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一到楼下，便看见两棵大树间六七个花圈，倚靠在一根晾晒被子用的铁丝上。花圈自然都是送给老烟的，其中一只写有我和清月、然然的名字。看来丧事已经开始在办了。上得楼来，客厅里挤满了人，基本上都是陌生面孔。弟弟赶紧给我一一介绍，他们都是子校和离退处的同志。我们俩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如何操办全得听他们的。

妈妈在里屋，形容憔悴，但比我想象的要好，至少还能站来跟我打招呼。这大半年来，妈妈拖着病躯，一趟趟地给爸爸送汤送饭，送换洗衣服。她自己有膀胱癌，每月都得做灌注治疗，走路时间一长小腹就痛。最近妈妈操劳过度，又得上了肩周炎，右胳膊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老烟就像一只麻雀，平常蹦蹦跳跳挺精神，但是不能关在笼子里养，一旦失去自由就活不了。妈妈身上却带着中国女人特有的韧劲，只要还能动弹，就会任劳任怨地履行自己的家庭职责。我知道，妈妈能够不离不弃地照顾爸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靠的完全不是爱情，而是同情和友情。这种义气在男人中间也不多见。老烟对妈妈是很感愧疚的，因为他根本无以回报。他能做的只是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让妈妈得到解脱。

弟弟让我选一张爸爸生前的照片，制作遗像。我在老烟的电脑里找了半天，找到一张2007年冬天在广运潭拍的照片。老烟头戴鸭舌帽、身挎背包，精神矍铄地站在一株大树旁，背后是无尽的皑皑白雪，几枝腊梅从一侧探出头来，黄嫩的花苞娇艳欲滴，让人感到春天的气息。这张照片是弟弟拍的，画面质量非常好，洗出来后加上镜框和黑纱，供在客厅餐桌上。妈妈看到它，老觉得爸爸还没走，有时从旁边经过，还会转身叫他。

老烟的遗体当晚就送到殡仪馆去了，我本想在医院见他最后一面，握握他的手，摸摸他的脸，竟也未能如愿。逢单出殡是这里的规矩，去世当日算一天，所以老烟明天就可以出殡了。我们也不想再拖，毕竟大家都已心力交瘁，还是送亡者早点上路罢。清月比较机灵，没听我的话坐火车，下午3点就飞抵咸阳机场。只是周末西安大堵车，她折腾到7点才到家，浑身都快散了架。

由于讣告已经贴出，不断有老烟生前的同事、学生和朋友来吊丧。每人在他面前焚三柱香，鞠三个躬。我和弟弟肃立两旁，鞠躬还礼，然后坐下陪来客说话。如此这般，折腾到晚上9点才算完。清月到厨房做了点面条，大家也没什么胃口吃饭。

我家在西安属于外乡人，许多习俗都拎不清。弟弟很细心，问好了出殡之前需要守灵，确保爸爸面前的香火不断，蜡烛长明。于是当晚大家轮流值班，上半宿弟弟和弟妹在厅里守灵，我和清月陪着妈妈在里屋大床上睡觉。睡到凌晨3点多钟，清月把我推醒换班。我坐在老烟遗像面前，哈欠连天，困倦至极，心中感激他真会踩点，选在晚上10：45离开。他要是过了12点再走，我们就得多守一宿灵。

第二天早上9点，出殡开始。离退处派了个黑黑的、长得挺壮实的司机陈师傅来做司仪，引导我们按照当地规矩送老烟启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程序是“摔盆”，据说这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习俗。供桌前摆放着一只黑乎乎的瓦盆，陈师傅到来之前，我们已经在里面烧了一摞纸。等会儿单听他一声招呼，作为长子的我就要端着这只脏兮兮的瓦盆，走出楼门后在第一个路口把它摔碎。“摔得越碎越好！”陈师傅如是说。这种荒诞不经的礼仪让我感到几分滑稽，却又感到几分紧张：“谁知瓦盆的质地如何，要是摔不碎该咋办？”

这时陈师傅用低沉的男中音对着爸爸的遗像说：“烟老师，我们要走了。孝子下跪，给老父亲磕三个头！”老烟活着的时候，我从没有给他磕过头，所以很不习惯。第一个头磕下去，我还在想怎么摔盆的事。但第二个头磕下去时，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要走了，一股悲怆在我体内突然爆发，泪水夺眶而出。第三个头磕下去时，我已经被痛苦完全淹没，放声大哭。

我端着瓦盆，在泪眼朦胧中摇摇晃晃地跟着陈师傅下楼。周围的人和物都退缩到幕后，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人，像个离家出走的孩子踽踽独行，一路抽泣。这时只听一声大吼：“孝子摔盆！”我把瓦盆高高举过头顶，朝路面奋力摔去。瓦盆摔得粉碎，宣告老烟与阳世的彻底离别。在这决绝的碎裂声中，我仿佛听到远古先民们对着苍天黄土发出的最后哭号。

201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