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靠是什么？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有可能长期停滞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等，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可以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基本作用，人们有钱就进行生产性投资，有强烈的工作意愿，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大多能摆脱“贫困陷阱”。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驱动阶段，不仅需要调动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对生产性要素进行长期投资，以提高要素质量。实现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要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创新驱动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美国、日本和欧盟许多国家目前都处于这个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处在效率驱动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因素可能让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常被强调的是，中国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例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是问题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问题之果，哪些问题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目前储蓄率太高，但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之后，储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储蓄是伴随高速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中国即使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想提高储蓄率反倒是很困难的。
现在人们非常关心四个问题，都与中国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密切相关。一是政府规模问题。政府规模应该适度，政府规模过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近几年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行政管理费用尤其增长迅猛。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收费，广义的政府税费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结构也有诸多问题。二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比照国际标准，贫富差距的确较大，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三，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国际范围内算是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的衡量指标，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强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占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