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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就台灣歷史和兩岸關係歷史而言,1987年的“解嚴”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島內政治在“解嚴”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黨一黨執政逐步走向終結,多元化的政黨體制與輿論生態逐漸形成,這是戰後台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有學者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的投射。 至於台當局“解嚴”以及幾年後結束“動員戡亂體制”所帶來的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進程,外界則給予褒貶不一的評價。有人認為台灣民主是“華人社會的燈塔”,也有人認為它讓台灣陷入長期內耗而無法發展經濟;有人認為民主化和本土化真正讓“台灣人民當家作主”,也有人認為它給“台獨”分裂活動打開方便之門。儘管眾說紛紜,但若把視線拉回到藍綠惡鬥、朝野撕裂、暴力成風、民怨四起的當下,如何評價今天的“台式民主”,相信台灣民眾最有發言權。 不過,相較於對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各執一詞的評價,三十年前台灣當局“解嚴”的另一項意義,在島內各界乃至海峽兩岸都有著高度共識,那就是“解嚴”後,兩岸社會交流交往的大門得以重新打開。兩岸重啟交流三十年來的重要意義與深遠啟示,在此無需再做贅述,但需要注意和警惕的是,台灣當局此時此刻針對兩岸交流的所作所為,已經背離了三十年前台灣主政者的初衷,正在與自由、開放的精神漸行漸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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