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成学校的校长叫田其光，胖乎乎的，人很和善，但能力不强，全盘业务工作均由教务主任张林生负责。张是苏北人，渡江前入伍，高中文化，本应吃得开，但此君身上有股文人傲气，加之在苏北根据地当区长时被捕过，历史上有疑点，所以提升不快，只是连级干部。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用的是锋芒毕露的“革命体”。

张主任入伍前当过教师，对教学工作抓得有板有眼。记得我头次上讲台，有些紧张，生怕学员提问，而成年学员的一大特点就是爱提问，何况他们年龄大级别高，对我这个“小先生”并无多少敬畏。当时我遇到几个学员连续发问，差点当众出丑，吓得“两股战战，几欲先走”。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努力把课讲得生动，让学员爱听。张主任搜集到大家的反映后，对我的工作评价不错，很快就提拔我当教员组长。我至今保存着一本立三等功的《功劳证》，颁发时间为1951年9月1日。立功事迹写了3条：一、工作积极负责，思想稳定；二、教学上能主动钻研；三、自学好，并能帮助别人。

1951年底，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速成识字法”，号称30天内可让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认识3000个字。部队的“文化大进军”骤然升温，祁建华本人也被尊奉为“扫盲大师”、“当代仓颉”，其影响由军内扩展至军外，掀起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扫盲热”，声势不亚于时下的“疯狂英语”。据我一辈子的教学经验，语言学习实在是太困难，所以在任何时代，“速成”都是诱人的噱头。“大拨哄”的群众运动，能够在短期内营造出宗教式的学习狂热，以及“无往而不胜”的豪情斗志，但神话终究是神话，其真实效果与广告词相比总要大打折扣。

由于推行“速成识字法”，我校学员猛增。为解决师资短缺，师政治部决定把师文工队调来支援，我麾下的人马骤然增加到80名。部队惯例：每天早晚点名两次，除查人数外，主要是讲评和布置工作。这任务由我来主持，校长和教务主任很少出面。自文工队来后，每次我点名时，下面站着黑压压一片，很有些声势。人一多，要办的事自然就多，我一下子变得很忙很重要，不时有人来请示工作，领导也常叫我去布置任务。文工队有不少姿色不错的姑娘，小伙子都愿意在她们面前露脸，我自然也是心情愉快，干劲冲天。

这次文化进军总的来说干得不错，我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张主任对我的使用是放手的，我也没让他失望。阔别40多年以后，上世纪90年代我曾到无锡拜访这位于我有知遇之恩的伯乐。其时已是满头白发的他，噙着泪水与我在家彻夜长谈。

老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九死一生。那时“造反派”的脑子里缺根弦，认定“大凡历史上被捕过的人，要么是烈士，要么是叛徒”，所以整治他比整治“走资派”要厉害得多。老张转业后担任一所重点中学的支部书记，“近水楼台先得月”，被校内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他妻子是学校的人事干部，也遭揪斗而失去自由。

有一回，老张蹲在“牛棚”里想吃油饼，托人带口信给上小学的女儿。次日，女儿送饭的篮子里果然多了一块油饼，不料却被看守发现后扔在地上。老张从栅栏间伸手去抓时，一只大脚迈过来，把油饼碾得稀烂。小女儿在一旁不停哭泣。老张气得七窍生烟，跳起来冲着看守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畜牲！”当天晚上，老张的右腿被打断了……

后来落实政策，老张总算摘去“叛徒”帽子，享受地厅级离休待遇，然而妻子因焦虑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这是最使他悲愤的事。老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与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一起，貌合神离。我走那天，这位续弦送我到车站，交谈中得知她是上海的一名退休医生。她人不错，温文尔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很显然，无论在志趣还是性格上，她与老张都格格不入。她并不讳言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危机。果然，半年后我接到老张的信，说女医生已经离他而去。再过两年，我终于得到老张的噩耗。他死于心脏病复发，享年80岁。】

2008-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