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须鲸
回忆过去，怀念友人与故人，旅游之见闻
正文
上一篇写的“值得回忆的大学生活”内容基本偏于“过五关斩六将”的味道，这篇我想写一下算是“走麦城”之事，在那个年代我还算有点儿代表性的类型--生活尚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即生活散漫；思想上没积极靠拢织对自己没有高标准严要求；在术科（技术课）学习上是积极认真，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在五年术科考试均为“优”，但刻苦精神不够；在当时的年代可算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我这样的学生不能説少，纯属“傻直憨”的政治智障儿。 58年正处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口号声声震环宇，大有一天成为世界强国之势，开学后进行了分系选专业后不久就参加了北京市全民运动会的击剑裁判工作，北京市全民运动会结束回到学校放下行李马上投入“土法炼钢”，不知道当时是哪路神仙脑袋一热，用泥打成砖坯垒成小高炉用劈柴棒子烧火把捡来的废铁等物件扔到小高炉里去炼钢，那时的人的头脑都进了水，一点科学常识全无，问题是谁敢有科学头脑？连夜的干弄得我们人困马乏头昏脑涨，我有点支持不住了便向领导请假回宿舍休息。小土高炉群炼钢结束后，各系把炼出的成果摆在院中展示，我们武术系是人数少的小系（只设举重；拳击；击剑；国际摔跤和武术），成果只有一小堆像烧锅炉出来的炉渣子，我多了一句嘴：咱系没黑没白得干就炼出这点炉渣子。也不知哪位线民或狗腿子汇报到系里，等待我的是年级批判大会。我是大错少犯小错不断，这只是开始。
三年级开学后，我们到通县牛堡屯去劳动，开始让我去放羊，当时已经是吃不饱饭，牲口有的已饿死，耕地成了问题，只好用人代替牲口来拉犁耕地，真有同学因吃不饱饭做大强度劳动--拉犁而晕倒在田间，事后倍受表扬号召大家学习他吃苦耐劳的精神。 一天发生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情，当时大家都很饿，但买食品已开始用粮票，游泳一班的谈维思 知道我有粮票，便和我商量装病请假去买点心吃，他出钱我出粮票就这样双方达成共同解决饥饿的君子协定，在我们吃完后由邻村往回走时説好回宿舍休息，快到宿舍时他説去厕所，实际他没去厕所而是去了劳动指挥部将我们所做的一切向领导全盘托出，我在宿舍还傻不汲汲睡觉。劳动结束返回学校后，全年级开批判会，指我有资产阶级思想享受主义，平时留着大分头，身着西装皮鞋，劳动不能吃苦等等，会后我们和游泳班的同学进城，晚上要到游泳馆观看比赛并给国家队员作技术统计，进城后先去理发馆剃了一个光头，这头不但没剃掉资产思想反而落了一个对批判有抵触情绪而且对抗领导的教育，我这光头白剃了，养了近半年才恢复原发型。
在五年级做个人毕业鉴定会上，我这位“傻直憨”再次发飙。我们滑冰班六个人分到游泳二班和三班做毕业鉴定，当时我在三班由杨秀浩老师主持这项工作，班上一位李姓女生是印尼华侨，担任团支部宣委，她的鉴定里有一句话：“生活作风一贯不正派”，我顿时忍不住地提出异议：这是对她五年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各方面的总结和评定，用“一贯不正派”这词对女生是多么大的污辱与伤害，她是否在五年的生活中不断地更换男朋友吗？不是。简略说明情况；61年9月全体58级参加毕业实习，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实习队，有水冰系，球类系，武术系同学组成的，在实习期间她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当时是武术系举重专业的刘姓同学。实习结束返校后她和她男朋友分手（她的男朋友姓张，是我们系56级游泳专业的留校生，政治教研室的教师，政治面貌：党员，他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皮鞋，手腕戴的手表，胯下骑的英国风头自行车都是李姓女友提供的，当时俗称叫“吃华侨”，看完上述简单事实，究竟谁生活作风有问题不是显而易见了吗！），她在大学期间只交了一次朋友而后分手到毕业前夕与刘姓同学结婚能説是“生活作风不正派”吗？结果杨老师在几乎是全班同学的反对下删除了那句话。“政治上起动慢”这句话在我的和其他人的鉴定里都有这句话我当时提出请杨老师解释一下何谓“政治上起动慢”，杨老师讲：即每次政治运动来时或是有中央精神下达时，你们的思想与动作反应迟钝。我立即反对这种解释：什么叫反应慢而又谁快？中央下达的精神反应最快的是彭真市长再下来是我们的学校钟师统院长，接下来是我系贾玉瑞主任和您杨老师，再下来是咱班的高继参同学（党员，调干生），我们慢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还用写进鉴定里呀！而这句话又被否定掉了。最后，我自己的鉴定与领导有重大分歧，开始我没有在自己的鉴定上签字，系领导説：如果不签字你就没有毕业证书，所以必须签字但你可以将你不同意见写在鉴定里，我只有遵照指示去办了，然后拿了介绍信和户口区北京市体委报到，不知何人将我的名额給顶了，告知我去市教育局报到，我户口迁址单位是市体委，只好返回学校重新办理户口的迁移地址，等我都办理完了去女八中报到已是9月30日。
何因让我不在自己的鉴定上签字呢？我的鉴定的内容已不能完整回忆起来，但重要的还有些记忆“本人基本上拥护三面红旗，学习成绩优秀，群众关系好，劳动观点差，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 - -等”，“本人基本上拥护三面红旗”这句话基本已经在政治上将我枪毙掉了，关键的三个字“基本上”是对我在毕业鉴定会上屡次推翻领导给做的评语一个警告和在走向社会前的教训，即过多地与领导顶牛之下场就是如此，用文字就可以把你的前程给断送掉。反正我也不是走仕途的料，档案里被写几个字就让领导们写吧！直到文革是从邻居“小脚侦缉队”的大妈口中得知，在上高中时我的档案里就有我是“不戴帽子的右派”，57年反右时我只是高二的学生，真不知是否还有天理在如此草结他人的政治生命。自丛200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回国探亲访友，在与北体大师生和女八中师生聚会时，总会有当年做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和老师向我表示对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表示歉意，对他们的表示我接受而且也表示我的谢意，可是看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他们的职责所在。我的大学五年学习生活虽説没有艳丽的光环和夺目光鲜的彩虹，但我却有丰富多彩而平庸的愉快的清纯的快乐的大学生活。
07年在香港与游泳班同学--余长辉（左一，也是原北京水球队的队长）和张松卿（右一）
下面的相片是07年在广州与游泳班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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