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了，人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国虽破，山河尤在，一切都可以重来。无数鲜血和头颅，终于换来一个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我虽然只有13岁，很多方面尚且懵懂，但作为这场浩劫的幸存者，我学会了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这不是“训育”使然，而是战火的洗礼让我懂得了生命的可贵。我能够活下来，是多少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但只因同为中国人，他们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的生命。这种感恩之情那时便注入我的心田，使我后来毅然选择了从军的道路。少年的单纯与执着，可以让我为了理想付出一切。不过所谓“感恩”，却又相当抽象，因为我加入的并不是当年保护过我的国军，而是共军。这一历史讽喻，我只是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才意识到。对我而言，军队效忠的是国家，而非党派。无论那时的国军，还是后来的共军，在捍卫国家统一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中国的军队。

那是举国欢庆的一段日子。过去最让我害怕的日本鬼子，现在终于给打败了，我的心如同天目山飞扬的云朵一样轻快无比。於潜重新热闹起来，许多不同番号的国军部队通过这里，开往杭州方向。一天，小伙伴喊我去看美国10轮军用大卡车，我立刻狂奔出门。可惜赶到那里还是晚了一步，只看见卡车背影，以及土路上深陷的人字辙印。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我从小就爱闻这股味，来到小山城定居后，却一直没见过汽车。这次虽然未睹芳容，所幸余香尚在，我站在那里使劲吸了几口气，着实过了一把瘾。

热闹总要复归于平静。狂欢之后，如何开始新生活，成为母亲考虑的头等大事。蜗居山中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子女要有前途，必须到省城去发展。尽管我成绩不好，但她并未丧失信心，毕竟我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换个环境应该还有救。战争期间保命要紧，有个学校上就行，现在时局好转，她则要送我去杭州读书。那时浙西军政机构已经纷纷迁出天目山，原先为避战乱搬到浙西的学校也开始撤离，同时召回师资。临时三中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继续呆在此处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母亲为我办了退学手续，让我离开了这间异彩纷呈的乱世学堂。

1945年11月初，母亲送我去杭州上学。我们还是坐独轮车，近两百里路，走了两三天。那时天目山已无国军驻守，浙西的土匪流寇有所抬头，因此治安反不如抗战期间。天快黑时，母亲将手上的金戒指捋下塞进我的绒帽缝内。我有些紧张，但母亲不动声色。她找的车夫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怀中揣有利刃，其中一人路上掏出来切瓜，让我见到。那刀虽然长不及尺，但明晃晃的十分锋利，显然不是专门用来切水果的。这两人均为一身短打，脑袋剃得锃明瓦亮，推车时外衣扎在腰间，只穿开襟小褂，露出两条黝黑的铁臂。眼里更是透着一股杀气，让我觉得他们撂下车就能当土匪。但他们对母亲非常恭敬，路上说停就停，说跑就跑，显然极为可靠。母亲待他们也相当优厚，到点吃饭，从不让他们饿着肚子赶路；晚上住店，则让他们和我们住一样的房间。两人吃好睡好，打起架来肯定吃不了亏。母亲给他们的车钱自然不会少——到了危急时刻还指着他们以死相拼呢，哪能吝惜钱财？他们为母亲效劳并非一日两日，我后来往返於潜和杭州两地，每次都是坐他们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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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哥在河桥镇转了一个多钟头，无甚可观。与我上学那会儿相比，这里明显冷清了许多。老相公殿前搭了个戏台，但演出早已结束，除了地上的果皮纸屑，看不出什么热闹景象。昔日人来人往的耶稣教堂大门紧闭，估计里面早没有牧师了。临时三中本来就破，现在更是破得一塌糊涂，连一面完整的墙都找不到。镇中的老街倒没怎么变，走在青石板上，感觉头顶那片飞檐交错的天空还是旧时模样，只是少了人气，再也见不到熙熙攘攘的客商、船工、挑伕、伙计，更无达官贵人和烟花女子，唯有宁静的居民，继续守着这座已被历史抛弃的小镇。

雪下得有些大了，身上觉得冷飕飕的。我们不敢久留，截了辆三轮回到昌化县城，随便找家餐馆吃了点东西，就登上开往杭州的长途车。今天是初七，我们已经在外面转了六天。这六天走过了我的十三年，让我看到自己怎样从一个儿童变成少年。我在新昌丢下父亲，在金华丢下母亲，到了杭州我还要丢下兄姐，只身前往北大荒。对我而言，成长的过程，就是一步步抛离亲人的过程。

大哥疲累不堪，很快靠着车窗睡着了。经过於潜时，我没有叫醒他。纷飞的雪花中，一座座青灰色的屋舍显得那样寂静遥远。我对这个小山城的片片记忆，也将重新沉入脑海深处，没有特别的刺激，它们不会再冒出来。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构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所经历的事情，都会在那里，即使我觉得已经遗忘，也还是在那里，影响着我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上帝让我降临人世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我把这些记忆带到人生的终点，再重新呈现给他。】

201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