摘错的还要戴回去。一时间，那些正式摘帽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我这个“莫须有”的中右更不敢扬言“莫须无”了。心中有鬼，我见到陈洪谦也生出几分不自然来，生怕他代表组织再给我来一回盖棺定论。

现在，为了给这段行将就木的姻缘做最后一次人工呼吸，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他。那天收工回来，天色尚早，我很快把饭吃完，简单洗漱一下，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临出门时才发现两手空空，不是求人办事的路数，想起去冬叶林枫送我一包大枣，一直没舍得吃，于是从箱子里翻出，却发现耗子已经捷足先登，把大枣全变成了枣核。没奈何，只得牺牲掉我本月的滋补品——15个鸡蛋。

陈洪谦所在的三队离我有20分钟的路程，走到那儿时太阳已经快到地平线，家家户户都炊烟袅袅——除了他家。我敲敲门，没有动静，仔细再看，这门是虚掩的。我犹豫了一下，轻轻推开房门，却见他那位“疯妻”呆坐在炕上，肮脏的被子盖着下身。我想起早年遇到过的两个女疯子，全是这副坐相，也不知算个什么运气。

比起她们来，江玉书脸上还显得干净些，虽然也是披头散发的。她似乎还认识我，向我指指自己的肚子。我不明白其意，难道是饿了？却见土炕角落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是碗稀罕的大米饭，旁边还有两盘肉菜。在供应匮乏年代，这称得上是“钟鸣鼎食”了，但疯妻并不感兴趣，任由几只绿头苍蝇在那里巡弋。

挨墙放着屎尿盆，未加盖，使屋里充溢着茅厕的气味。一只闹钟挂得很高，接近天棚板，估计是出自老陈的精心布置：怕老婆砸，让她够不着。墙上还贴着几张醒目的毛主席语录，是他用毛笔写的，内容多与战胜困难有关：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不知老陈写这些，是用于自勉，还是与疯妻共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景，不觉讶异。直到几年后“文革”开始，我才省悟到：陈洪谦实乃开风气之先者。

我想把饭端给小江，可她连连摆手，并不说话。我心里发怵，怕她发疯，就匆匆出来。到屋外作深呼吸，可面对的又是晾衣绳上尿迹斑斑的被褥。这时陈洪谦终于在远处土路上出现，他手里提着镰刀，走路一瘸一拐地，浑身上下都是泥土，看不出一点“副站长”的模样。我差不多有半年没见过他了，这老兄怎会变得如此潦倒？手中拎着的鸡蛋，一下子变得若有若无了。】

202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