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时我还去看过二嫂一次。她的单位是纺织部，距天安门不远。“反右”以后，二哥被下放湖北农场劳动。我俩虽然同为“右派人士”，但他戴帽我不戴帽，他挨处分接受改造，我则志愿开发边疆，所以政治待遇仍有很大不同。曾几何时，二哥在部队扶摇直上，如今却一落千丈，这让二嫂情何以堪？

二嫂是一位积极要求上进的女性，这与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她父亲名叫翟青山，出身于於潜大户，20年代入上海一所有名大学读经济，后留校任教。那时他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加入了共青团，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势力，曾经率队参加反帝游行。1927年国共两党闹翻，他因“近朱者赤”而被捕，关了大半年，后经家人营救出狱。离开前他写了一份《悔过书》，表示与共产党一刀两断，这是谈好的条件。

其实他要是早写这份东西，早就可以获得自由，但他自信“共产主义真”，硬是扛了好几个月，甚至做了就义的准备。这可把老父亲急坏了——自己文化水平不行，拿着“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小道理，讲不过儿子要“解放全人类”的大道理，最后只好把他的授业恩师罗炳先请了来，再次为他“传道解惑”。

罗乃地方名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在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眼下正负责江浙一带的“清党”工作，得知得意门生“误入歧途”，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恰好他要赴上海公干，于是找个饭店住下，每天都到监狱里劝导翟青山。一连劝导了五天，自己都染上风寒，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打开了学生的“花岗岩脑袋”。

罗炳先知道翟青山这样的人，洗脑固然不易，可一旦改弦更张，却是极可靠的人，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当下保举他进入浙江省党部做机要工作，这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了上去。翟青山知道师恩深重，自当“精忠报国”，于是工作极为勤奋，很快获得升迁。抗战胜利后他进入国家监察院，查处各地贪腐，甚至参与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老虎”，和少主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再说翟青山的家庭，妻子名叫于贞，原是他的学生，因为仰慕其人品才学而与之相恋，本来准备大学毕业后就结婚，没想到这个时候郎君却入了监狱。于父为镇江富商，唯恐受到牵连，极力要求女儿与翟断绝关系，但于贞坚决不从，结果与家人闹翻，失去了生活来源。好在翟不久出狱，两人迅即在上海结婚，特地把罗炳先请来当主婚人。

于父起初很强硬，连婚礼都不出席，后来见女婿日益腾达，不由得心生悔意。于是让夫人出面，把嫁妆送了过去，又央求女儿带着夫婿归宁省亲。翟青山心中不忿，推说公务繁忙，日后再定。如此过了三年，直到女儿降生，才终于消了这份怨气，陪娘俩一道回乡。翁婿见面，不免有些尴尬，好在事过境迁，两人也不属乖张之辈，就把前嫌放下，专注于眼前的小千金——也就是我的二嫂翟琳。

翟琳乃家中独女，自幼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出落得美丽聪慧，更兼活泼大方，没有小女儿惯常的扭捏作态。她和我二哥是中学同学，不知怎么就喜欢上了这个“独头”。他俩在临时三中呆了4年，我进去时他俩刚刚出来。我很难理解这个乱世学堂怎么能够成为恋爱场所，但他俩谈起三中来，仿佛它是一所贵族学校，校舍整洁，环境优美，师道尊严，学生文明。附近那一片山坡，在他们眼里绿茵如画，再配上短笛牧歌，是绝佳的情侣漫步之地，而在我脑中则是放野火、烧棺材、偷菜煮食的好去处。说来说去，还是我没赶上好时候，遇人不淑。

翟青山的党国事业蒸蒸日上，没想到有一天却后院失火。他当年改邪归正，和共产党再不往来，但共产党不曾忘记他。于贞有一位大学好友叫吴霞，在浙西行署秘书处工作，顶头上司就是林树艺。吴霞当学生时并不活跃，也没参加过翟青山领导的学生运动，毕业后却加入了共产党。她本身就是於潜人，于是被组织上派回来，利用当地关系，打入国民党内部。吴霞和于贞原是故交，接上关系后，变得更加亲密。吴霞见到翟青山，依然恭敬地称他为“先生”，虽然翟并没有教过她。

抗战结束后，两家人都调到南京工作，仍然保持往来。由于翟青山已进入监察院，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的军政机密，组织上决定让吴霞做于贞的工作，把她丈夫争取过来。于贞在学校时就属于进步学生，思想左倾，虽然嫁夫随夫，但对共产党仍有好感。眼看国民党日薄西山，不禁为家庭的未来而担忧。吴霞见缝插针，不断对她进行“赤化”，让她觉得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未来。于贞猜测吴霞可能是共党的卧底，但吴霞并未挑明，只是暗示自己有路子，能够帮助他们两口子在改朝换代之际平安落地。当时国民党的不少官员都在找后路，尤其那些帮助过共产党的人，更是急于用旧船票登上新客船。

像翟青山这样曾经为共党效力的人士，更是“条件优越”。他跟着国民党走以后，致力于查处政府内部的贪官污吏，并没有得罪过共产党。抗战期间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曾经视察浙西行署。黄绍竑命翟青山负责具体接待工作，那阵子他几乎寸步不离周恩来。周对翟颇为青睐，并且似乎知其根底，交往中表现出一份特别的亲切。眼下翟青山若能“弃暗投明”，共产党那边当然会非常欢迎。】

2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