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底，我再次赴朝，任务是轮训230名初中文化夜校的教员。校首长命我当组长，率语文教员戴君和数学教员汪君一同前往。戴君以前是我的业务指导，常听我的课。他虽然知识功底扎实，但是南方口音较重，北方籍学员听起来有些吃力。戴君历史上不太清白，平时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肃反运动以后，他又添了个啃指甲的毛病，也不知受了什么刺激。这次领导没有选他当组长，估计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于汪君，比我也大个四五岁。此人生得眉清目秀，气质高雅，祖上是有名的书画家。他虽未继承家学，仍然喜欢舞文弄墨，好写旧体诗，这在数学教员里是绝无仅有的。汪君天性孤傲，但业务上是把好手，讲课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很受学生欢迎。按照我的年龄和资历，要带好这两员大将是有困难的，可自始至终他们跟我配合默契，从未给我添过麻烦。

入朝后先去军政治部报到。领导对我们的到来颇为欢迎，当下商定了计划，以师为单位开展轮训。那时部队已建有营房，不再借住民居，但条件仍然相当简陋。有的营房没有桌椅，我们就只好趴在被褥上备课。作为组长，我负责教学规划，兼授语法课。由于时间仓促，要按初中夜校的课程完整过一遍，只能是蜻蜓点水。好在听课教员的水平都不高，加之我参加过南京集训，知识准备上还不至于捉襟见肘。这些来自基层的文教吸收了我们从国内带去的教育信息，并掌握了一般的教学方法，回去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干了，所以他们都反映收获不小。

三个师再加军部，一共是4个集训点，我们花两个月转完一圈，算是大功告成。军长对轮训效果相当满意，在小灶食堂设宴，款待我们一行三人。部队等级森严，一军之长是大人物，却能如此礼贤下士，让我们受宠若惊。那天陪同军长就座的还有几位首长，制服颜色特别，质地上佳，看上去像是用战利品改做的。他们言谈举止随意，但并不粗鲁，对我们尤为客气，与基层领导的作派大不相同。

这次在朝鲜执行任务，总的来说挺顺利，但其间出过一档悬事。我们完成第三师的培训工作后，准备返回军部。临行前师长告诉我们：昨晚这里有情况，下属某团一名战士在站岗时被敌特摸走了，生死不明。他建议我们早点上路，天黑就找个地方住下来。我们一听都有点紧张，但又装得满不在乎。要知道，知识分子在工农干部跟前是挺要面子的。

师长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命警卫员送来一支“五一”式手枪，让我路上带着，以备不测，到军部后再上交。这反而让我心里更加打鼓。我们三个秀才兵，谁都没有实战经验，一把手枪能管什么大用？再说特务在暗处，见三人当中只有我一人持枪，肯定要首先干掉我，所以我的危险比另两位都要大。但现在琢磨这事有什么用，谁让我是组长？

三人上路后，各怀鬼胎，没心思说闲话，只顾埋头往前赶路，争取在傍晚之前赶到军部。可是不巧又走错了道，绕了个大弯，天擦黑才走到山脚。这山也不算矮，上下20里，翻过去才是军部。我握着枪走在最前面，戴君和汪君拎着木棍，依次跟在后面。我叮嘱两位：各自拉开5米间距，不准讲话，不准打手电，注意互相保护。

山路很窄，一侧是深涧，另一侧是丛林。如果丛林里窜出个敌特来，我们稍一闪躲，就可能掉到深涧中。所以我不停地提醒自己：若有情况，一定要站稳脚跟，绝不能惊慌失措。快到山顶时，我看到前面有个岔口。正犹豫该走哪条路时，眼前忽然闪过一道火光。恍惚中有个人影向我扑来，迅捷如鬼魅，惊得我毛骨悚然，下意识地扣动扳击。“镗”的一声巨响，枪口蹿出一道火舌，来人应声倒地，手中火把飞出老远。汪君和戴君冲上前去，举棍就打。这时我已看清那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急忙叫二人住手。

我拎着手枪，过去细瞧。那人两手捂头，体若筛糠，撅着屁股趴在地上。我用朝语喝令他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戴君从一旁拣起火把，让我看清此人模样：原来是个20多岁的朝鲜青年，脸上挂满鼻涕眼泪，粘着枯草树叶。我不敢掉以轻心，仍用枪指着他。汪君的朝语比我好，和他叽哩咕噜半天，总算问明情况。小伙子说自己住在山后村庄，因老父得了急病，去请医生。为了赶路，他从山顶斜穿过来，正好和我们撞上。我一枪上去，吓得他魂飞魄散，就地卧倒。汪君搜了他的身，没发现武器，我这才把枪收起。幸亏我平时不曾好好训练手枪射击，子弹打偏，让这小子捡了一条命。他背上虽挨了两棍子，不过并无大碍。

我掏出烟盒，递给他一支，表示歉意。他抖抖地抽了几口，就举起火把，急冲冲地赶路了。这时我才发觉后背全是冷汗。要是一枪把他打死，那可就闯大祸了——军长的小灶肯定是吃不着了，弄不好还得上军事法庭。】

2009-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