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曼彻斯特爆炸案，再次激起世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注，同时也质疑这一恐怖主义浪潮，是否代表了伊斯兰社会无法摆脱的长远危机？西方不少右翼势力，更把这归罪于伊斯兰宗教本身。

    回顾一下近代历史，就可以看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上升，完全是近数十年来的现象。二次大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中东伊斯兰社会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是世俗的阿拉伯现代民族主义。这一世俗意识形态的衰退，以致今天在政治上几乎完全破产，触发点是1967年的中东六日战争。今年6月，是这场战争整整50周年。

    50年前的这场战争进程大致如下：星期一，以色列在地面上摧毁了埃及空军，并且击落大量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飞机；星期二，以军突破了埃及在西奈半岛的重防；星期三，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旧城，去犹太教圣迹“哭墙”祈祷；星期四，以军抵达苏伊士运河；星期五，以军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俯视无险可防的大马士革平原；星期六，宣布停火，以军胜利收兵。

    大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局势就此彻底改观：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一蹶不振，而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逐步兴起。

    伊斯兰极端主义高涨，固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但是主要动因不出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丧失意识形态上的号召力，导致中东各国强化情报治安体系，靠高压手段维持统治，与基层民意日益脱节，造成道德权威江河日下、专制主义不断上升的恶性螺旋。缺乏政治诉求渠道的“阿拉伯街头”，越来越转向各种宗教力量。

    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有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本身的不少原因，尤其是轻视妇女，忽视现代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但是西方世界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之功。欧美各国在大中东地区陆续打击的主敌，从伊拉克、利比亚到叙利亚，一直是各种世俗主义政权。而依靠和提倡保守宗教势力的沙特阿拉伯等专制政权，则是获得大批军援的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的国际行程以及在沙特签订的1100亿美元军售合同，就是个很好的写照。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中东六日战争的余波——欧美极力扶持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我曾经把“温和领袖”阿巴斯主持的这个“自治政府”，形容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南京汪精卫政权。近日连《纽约时报》也发表评论，把这个“自治政府”描述为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卵翼，使得我看到更恰当的比喻，是二次大战中的法国维希傀儡政府。

    首先，维希政府的首脑，是一次大战英雄贝当元帅。这与巴方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曾经是参与多年抵抗运动的巴解组织元老相似。其次是合法性：1940年6月，贝当获得当时法国议会紧急投票授权，组织临时政府。但是此后再也没有组织过任何选举。

    2005年，阿巴斯通过民主选举，继承阿拉法特出任自治政府主席。可是次年哈马斯组织赢得议会选举后，所有选举“暂停”，阿巴斯已经超过了法定任期八年，民调显示三分之二巴方选民要他下台。

    维希政府在本土实际控制不到一半的南部领土，整个法国北部完全在德国军事占领之下。据《纽约时报》，巴方自治政府只控制了不到二成西岸领土，其余全在以色列军事管治之下。在军事上，维希政府完全在德国监控之下，维希“军队”连一辆坦克都没有。

    在以色列严密监控之下，巴方自治政府只有装备了轻武器的“治安力量”。而且维希政府的主要治安职责，是配合德国占领军，打击法国的抵抗力量。《纽约时报》形容巴方自治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原始警察政权”，“巴勒斯坦人民是地球上被严密监控的人群之一”，巴方自治政府是“以色列军方的分包商”。

    正是因为维希政府与德国占领当局的密切合作，刺激了自由法国抵抗运动迅速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意支持，逐步控制了许多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这一情况导致二战后期维希政府军力与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在法国南部的事实内战。同样，我们在巴勒斯坦看到哈马斯组织的上升，在与以色列和美国秘密支持的巴解组织一场小型内战之后，控制了加沙地带。

    如《纽约时报》承认，这个丧失了合法性和阿拉伯民意支持的“以色列军方分包商”，继续得到欧美代表的“国际社会”全力支持。在这样的例子下，“国际社会”要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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