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起来，“三年困难”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从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1962年。“大跃进”实际上搞了个反向五年计划，是如假包换的“大跃退”，其巨大的历史讽刺性，简直让人觉得有如天谴。不过毛泽东并没有从中吸取根本教训，他从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战略性的、方向性的错误。再说他也很清楚，三面红旗不能倒，否则他的领袖地位不保，错误越大他就越不能承认。

彭德怀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挑战过他的权威，叫他十分霸道地给打趴下了——对于这样的公然犯上，必须采取霹雳手段，不能再讲什么君子风度。偶像越是神圣，也就越脆弱，容不得半点污垢在脸上，否则亿万信众会大失所望，甚至导致崇拜破灭，让政治敌手乘虚而入。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当然知道保护这个“俑”的极端重要性。他对于自己的“伟光正”非常在意，因为说穿了这就是他的神性。任何不敬都会遭到他的反击乃至报复，这个特点越到执政后期越明显。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饥荒做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更是放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这无疑再次挑战了毛泽东的权威，但是为了渡过严重的经济困难，他只能暂时隐忍，让刘少奇在前面主持整顿工作，替他收拾烂摊子。那时毛泽东对刘少奇已经心怀不满，这种不满随着整顿工作的深入而逐渐变成一种敌意，最终导致后者被打倒，并从肉体上被消灭。

其实从整高岗开始，毛泽东已经在对中共高层进行系统性的清洗。那时他非常忌惮苏联对他的颠覆，这个威胁比美蒋要大得多。毛泽东从来不是斯大林属意的中共领袖。在斯大林眼中，毛更像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即使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斯大林仍然怀疑它的社会主义性质。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谒见斯大林，虽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政治援助，也遭受了没齿不忘的冷落和屈辱。

但是毛泽东知道此时必须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以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最大支持，这决定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建国理论。中国一定要变成实打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被苏联接纳入伙，也才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入第一方阵——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能有什么政治影响力？这个主义实乃毛泽东40年代中期的发明，在经典马列学说中找不到依据，其目的是使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获得民主党派的支持，因此属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并无多少“共产”色彩。

现在江山既已打下，“新民主主义论”便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反而与“一边倒”的政治口号相冲突，尤其不利于共产党迅速掌控全国资源，实现工业化。所以一俟“抗美援朝”大局已定，毛泽东马上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计划用十到十五年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只用四年就完成了，因为无非是“剥夺剥夺者”，用不着软磨硬泡，花太长时间。什么“和平赎买”、“公私合营”，不过是各种巧取豪夺，后面都有枪杆子撑着，大小资本家没有不从的。

之后他就发动了“大跃进”。在这件事情上，政治考量是决定性的。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从来没有直接兴趣，他的兴趣都源于政治盘算——他企图通过“大跃进”，让中国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人民公社）领先于苏联。他非常迷信制度就是生产力，一个落后的中国只要有了先进的制度，就能弯道超车。超英赶美不是梦，他的梦想是超过苏联，执掌国际共运之牛耳，让“毛泽东思想”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拥有软硬实力和众多盟友的超级大国，他自己也才能成为世界性的领袖人物。

没想到“大跃进”却搞砸了，毛泽东只能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到前台唱戏。在后面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忙着进行中苏论战，弄了七个答辩和九个评论出来，又抽空发动了中印战争——这件事不过是敲山震虎，因为后面有苏联的影子，他并不想与印度为敌。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务虚，不断在论战中进行哲学思辨，锻造社会主义阶段的大杀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宝塔尖，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核心内容即为阶级斗争。

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本来下一步就是进行和平建设。虽说为了稳定政权，需要“镇压反革命”，需要“三反五反”，后来因为金日成妄动，又不得不“抗美援朝”，但是这些藤藤绊绊在建国头五年就全部处理完了。可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挫折，并在这个期间与苏联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政治冲突。毛泽东思前想后，得出了一个惊天结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有人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与苏联修正主义同流合污。更严重的是，这样的人绝非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已经形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控制了众多单位的领导权，必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清除掉——并且还没法“毕其功于一役”，因为他们会像癌细胞一样不断生长出来。故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可有须臾停歇，“革命”将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永无熄灭之日。这确实是对马列学说的极大扩展，因为革命导师均未谈过社会主义大功告成之后，还要关起门来对自己人继续革命。

毛泽东却热衷此道，1962年在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就说：“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这与他在“大跃进”时期事无巨细地插手经济工作形成鲜明对照，说明他的兴趣已经从钢铁和粮食产量转到了更为“本质”的东西——人的思想。所谓敌人，不在于长相，而在于思想。如果思想属于敌对阶级，那么就会成为阶级敌人，哪怕此人曾经跟自己一起打过江山，是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所以阶级斗争学说是极为可怖的“大法”，练到化境会无视父子、夫妻、同志等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只要变成阶级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终于喊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最有名的一句语录，在文革期间刷遍神州大地。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大师已经完成最后修炼，法力升至第九重，很快就要大开杀戒。刘少奇帮助他渡过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大灾难，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却不知道也给自己打开了通向地狱的大门。在过去几年的整顿工作中，刘少奇对毛泽东而言，已经由革命同志逐渐变成了阶级敌人。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一条道上的，对自己怀有不轨企图。刘少奇对“大跃进”的纠偏，实际上就是替彭德怀翻案的一种手段，让全党都知道毛泽东是该下罪己诏的人。鉴于刘少奇已经对自己的“伟光正”构成重大挑战，是时候把他清除掉了。

之前高岗、彭德怀被拿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苏联存在过于亲密的关系。实际上，苏联一直想要在中共高层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曾经拉拢甚至策反高岗、彭德怀。对于这条线上的候选者，不管其本人意愿如何，毛泽东一定要收拾干净，而刘少奇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他既与苏联有密切关系，又具备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治国能力，是一个能够取代毛泽东的人物。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让刘少奇主事，给了自己一个冷眼旁观的机会。几年下来，毛泽东越来越觉得刘少奇是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着恢复经济的名义来搞“右倾翻案”。毛与彭的冲突已经发展成为敌我矛盾，如果彭没有错，那么毛就该下台，而非一个“罪己诏”能够交待过去的——毕竟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饿死了那么多的人。刘少奇在整顿经济的过程中，一直想要去除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没什么好说的，无非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后面的“一大二公”，这两面红旗不在了，总路线也就成了无水之鱼。“大跃进”事实上已经失败，毛泽东虽然输理不输面，但也没法再把运动搞下去。唯一剩下的就是“人民公社”，这是他的心头肉，谁也不能碰，所以当刘少奇支持一些地方搞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时，毛泽东才会异乎寻常地愤怒，这在他看来，不是多打点粮食的问题，而是“变修”的问题。

“修正主义”的威胁，在斯大林死后，已经变成毛泽东的心头大患。赫鲁晓夫上台不久，就背叛了昔日视为父亲的斯大林。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心存芥蒂，但这种“刨坟掘墓”的行径仍然让他极为憎恶，甚至产生某种恐惧，导致他到处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刘少奇可谓不二人选。后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与苏共发生了多次政治论战，越搞越大，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甚至造成军事冲突。这些论战非常“务虚”，争辩的大都是哲学问题。邓小平在几十年后曾经感慨：“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实际上他当时是主要操盘手之一。

今天再看这些文章，确实有些无厘头，但对毛泽东而言，每篇文章都是炮弹，都有实在的杀伤力。他若在论战中败下阵来，苏联的修正主义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中国，他打下的江山就会变色。修正主义者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对外不愿冒着核战争的危险与帝国主义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内则变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中国要是这样搞下去，必然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也会蜕变成资本主义，亦即“变修”。

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公有制”等红色基因注入到几亿中国人心里，以防江山变色。但是社教运动由于刘少奇的干扰，成效并不如意。毛泽东不能再容忍下去，也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202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