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全国陷入大跃进造成的空前灾难，我场自然不能例外。让我先抄录两段农场志，以便对全场情况有一个总体了解：

“1960年春季，更是阴雨连绵，从4月到6月正是播种季节，降雨42天，达2723公厘，比历年同期多1168公厘。当时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一片干，土地泥泞，机车趴窝，播种机瘫痪，圆盘耙不转。’

“当时因为经济困难，搞不了基建，发不下工资，职工生活异常艰苦，冬天没棉鞋，夏天没单鞋，下地打赤脚，机务工油渍麻花（无工作服更换），农工全身棉花（棉衣、棉裤被草拉破无法修补），住房‘披头散发拄拐棍’（破烂欲倒的房舍只能用木头支撑，用草苫补）。口粮标准很低，每月只有十多斤，最低的一个月只有八斤，其它都以野菜、玉米皮淀粉、榛柴叶补充。”

上面的文字记载基本属实，但说到没鞋穿，打赤脚下地和农工全身棉花等，则是夸大其词。另外，这一年农场的气候是否特别恶劣，也值得推敲，我身临其境，却无明显感觉。我认为农场三年困难的成因，与全国没有两样，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当时生产队的标准建制是：职工200多人，耕地1500亩，配备相应的机械。照理说，种如此多的地，即使闹灾荒，职工也不至于饿肚皮。但是农场大量粮豆已被调出支援关内，那里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正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也只好吃代食品了。

“代食品”这个词颇有点超现实的意味，听起来仿佛是某种未来世界里的食物，甚或圣经里的神食“吗哪”。可一个“代”字，又叫你搞不清它到底算不算食物。都说“民以食为天”，还有什么能够代替天？这东西可算“大跃进”时期最后一项伟大的发明了，中国人若不是急着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也不会吃到代食品，从这点来说，叫它“神食”并不为过，因为它的确跟崇高的信仰有关。

我在试验队的伙房见到代食品的加工过程：取青玉米杆用石灰水沤，软化后在木板上砸并揉搓，让内含的淀粉进入水中，再沉淀一小时，将水倒掉，底下就是代食品原料。制作时往里加入少量玉米面、大豆，再兑上剁碎的菜帮、榛树叶，使劲揉匀，做成半斤左右的窝窝头，每人每顿发一个。吃进嘴里发涩难咽，并且不耐饥，糊弄肚皮的效果比较差。

当时全国闹粮荒，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奇葩的一场运动。头两年几亿人还在意气风发地“超英赶美”，如今却在天底下到处找食。如此荒诞的剧情，真不是哪个地球人能够编出来的，然而它就实实在在地上演了。那段时间报章连篇累牍，都是各地发明的“吃经”，包括榆树叶、高粱秸、稻草、棉秆、玉米皮、鸭跖草、稻谷壳、花生皮、甘薯拐子、蒲草根、槐树皮……几乎拿出了“神农尝百草”的劲头来开发各种代食品。科学家更是临危受命，把代食品的范围扩展至单细胞世界，《人民日报》号召全民大吃小球藻，说它富含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又很容易培养——当然容易培养了，这东西就是水沟、池塘里那层绿绿的浮藻，人工繁殖用尿液最理想，简直要多少有多少，似乎古代饥民都是因为没有科学知识，放着身边的神食不吃才饿死的。

除此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食用心得，比如“煮不如蒸，蒸不如烙，烙不如烤”，“磨得越细，味道越好”，“代食品有热性、凉性之分，热性代食品单吃会引起便秘，凉性代食品单吃则会泻肚子，应该两种掺着吃”等等。小球藻则可以用来制作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良种站尚未搞出这么多花样来，除了上面那种代食品外，我没再见过其他古怪名堂。农场终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尽管有上级调拨任务，底下执行的时候多少要打些折扣。秋收也不会搞得很干净，地里总还是留点粮食，事后悄没声地捡回来也能对付一阵。但是库里确实没有多少底子了，所以赶上什么吃什么。那年因霜降提前，大田玉米不成熟，又没法贮藏，于是就啃青玉米棒，不定量。饭量大的一顿能吃十几个，而我只能吃四五个，啃到后来牙龈都磨破了，但也不如成熟玉米顶饿，因为淀粉含量太少。如此一连吃了半个月，吃得我见到这东西就恶心。我还吃过清水煮大豆，放少量盐即可，吃完肚子胀得弯不下腰来，只好一个个“挺尸”在床上。有人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减少能量消耗，值得推广。

总的说来，由于我呆在生产队，还是能够搞到吃的，并没有怎么饿肚子，但确实吃得很差。农场的一些文教单位就更惨了，搞出不少浮肿病人来。张国刚不幸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灾荒之年跳槽到了石清镇小学，本来一个挺正常的胖子就变成了米奇林轮胎人，身上的肉像注了水似的，一摁一个坑，半天回不来。他在那儿连青玉米、煮大豆都吃不上，只能带着学生采集草籽，捡各种树叶。患上浮肿病后，他拿到医生假条，倒也不用上班了，隔三差五就去石清镇买些高价食品回来，周末则到冯铁家去蹭饭。

说来有些寒碜，蹭饭我比张国刚开始得更早。起初只不过找冯铁串串门，后来却欲罢不能了。畜牧队在良种站西边，二十分钟便能走到。冯铁的妻子名叫林若兰，是顶善良的一个人，待我有如亲弟弟。她老家在绍兴，跟我的出生地嵊县紧挨着，因此是极近的同乡。林大姐很会过日子，家里有不少余粮。冯铁天天跟牲口打交道，平日里自然不缺肉，但这会儿连下水也带不回来了。幸亏浙江人很擅长腌制食物，林大姐每年都会做一些腊肉、香肠、霉干菜，所以我在那里总能吃到好东西，虽然只是一小碟，对我却有如勾魂使者。

冯家比较偏僻，周围并无邻居，食物的香味传不到别人家去，因此不至于惹来麻烦。我在那儿吃了四五回，张国刚才上门。其实他到石清镇小学，就是林若兰介绍的，二人现为同事。眼看他不断“发福”，林若兰叫他到家里来打牙祭。不过张国刚人高马大，脸皮却薄，不好意思来蹭饭，一直挨到得了浮肿病，心里才发慌。那时人常说：饿瘦了不怕，就怕饿胖了——营养跟不上，肝肾出问题，身体才会积水浮肿。最后林若兰硬把他拽来，我才终于见到这个巨大的胖子。冯铁开门见山地说：“这年头活下去就是胜利。咱们仨在大草甸上有过命交情，就别再客气了。以后你们常来，我家的粮够你们吃的。”

恭敬不如从命，此后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到冯家聚餐，开吃饭沙龙。林若兰的祖父旧社会逃过荒，因此留有遗训：任何时候家里都要贮备一年以上的余粮。她跟冯铁结婚以后，就像田鼠一样积攒粮食，有时冯铁都笑话她：“守着农场的大粮库一百年都吃不完，你还要建自己的小粮库。”但现在冯铁却感激家有贤妻，在储藏室里存满了粮食——最后几袋都是形势刚开始紧张时，林若兰到石清镇老乡家收购来的。现在你出多高的价钱也买不着了，因为卖粮就意味着卖命。

我第一次去冯铁家，正赶上吃饭。林若兰马上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玉米糊糊，里面没加任何树叶子菜帮子，这是难得见到的。我不好意思，就推说已经吃过饭了。她快人快语：“到这里还客气什么？现在你们单身汉最可怜，以后经常来。”关系熟了以后，她更是领我去储藏室参观。此举在当时是忌讳的，因为谁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余粮。尽管农场尚未实行苏维埃的“战时共产主义”，没收一切余粮，但如果知道她存了这么多粮，恐怕也是要过来查处的——在大饥荒年代，有粮还不算罪行的话，至少是一种罪过。我和张国刚深知此节，所以从不对外透露，周末去哪里也不会跟人讲。吃饭已成为性命攸关的大事，绝不能让这两口子再为我们惹上任何麻烦。

我们在那里打了半年牙祭，直到农场来年有了收成。我和张国刚曾经提出，每人每月支付10元伙食费，但被他们断然拒绝。为着我们的到来，林若兰往往会去石清镇采购一些蛋肉，所以我们出点钱是完全应该的。争执了好几回，最后我们威胁不来了，他们才接受每人支付5元。几个月下来，张国刚的大块头就像汪炳生治理的涝地一样，逐渐缩回原形，我看上去也不再“面有菜色”了。韩信曾受饭于漂母，日后报以千金。这两口子对我同样有“进饭之恩”，我却难以回报，只能时时提醒自己要存慈悲之心，不要因为命运弄人而变得冷酷无情。】

20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