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 我和对方的庭外和解谈判谈谈打打,  最后不了了之。这也表明对方胸有成竹。陪审团庭审就这样开始了。

现代陪审制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美国陪审制实施初期，陪审员资格仅限于具有足够财产的白人男性，随着1868年宪法修正案14条的通过，联邦最高法院认定 上述限制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从而禁止基于人种差异的歧视性规定。但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陪审员选任过程中对黑人的排斥仍是不争的事实。 而女性尽管在1920年就获得 了选举权，但直到1975年才争取到了与男性平等的陪审员候选资格。

美国的陪审制度的一个特色是必须达成陪审员意见的一致性，亦即在案件判决中必须全体陪审员一致同意某一判决成产，不错，意思就是如果有一个陪审员固执 已见持反面意见就可能出现僵局（Deadlock）。再不然就必须解散陪审团，整个审判过程再推倒重来，这也有形容名词，叫做流审（Mistrial）。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上从全美历经的法律历程看，陪审团产生僵局的情形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多，随便举出完整一年的数据做例子：一九九三年全美判决案件中出现僵局的案子仅占总案件量的百分之五。

我的案件的陪审团庭审每天上午九点开庭,下午四点半结束。

第一天上午九点开始挑选八人陪审团, 一开始有17个候选人，只有1个有色人种。原告被告双方各有3次机会，不需要理由剔除某一候选人，这样被告就剔除了唯一一个有色人种。最后8个陪审员全是 白人，4个女的，4个男的。陪审员全来自附近的小城镇，他们听到的唯一有口音的英语, 是来自那些中国餐馆工人的。可以肯定, 他们都是共和党保守派。除了一个男的大概40岁左右，其他人都在55岁以上。有 几个明显已经有70岁。因为老年人思想更保守, 更不同情华人，我的律师和我都希望能有更年轻的陪审员。

除了八个陪审员, 法庭有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一个办事员和一二个法警。

我是唯一的原告, 被告有对方单位, 老板A, B, E(女)。我是原告的唯一证人，被告证人有6人: 老板A, B, C, E, 副总老板(女), 和总老板。对方律师（资深州助理检察长）有二人出庭。对方单位总法律顾问有一人到庭, 全程督战。除了我之外，正式开庭后在法庭上的其他人, 均为白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英语口音。

我有很重的英语口音是客户们反映他们不明白我说的英语, 投诉我的原因之一，也在我的律师的开场白中被提到。

在我的律师的出庭做开场白时, 法庭上原告那一半位子中, 只有我一人孤零零地坐着, 于被告那边一群人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我没开口， 就给了陪审团这第一印象。

随后, 我在证人席上首先告诉大家，我来自中国。这就给了陪审团的第二个印象。紧接着, 我花了三个多小时, 以一口带有很重口音的非流利的英语, 陈述了我的悲惨遭遇。最终，法官告知陪审团, 不要在互联网上搜索这个案件和这个案件中的任何人。

但我不知道他们陪审团是否将搜索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任何人在中国可以免费吸烟, 免费喝黄浦江里的排骨汤； 我不知道他们家的猫狗是否吃来自中国的饲料而死去；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是否因附近的工厂下马，搬迁到中国去, 而失去工作。

第二天早晨，我在证人席上遭遇了对方律师, 资深州助理检察长, 二个多小时的猛烈攻击。有20多年法庭诉讼经验的州助理检察长翻出了我所有的老底，使出浑身解数, 用各种扭曲的方式提问，诱使我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并用最恶劣的含沙射影的方式展开攻击, 试图摧毁我的尊严、可信度, 使我在精神上被屈服、征服。当他问问题时，他用非常长和复杂的句子，说话超级快速。而且他的问题只能答”是”与”不是”。证人对”是否”问题进行纠缠, 一般会损害其可信度。由于我的英语技能差是解雇我的原因之一，.对复杂提问不能做出迅速、准确的回应，也将更对自己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