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23期，原题为“毛泽东和5封电报”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空灵美丽的高原、英勇悲壮的进藏先遣连、虔诚执著的和谈使者，还有毛泽东以及他与5封有关西藏解放的电报??

　　一幕幕西藏解放往事，穿越了整整一个甲子，在历史的镜头中延伸。

　　1951年5月23日，新中国的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这里签订。双方代表会心而笑，这个画面永远被定格。

　　电文：“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

　　1949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遍大半个中国，西北的甘肃，有个11岁藏族少年，是毛泽东格外关照的对象。

　　当年8月6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等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藏谚有云：“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外避内地，到了这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两位宗教领袖的恩恩怨怨，让20世纪前半叶的西藏历史格外的波诡云谲。

　　1924年11月15日的夜晚，九世班禅率领少数随从，逃出了西藏。他来到内地之后，四处奔波，寻求国民政府支持，力图返回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九世班禅有了回藏的希望，但因种种阻力，终未达成心愿。4年之后，他在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圆寂。堪布会议厅(班禅行辕机构)开始寻找转世灵童，经过筛选，终从17名灵童中选中温都。贡保才旦，即十世班禅。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占领西宁。7日之后，12岁的班禅派出堪布会议厅最高文官计晋美一行，昼夜骑马赶到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

　　实际上在西宁解放之前，国民党即屡次派员劝说十世班禅去台湾，不要被共产党所利用。但他断然拒绝：“我是西藏人，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班禅即给北京发电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伏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懈怠??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至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叩。”

　　获悉班禅的来电，毛泽东格外欣喜。

　　一年半后的1951年4月27日，少年班禅来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为表达感激之情，班禅献给毛泽东多项礼物。其中有一面红缎锦旗，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还有金盾一座，上面镶嵌“毛主席万岁”五字。

　　1952年，十世班禅终于回到了西藏的扎什伦布寺，离1923年九世班禅离开这座班禅世居的古寺，已有29年之久。

　　电文：“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某种意义上，班禅在1949年10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是坚定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统一西藏决心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1949年2月，毛泽东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这样谈到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

　　毛泽东给出的原因有二。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比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早在十世班禅发电报给中央之前，西藏还发生了一个事件，亦是影响毛泽东解放西藏决策的一个因素。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突然接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说有要事相商。


　　在布达拉宫前的噶厦办公楼里，陈锡璋接到的是两个星期之内必须和所有国民党驻藏工作人员离开西藏的通知。

　　接下来，事件进一步升级，于是有了当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这样的一个头条：“西藏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全部中断，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被限令两周内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人捣毁，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藏“驱汉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的原因，后人这样解释：“驱汉事件是在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度者唆使和策划下发动的。事发前，印度驻藏总领事英国人理查逊曾经神秘地乘夜晚溜进噶厦政府办公楼，他煽动噶厦外交局局长扎萨柳霞。土登塔巴、扎萨索康。旺秋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拉萨，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

　　显然，这一事件与当时一些国家支持“西藏独立”有关。

　　不久后的当年11月2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让他转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出兵西藏，在这封电报里正式被毛泽东提出。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出兵并不是首选，和平解放仍是中央竭力争取的。1950年1月20日，中央政府就要求西藏当局派代表赴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当年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提出了与西藏地方代表谈判的十项条件。内容主要包括：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其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达赖的地位及职权都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等。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审阅修改，并批语：“均可同意”。这个《解放西藏公约十章》由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西北局也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派出两批人去西藏劝和，结果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出境，另一批竟遭扣押。

　　一些西藏高层人士，也为和谈竭力奔走，格达活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格达活佛是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早在1930年代，他就与共产党结缘，和朱德更是私交甚笃。1950年春，当解放军抵达甘孜时，格达活佛用这样的话欢迎解放军：“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

　　当听说噶厦当局置中央政府的和谈要求于不顾的时候，格达活佛决心赴西藏劝和。朱德知道这个消息，为了格达活佛的安全起见，立刻拍电报劝阻，但他不改初衷，朱总司令见格达活佛这样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格达活佛此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甘孜。

　　当年7月14日，他到达昌都，立即向昌都总管表明他此行之目的，随后又给拉萨的朋友写信，要求促成双方和谈。

　　格达活佛的一系列活动，让分裂分子甚为恐慌。8月13日，英国驻藏间谍给他喝下毒茶。他中毒之后腹痛不止，口吐黄水，鼻孔流血，留下一句“为求和谈，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见到达赖啊”后离世。

　　而在格达活佛赴昌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已派出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穷土登杰波为首的所谓“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在香港同中央谈判，以拖延时间。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电文：“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和谈的种种努力之外，“以打促和”的方针也在实施中。

　　昌都地区，西南军区18军正在向那里集结。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下达命令，决定改由西南局实施进军西藏任务。当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请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电文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

　　刘邓最后决定派18军赴藏，那一年，军长张国华36岁。

　　阴法唐将军这样回忆这支部队：“18军是1949年2月18日在河南鹿邑县五台庙成立的。当时喊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

　　就在赴藏之前，功勋簿上这样记载：“从1949年3月1日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十八军转战豫、皖、浙、赣、湘、黔、滇、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毙、伤、俘敌l .7万余人。”

　　受命之后，一些不情愿的声音在这支饱受战争之苦的队伍中流传。“18军过去吃苦最多，这次又去西藏，上级不公平！”“西藏人烟稀少，不毛之地，让我们上那干什么！”“西藏，西藏，一辈子老婆找不上！”

　　张国华这样说服他的战士：“有人说，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国主义却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在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知道，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西藏王结了婚；现在到了西藏也是可以和藏族姑娘结婚的，况且藏族妇女都非常勤劳和善良??”

　　为赴西藏预热，18军在川西掀起了大练兵运动，当年入藏的新华社记者赵奇这样描述：“每天天不亮，战士们小跑三十华里才吃早饭，有人背着粗圆木，也有人背着磨盘，平均负重70斤，许多人脚磨破了，磨起了一片血泡，炊事员每天晚上都要烧上一锅锅水，让大家洗脚后用马尾把一个个血泡穿透，让脓血流出来。”

　　精简体弱有病的战士2779人后，18军挑选优秀战士14609人，补充了大批强壮骡马和便于携带的火炮等大量的各式武器，面貌焕然—新。

　　毛泽东决定从苏联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停在四川新津机场，以支援进军。

电文：“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

　　1950年3月29日，18军52师先遣队，从四川夹江县启程，向甘孜进发。

　　当地群众高喊着“你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同志最光荣”等口号为先遣队壮行。

　　原18军52师炮兵连一排三班副班长鲁发海这样讲述过他在去甘孜路上发生的故事：“我们从雅安出发便没了公路，开始徒步行军。山路曲曲弯弯，尽是羊肠小道。这些小道是过去马帮走的道，给全团的进军带来很大困难，当时我们身上除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外，每人要背10至15斤大米，负重50多斤，最多的身上负重七八十斤。第一天走了五六十里，以后逐渐增加到七八十里，一天行军下来，人困马乏、腿肚子酸麻。”

　　此行路上，最艰险的莫过于过二郎山了，这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很多地方陡峭无比。部队每隔15分钟就要吹一次休息号，休息时间为3分钟。

　　鲁发海说：“渴了就喝雪水，我们还把雪水灌进行军壶里，放上点苏打片，水立刻像啤酒一样冒出泡沫子，我们管它叫‘雪水苏打啤酒’。”下雪山的时候，为省体力，先遣队的战士和牲口一起，几乎都是滑下去的。

　　一路上缺粮，后方的飞机只得从空中投下粮食，一共成功空投6次，总计2.3万斤粮食。不够的，就要到当地藏民家里买。据说藏民只认银元，飞机就用木箱装好“袁大头”往下扔。

　　1950年5月28日，52师先遣队到达甘孜，53师的一支先遣队也于8月2日抵达目的地巴塘。另一方面，18军主力部队和兄弟部队、民工修路、民工一道于1950年8月末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公路。

　　1950年7月24日，18军前指进驻甘孜，与52师先遣支队会合。7月30日，苗丕一率南路先遣支队157团进抵巴塘，与先期到达这里的陈竞波部会合。一路上，先遣队扫清了土匪及国民党余部。

　　在中央“多路向心”战略下，从云南、青海、新疆也分别派出了部队向西藏进发。其中，西北军区进藏先遣连从新疆和田启程，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向藏北地区艰难跋涉。

　　此时的北京，毛泽东时刻关注先遣队情况。8月18日，他给西南局发电报：“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

　　电文：“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北京方面，始终没有放弃战前的和谈，仍然在督促西藏代表来京谈判。然而，控制着西藏地方政府实权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对此置若罔闻，自恃有外国势力的支持，拒不安排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同时，英国、印度方面也一再制造借口，阻止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西南局：“如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

　　9月5日，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抵达甘孜，调查情况，部署战斗，箭似已在弦上。

　　各参战部队于9月26日向战区开进，到10月初，解放军完成战役部署。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蹄形包围。直接参战兵力为6个团加3个营和各种勤务保障分队，共约2万人，各种火炮57门。

　　1950年10月6日，在被称为西藏门户的昌都，解放军发起了战斗，这便是彪炳史册的“昌都战役”。

　　当年作为18军侦察兵的王贵回忆这场战役，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是解放军俘虏藏军的故事：“我所在先头部队俘虏三千多藏军，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怎么样处理。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我们的伤病员后治，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发还。”

　　进藏部队当时向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去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说解放军的好话，“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昌都战役历时19天，歼敌5700余人，这是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场战役。刘少奇喻之为西藏的“淮海之战”。

　　消息传到拉萨，布达拉宫里，主战派的摄政达扎与他的反对派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双方不得不求神灵来裁决。

　　根据师博主编的《西藏风雨纪实》所描述，10月26日晚，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寝宫里，灯火辉煌，青烟从神台上的香炉里一缕缕袅袅升起，弥漫在寝宫内，两名神职人员口里念念有词，在青烟的弥漫中开始求得启示??最后得到的“决定”是：摄政达扎下台，15岁的达赖亲政。

　　1951年1月，在亚东的达赖喇嘛，亲自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谈判首席全权代表，与此同时，由拉萨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一道，经康区前往北京求和。

　　1953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西藏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对西藏是先礼后兵，兵后又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