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不去现场，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
据中国新闻周刊
篆字：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05/news-gb2312-604101.html
 
地震100小时后，四川全省失去去住所、涌入城区街头的灾民已达480万。这给本来就物资紧缺、满目苍凉的城市带来了巨大压力。大多灾民得到了临时安置，但可能在救援中心蔓延的疫情及饮水等问题，考验着政府和民间救助者

中国，请不要为灾难哭泣！

尽管汶川的那一日，江河变色，山崩地绝。让“5·12”载入史册的，绝不会是眼泪；彪炳青史的，将是中华民族面对惊天大灾的坚韧和勇毅。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们看到了，胡锦涛总书记跨上残垣，对抢险将士给以莫大的鼓励；我们看到了，温家宝总理脚步匆匆，行走在震后的一个个危重灾区；我们看到了，十万官兵如一股钢铁的洪流，创造出一个个抢救生命的奇迹；我们看到了，那些自发前往救灾的普通公民，犹如一道新生的“战地彩虹”，在震后的废墟上，展现出耀眼的别样靓丽！

我们在本期为您奉献的特别策划，叙述了一个个发生在灾区的小故事，它们或许波澜不惊，只是大潮中的几圈涟漪。但在故事的背后，我们却可以看到灾难面前的人性光辉。中国的救灾故事，因这种光辉的存在而愈显壮丽。

与发生在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较，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公民精神的成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民财富的积累、社会的进步和中国政府的变革同步。大量NGO,企业公民和个体公民积极参与，在政府所展开的“正面战场”之外，开辟了紧相呼应的抗震救灾的“第二战役”。

全国数十家NGO通过网络沟通，共同组成松散型的民间团体“赈灾援助行动小组”；成都的司机义务组成运输队，穿梭在都江堰灾区；还有从祖国四面八方自发奔赴灾区救援的个人志愿者；截至5 月18日，来自社会的捐助总额已达89.45亿人民币……

震后6天，救助同胞的骨血情怀细织密缝，互助担当的公民行动此伏彼起。这种感同身受、守望相助的文明精神，表达着悲悯、传递着温暖、释放着理性——而这恰恰是“人性”光芒的最重要的体现。

这场地震或许将成为中国现代公民精神成熟与成长的一部分。灾害肯定从不预演，互助同行的公民精神却可以在大震中生长，为中国书写一个大写的“人”字。

2008年5月12日，汶川。历史不会在这一刻定格。让我们在悲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向未来，生生不息！

灾难塑造大写的人 废墟下没有白天黑夜

普通人的时间按照白天黑夜计算，但废墟下的人是按小时甚至分秒计算。两个普通志愿者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在夜里进入一座“死城”

★ 本刊记者/秦轩 (发自北川县)

如果是一个人，他俩谁也不敢进县城。县城早就空了，不计其数的尸体被埋在废墟下面，经过前天大雨浸泡，有的已经臭了。有时黑咕隆咚中，废墟下还传来人哭的声音……

现在是俩人，好像就不那么害怕了。

5月14日，晚9点左右，志愿者梁春和杨太平在指挥部营地附近搞到一个手电筒，还有附带的两节电池。两人决定进到北川县城，继续寻找幸存者。他们想，如果找到幸存者，就设法营救；如果营救不出来，就陪着幸存者在废墟旁过夜。

这时距离地震发生55个小时。两人推测，废墟下的幸存者最需要外界的刺激来增强信心；要是睡过去，就麻烦了。

这么做有一定的危险性——传言说当晚还会有比较大的余震。而此时最大的危险是水灾。据说上游因为山体滑坡堵住河道，形成了堰塞湖。如果堰塞湖溃决，就会往北川县城方向倾泻。中午12时许，正在救援的数千官兵，迅速撤离了救援现场，只留下来自陕西和江苏的两支消防队。

梁春觉得洪水真来了也没事，反正自己会游泳:水只是流过去，自己小心别撞到什么东西就没事。

梁春是来自绵阳的志愿者，1981年生人，在山西上大学，毕业后在温州工作，现在在一家营养品公司的绵阳分部做销售。父母都在绵阳乡下务农，这次地震没受到什么大损失。他起初在绵阳帮助政府协调交通，不满足，就和几个同事跑到北川来救人。

杨太平今年22岁，是成都一所大学的学生，刚上大一。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他进大学不久就加入学生会中国志愿者团队组织。杨太平说，自己决定来北川当志愿者前，“有些问题”已经想过了。

他这次是偷跑出来的。前一天，他从成都学校的宿舍坐车到绵阳，花20块钱找了个地方住。第二天早上又坐车到安县。警察已经把路围上，不让车进。他徒步走了40多公里。他的耐力好，自夸中学3年都是学校的1500米冠军。

“你把这个女人救出来，她就会成为你妹妹。”

5月14日下午，梁春和杨太平刚刚认识。

14日中午梁春抵达北川。有人正在营救一个幸存者，他赶过去帮忙，拿起铲子铲了几下，部队的撤离命令来了。他只好跟着撤，走了100多米，不甘心，决定回去自己干。

这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幸存者是个女人，大约30来岁。除了擦破点皮，没有其他什么伤。她上面压了5块板子，其中3块都是裹着钢筋、十几厘米厚的空心预制板。

梁春能找到的工具只有铁锹和钢钎。

几个志愿者和到当地找亲戚的人，陆陆续续来帮忙。有的干了几下就走了，也有找亲戚的人问底下的这个幸存者是谁？是不是他的妹妹？一听不是，拔腿要走。梁春对他说:“你把这个女人救出来，她就会成为你妹妹。”

志愿者一个一个地走了，只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他就是杨太平，下午2点多到的。两个人一直干到下午5点多，仅差一块板子没凿开。这时武警赶来帮忙。

下午6点左右，那个女人被救了出来。她的意识还很清醒，死死拽住梁春的手，要他俩的联系方式。

“下面有个人，我们听不懂她说的话”

从营地进县城的路上，两人很兴奋，不停地谈着下午的成功营救。梁春说：那个女的有毅力，很坚强。

值得吸取的教训是，握钢钎要带手套，否则手会起泡。于是二人沿途捡手套，一人手里还攥把铁锹。路上又遇到两拨返还的志愿者，他们说：前面路中间有具死尸，天黑看不到，要注意。他们还说:传言夜里2点多有大的余震，务必提前回来。

梁春和杨太平决定，手电电池不足时，用另外两节备用电池照明返回；如果遇到幸存者，就视情况而定。

终于走到县城，杨太平看了一下时间，一共花了40分钟。此时县城不算太黑，头顶有月光，在厚厚的云层中开了个洞。

长途汽车站的废墟旁，一种像人哭的声音传来。他俩马上喊过去，很久没有人回应。再仔细听，又好像是什么鸟在叫。

进了县城，两人往老城区赶。梁春白天听说在北川公安局和北川小学那里救出了活人，觉得应该去那里找找。走到北川粮食局和工商银行的路口处，看到来自江苏的一个消防中队，一拨人正在废墟上作业，另一拨人正在休息。

梁春两人很意外，正商量着继续往里走，废墟上的消防员喊道:“你们是不是本地人？”两人答是。那人又喊：“太好了，下面有个人，我们听不懂她说的话！”

废墟底下的人，是14日下午5点多被发现的。

那时刚从旁边3米多深的废墟里救出一个人。被救出来的人说周围都是死人，没有活的。

消防队员决定在撤离前朝里喊一次话。废墟下有人应了一声，听上去是个女的。

梁春和杨太平赶到时，消防人员已经忙了5个小时。他们刚刚在一块水泥板上打开一个小孔，够把手臂伸进去。

现在最着急的是言语不通。消防队员想知道底下的人到底在什么位置，能不能看到从小孔照进去的手电光亮。如果看不到，又得重新选点工作。

梁春将嘴凑到小孔旁，用绵阳话说：“我们离得很近，马上就可以救你出去。你闭上眼睛抱头。”废墟下的人应了几句，不停地说话。

周围的消防队员只能干看着，一句也听不懂。梁春反复安慰她，说了三五分钟，忽然扭过头说；“她可能有点神智不清，不想让我们救，也不说她的位置在哪里。她还问我们是哪个单位派来的，是不是政府的人。”

消防队员有点哭笑不得，又开始用小锤子砸钉子的方式凿洞，决定先凿出一个能进人的洞再说。

梁春见此，就开始推广自己下午救人的经验，建议消防队员用铁钎去凿。

负责的副班长从手边拿起一个工具说：“这个行不行？”那是一个类似铁钎的工具，叫手动组合破拆器，前面有一个尖头，后面的撞锤像活塞一样，可以提起来再往下推。

进度果然比以前快了许多。这活很累，几分钟就要换人。梁春和杨太平看着手痒，也申请加入。尤其是杨太平，看上去很瘦，用起劲来像头疯牛，旁边的人都吓一跳。

大约干了半个小时，梁春又向下面喊话，没有反应。杨太平去喊，也没反应。有人出主意，要杨太平喊话说她的孩子和丈夫都在外面，他们要她活着。还是没反应。

正说着，余震来了。废墟一阵晃动，咣咣乱响。杨太平很平静，说这是纵波，过一会儿还有横波。接下来能听到山坡上石头滑落的声音。

幸存者没有反应，副班长开始向在另一处的中队长汇报情况。梁春说：“再等10几分钟喊一次，实在不行再走。”杨太平对着那个口子喊：“娘娘，你再不说话，我们就得撤了。你赶紧答应一声吧。”过了几秒钟，底下又有了声音，可还是拒绝透露位置。

救援工作继续，一会儿，口子开到3个拳头大小，发现有钢筋，底下还有一层石板——幸存者可能是在石板底下；也有人推测说也可能幸存者在立着的墙隔壁。

副班长说：“先把口子开了再说。”众人又了干起来。

此时天上的云层已经跑尽，月亮和北斗七星清晰明亮。时不时又有小规模余震。

“你们胆子太大了！没听见狼叫么？”

大约凌晨1点左右，消防队的大队长过来喊话，叫大家撤。梁春和杨太平也跟着撤下来。大队长对他俩说：“你们胆子太大了！没听见狼叫么？这里还有余震，太危险。明天早上你们和我们一起过来吧。”

梁春脸色变了，据说这边是有狼的，它们会过来吃死人肉；还有野猪，也很危险。在大队长的劝说下，两人随消防队返回营地。

回去路上，杨太平和梁春聊起来，说政府会不会说话不算数，见死不救。他们并不知道，1个多小时后，来自江苏的消防队又派了人去搜救……

中国红十字会的帐篷旁，刚好有一个没人用的空帐篷，白天用来安置抢救的幸存者。两人找了块木板，坐下接着聊天。这里是指挥部，附近有信号。杨太平收到成都的短信说，学院书记已经知道他过来了，让他回电话过去。

梁春给自己的同事打电话报平安，嘱托人把他的论坛管好——他在一个关于健康和感情的论坛做版主。

两人都是独苗，也没女朋友。梁春说:“自己和城里人有差距，要先创业，让自己的下一代过上现在城里孩子的生活。”上大学前，杨太平跟姐姐在一家手机店做事，做了3个月就差点当了店长。现在的生活费就靠打工时攒的钱。

聊了几句，梁春去指挥部转转，想找点毯子、被子什么的。那边也没有，索性回来睡了。夜里又冷又潮，两人的外套全湿了。

清晨5点多，一队消防队员抬着担架跑回来。两人一打听，救下来的是个男的幸存者，是在北川公安局那里抢救出来的。这些消防队员干了一整夜，也有一名志愿者陪着，是从北京过来的。

起床后，二人去红十字会要生理盐水，护士将梁春双手的伤口处理了一下。梁春和杨太平接着来到消防队营地，几位老乡正焦急地问指挥部在哪里。二人与老乡交流，原来在离县城步行两小时路程的半山腰上，还有伤员，腿、手都断了，需要救援。

二人分工，杨太平在营地继续等待，梁春带老乡去指挥部求助。一会儿，消防队起床吃早餐，梁春也带着老乡回来。

5月15日11时56分，消防队终于将那个“不想让我们救”的幸存者救出，费时近18小时。幸存者为女性，68岁。

灾区的人在往后撤，只有救援人员和新闻记者往里冲，而深入巨大灾难现场的记者，震惊之下，也经历了职业与人性之间的挣扎与选择，“作为一名深入震区的记者——我选择参与救人”

★ 本刊记者/方玄昌(发自北川县)

5月15日，14点56分，灾难发生三天后，我作为一名记者进入北川中心灾区。16点30分，我伫立在了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

此时，我失去了继续采写新闻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一公里长的“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在全力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我们抵达了一个广场。

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当时的情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3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

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这时，略感意外地，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

走过危桥 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去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一位幸存者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

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我走上山脊，路变得平坦一些。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

“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没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我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近3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孩子，闭上眼，不要睁开”

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这座危桥。那位解放军已经撤离，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我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说。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几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进入北川6个小时后，我第一次如释重负。

编后记：本刊在上期作了关于地震预报几乎不可能的科学解释。记者发稿时，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在现场思考了在地震难以预报的前提下，政府如何作为的问题，认为不能把预防地震寄希望于地震预报，在地震多发地带尤其如此，政府应加强抗震方面的事前作为。

从北京出发的NGO组织——“天使妈妈”基金，特别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 文/张鹭(发自北京)

5月16日早7点，北川县城南3公里处，北川一中的废墟上，36岁的郑鹤红度过了漫长的30多个小时。

挖掘机仍在挥舞着巨臂，小心翼翼，一铲一铲，将碎片挖出来。解放军、消防队、特警、民兵和志愿者，操着不同方言的救援人员们也像机器一般忙碌地运转。沾满灰尘，甚至被染成黑色的口罩，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防护作用。

从北京带来的口罩、手套早就分发完了。郑鹤红只能充满怜爱地看着这些年轻人，救助者中有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在防护设备不齐全的情况下继续挖掘。

每当一个罹难孩子的遗体出现时，郑鹤红就狠下心，从帐篷里拿出消毒液、漂白粉和敌敌畏，洒在尸袋内——如果不加处理，这些已无生命的身躯将成为致命的疾病传染源。

这是郑鹤红抵川的第三天。迄今，她只睡了3个小时。忙碌让她暂时忘记5岁的女儿，此时，女儿应该在清华大学校园内10平米的家里熟睡。

她募得价值150万元的奶粉

5月12日晚，电视新闻里出现了总理温家宝奔赴四川地震灾区的身影。

一家软件公司的市场总监邱莉莉——曾被《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过的 “天使妈妈”基金(这个从网络上诞生的基金，致力于救助因疾病而被遗弃的儿童，志愿者遍布全国)的一名成员，对这条新闻的理解是，“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已经说明了事态的严峻”。

次日早晨，邱莉莉一边上班一边就给同事和相关部门打电话和发短信，动员捐助、调运灾区急需的药品。

千头万绪的关系需要理顺——和“天使妈妈”来往密切的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组织、成都和绵阳的红十字会、“天使妈妈”在成都和绵阳的志愿者、愿意捐赠物资的企业、能紧急提供大量药品医院、能用来运输的汽车……此外，也包括“天使妈妈”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沈力、郑鹤红和陈筱薇等。而每一个接到消息的人，都把消息传递给“天使妈妈”更多的志愿者。

“天使妈妈”基金成员郑鹤红和陈筱薇看到短信时，中午从电话里得知邱莉莉要去前线，从美国回北京度假的全职妈妈、重庆人陈筱薇坐不住了，她瞒着在地震前一天回美国工作的丈夫，把2岁的孩子交到婆婆手上。郑鹤红也在13日晚上搂着在怀里撒娇的女儿，问，“你想妈妈去帮助灾区的小朋友吗？”

邱莉莉出发前一直为征募物资而忙碌，她募得一家奶粉厂捐助的价值150万元的奶粉，一家医院捐助的手术包、消毒药水、口罩、胶布和绷带。

14日下午3点10分，她和郑鹤红带着足够撑满一辆金杯车的物资，踏上驰援四川的路途。

刚下飞机，已经有成都的“天使妈妈”志愿者带着车辆迎接。先期抵达的邱莉莉和郑鹤红直奔灾情严重的都江堰，发现都江堰的情况相对稳定：中国红十字会人员撤离，医院已经被政府“接管”。于是，她们向医院分发了一些药品，带着车队连夜去了绵阳。

从救援孩子，变成让士兵更好地救孩子

到达绵阳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在救灾总指挥部，她们了解到，灾情严重的地区急需的物资种类，马上反馈北京总部的邓志新和沈力迅速筹集，发往一线。

这几个天使妈妈一边忙着安抚北川县城惊魂未定地孩子们，一边又要安抚逃命出来的年轻妈妈，还不时抽时间为小婴儿们冲泡奶粉。

陈筱薇15日上午抵达成都。她带来了另一拨从医院调运的紧急物资。登机前，她心想，可能要超重，要挨罚，没想到，机场的紧急援助通道早已打开。

“早知道就多带点了”，邱莉莉从前线打电话问她要手套，现在任务只能留给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和沈力了。

在离开绵阳向北川进发前，考虑到北川没有手机信号，陈筱薇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发了封邮件，请求他的原谅。丈夫确实生气了，因为陈筱薇没有与他商量就跑到灾区。不过，被“裹挟”的丈夫还是通过美国的海外儿童救助会——美国的华人“天使妈妈”成立的基金会——在短短两天内筹得10万美元。

进入北川前，陈筱薇有些紧张。由于信息匮乏导致情况不明，关于北川的“各种说法满天飞”。

当带着一车队物资站在北川一中的废墟上，陈筱薇说自己“傻掉了”。操场上，比汽车还大的巨石将操场砸出一个个大坑。

她们把物资交给驰援北川的陕西消防总队。陈筱薇开始分发带来的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战士们蜂拥而至。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说，“你给我一个口罩吧，我的这个已经戴了三天”。是的，这个战士的口罩已经脏得没法洗了。

某种意义上，战士成了缺少必要防护的“薄弱环节”。陈筱薇说自己都能够感觉到这些战士心底的一丝紧张——他们是最先接触尸体的人，几天过去，尸体沾满了苍蝇，有的已经开始生蛆，但有的战士却没有任何防护，“他们知道可能会有疫情，但不知道该怎样做。”她们赶紧给战士们分发酒精并教给他们用酒精擦眼睛、嘴和手。

在救援孩子方面，这些天使妈妈帮不上忙，经过商量，她们调整计划，把主要工作从救援孩子，变成支持在一线救援孩子的士兵，让他们更好地救孩子。

16日早上7点，郑鹤红注意到特警开始加强防范，一个传闻是，胡锦涛主席要来北川。中午12点多，这个传闻变成现实。由于几层楼高的巨石把路堵住，胡锦涛走了一段路才进入学校。看见胡主席过来，已经撤下来休息的挖掘队员集体起立接受检阅。

郑鹤红与胡锦涛仅仅相隔2米距离，中间夹着七八个记者和战士。数不清的闪光灯开始闪耀。记者们开始提问，郑鹤红清晰地听到了回答，“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作出百倍努力”。四周掌声雷动。

尽管“天使妈妈”她们一天只喝一瓶水、吃一碗方便面，上厕所只能在营地挖个沙坑，但精神依然亢奋。

带来的物资也分配完毕，出于筹备新物资的需要，三位“天使妈妈”在17日返回成都，与当地的“天使妈妈”们会合商讨。

在成都的一家宾馆里，这些天见证的悲伤与执着，成了她们唏嘘不已的话题。

邱莉莉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没想过与当地的总指挥部联系，“可人家忙于安排大规模军团，也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这样十几个人的小分队分配任务。”

邱莉莉说，总指挥部机构太庞大，很难同时照顾到每一支基层挖掘队伍。而她们这样相对自主性比较强的小分队，无需办手续，不用签发，比较灵动，一旦发现缺医少药的基层挖掘队伍，能够较快地解决问题。

“不去现场，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郑鹤红说，一些志愿者，“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简直是在犯罪。”这位对救援行动“责之深、爱之切”的母亲，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

陈筱薇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在绵阳3个医院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和儿童的“招领启事”。在儿科室里，她看见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孩，一条腿已经呈乌紫色，一看就知道保不住了——那孩子发着呆，一声不吭，旁边的志愿者不停抚慰，她仍看不出任何表情。

一个由一名室内设计师领导的志愿小分队,这几天的日常工作是:抬起伤者，托上担架，送到各诊室,每日如此,重复不已

★ 本刊记者/陈晓舒(发自绵阳市)

2008年5月16日18点，绵阳市中心医院，抢救工作已经减少。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不像前几天一样繁忙，更多的时间是在关心躺在大厅里的伤员。

崔兵和张照生也歇了下来。

背水壶的崔兵是个的哥，从14日开始到绵阳中心医院做志愿者。“每天这么多伤员，这里太需要人手了。”他说。

手系红丝带的张照生，是甘肃的一名室内设计师，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他是个领导力很强的志愿者，任何时刻都能冷静地统筹指挥其他配合志愿者，“现在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了。”他说，“每个救护人员都是受灾者的希望、精神支柱。”

握方向盘、拿设计笔的手，在几天的救助里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抬起伤者，托上担架，送到各诊室。

“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的重伤灾民。”崔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缺粮缺水，被压在废墟下能撑4天的人确实不多。”

这是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了，和死亡抢夺生命的较量越来越接近尾声。

18：12，绵阳中心医院大厅

平静被刘银旭打破了。

18：12分，这个16岁的男孩被送进绵阳市中心医院。他裹在一席棉被里，左眼眼眶严重瘀青，长时间被压在废墟中无法入眠使得黑眼圈异常明显。但眼中放出的光亮，忽闪着观看四周。护士将他安置在大厅，他转动眼睛央求：“水，水。”

他刚从北川一所中学被挖出来，骨折的左腿在北川灾区已经有医护人员进行简单的定位，右腿发紫。送他过来的护士小声地对接诊医生说：“全身都是伤。”

这个名叫刘银旭的检查单上写着：被压整98小时。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这个时刻被救护车送来的,都被叫做“奇迹”。

七八个志愿者冲上前，抬担架，拿吊瓶，抱氧气袋，分工有序。他们已经非常熟悉救助程序：从灾区送来的人，下车送进医院门口的临时搭建的就诊大棚。简单确认伤情，再进医院内分科就诊。

刘银旭被安置在大厅，志愿者放下担架，退守一边，医生护士围上去开始医诊。护士不停地对他说：“坚持，坚持。”有志愿者递水过来。护士拿出棉签，擦在刘银旭的嘴唇上，说“咱们再坚持一段，一会儿检查、手术，还不能喝水。”

导尿、初诊之后，还要进行DR拍照，进一步确认受伤部位。志愿者又围上去，要将刘银旭抬起来，小男孩央求道：“不要，不要，疼。”张照生安慰他说：“会很轻的，坚持一下。”接着对同伴们说：“注意平衡。”“一、二、三，起。”

此时，边上已有灾民小声哭泣，“小小年纪，受这种苦”。同样是北川过来的一个灾民拉住医生的手：“你们一定要救活他，孩子太不容易了。”医生没说话，点了点头。

18：30，DR摄影室

刘银旭的胸部、腿部、腰部等全身各部位在接受拍片。医护人员每将他的身体翻动一下，透视室内就会传来无力的惊叫声，观察室里也会传来医生们的惊叹声。刘银旭的肋骨、腰部、腿部均严重受损，但生命体征却相对正常。

“太顽强了。”记录伤情的主治医生兴奋得忘记了连续作战的疲惫，“血压也不太高，简直是奇迹。”说完，赶紧打电话：“现在有手术室没？张医生在吗？”

10分钟后，刘银旭从透视室出来。主治医生对等在透视室外焦急如焚的志愿者一挥手：“马上手术！”志愿者又齐力把刘银旭抬上拖车。出门的瞬间，主治医生附在刘银旭的耳边问：“还有其他亲人吗？有救出来的吗？”刘银旭的眼睛顿时黯淡下去，轻轻地摇了摇头。

主治医生摸摸男孩的头，抿抿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刘银旭在北川获救时已经得知自己的亲人罹难。

18：58，推进手术间

“请保持道路畅通。”红十字会的成员在拥挤的医院内辟开一条路。志愿者们紧急地将刘银旭推往后楼住院部的手术室。一路上，刘银旭不停地说：“水、水、水??”刚刚用棉签浸湿的嘴唇又一次干裂。

志愿者们只有不停地安慰他：“这么多天，一定渴得不行了。但手术之前不能喝水”，“手术完了，咱们就喝，坚持。”

崔兵轻声说：“别说话，你现在需要休息，其他的事情我们来做。”刘银旭拉住了他的手：“哥哥，救我。”

18：45，住院部电梯间。“留几个拿吊瓶氧气袋，其余的爬楼梯，空出位置给其他伤员。”志愿者分配说。手术室在12层，爬楼梯的人开始飞奔上楼。

主治医生在给医务人员们打气：“这孩子前100小时靠自己挺下来，现在就靠我们了。”“加油！加油！”志愿者们也给医务人员鼓掌打气。

18：58，刘银旭被推进手术间。

张照生、崔兵们如释重负，他们沿着楼梯拾级而下，脚步疲惫却幸福。崔兵说：“这个任务算完成了。”

“赶紧回大厅看看，但愿有更多的奇迹产生。”张照生说。 ★

“仅仅一天时间，捐助物品就达到了饱和”

100小时之前，这里曾聚满惊魂未定的成都市民，自从都江堰过来的1000多名灾民住进来后，成都市民又变成了援助者

★ 本刊记者/杨龙(发自成都)

5月16日18点28分。成都市东郊体育馆。

汶川县漩口镇的李小斌，躺在东郊体育场室内运动馆，正发呆。医生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他一动不动。100小时前，这个21岁的年轻人失去了父母、姐姐。他侥幸逃脱，徒步一整天才赶到都江堰。他到成都也已经一整天了。除了躺着，他什么也不做。

这个能容纳750人的运动馆安置点，已住进300多名从灾区过来的人。凉席、干净被褥、洗漱用具等物品几乎堆到屋顶。

有志愿者来安慰李小斌，劝他去吃饭、换衣服，他仍一动不动。跟他一起来的同村李大爷在一旁红了眼圈，说：“这孩子，可怜呐。”

更多已被安置的灾民，席地而坐，互相讲述逃难的惊险故事。

门口，两个埋头做登记工作的年轻人，一个叫方玲，一个叫李小刚。他们也刚从震区逃出来。“我还活着，一定要多为大家做点什么。”

体育场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给来此的每个灾民发放一套新衣服更换，每天的用餐标准不少于每人10块钱，晚上安排一场电影给大家观看。

同时，在成都金牛区奥林体育中心，一位志愿者站在凳子上，不停地向不断涌来的市民高喊：“这里捐助物品已经足够，请大家先暂时回去，谢谢大家。”

从左边接过来，再往右边递出去，王娟在体育中心门口重复这种动作，已经不下5个小时。100小时之前，这里曾聚满惊魂未定的成都市民。现在市民散去，从都江堰过来的1000多名灾民住了进来。

热心的市民往这儿送来食品和衣物，很多人没留一句话就匆忙走了。王娟送来几床棉被，就没再离开，而是加入了递送物品的队伍。和她一起的人中，还有几位年近六旬的大妈。

“我们很需要一个扩音器。”志愿者带着已经沙哑的声音说。仅仅一天时间，成都市民自发的捐助物品就让奥林体育中心所需物资达到饱和。大门前，负责接收捐助的一名志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民捐助的速度大大超过他们的预期。

体育中心的大门前依旧人流汇集，不断有车辆和成都的普通市民向这里涌来。

刚到傍晚，西郊体育场30余顶救灾帐篷已经搭起来。灾民们大多已经在帐篷中沉沉睡去，连日来的担惊受怕在这里得到了缓解。除了帐篷外来来回回运输物资的志愿者，以及救援医生走进帐篷轻声的问诊，几乎没有其他的声音。

电子科技大学的杨雪在这里忙了一天。此时，她也安静地坐在道路边的台阶上，回复白天没来得及回复的短信。今天是她19岁的生日。一大早，她就被同学喊醒，来这里做志愿者。他们穿梭在各个帐篷里，安置灾民的床铺、带他们到临时的医疗帐篷作体检。虽然之前也看到了很多灾区报道，但是真正面对这群刚刚死里逃生的人们时，杨雪依然感到巨大的冲击。她说，“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痛失亲人和家园的人们，将在这些安置点中度过1至3个月，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网上已经发出招募公告，招收为灾民安置服务的长期义工。

★ 用最后一滴油送你寻亲

成都市交通台发出都江堰缺乏车辆运送伤员的信息。于是，在这段两头都被堵塞的公路上，司机们决定利用最后一点油往返于塌方地区之间

★ 本刊特约撰稿/刘洋硕

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发自汶川)

“拉你过去，不要钱。”一位来自都江堰的面包车司机指了指车前的横幅，打开了车门。

2008年5月14日下午，从都江堰至汶川映秀镇——这条约50公里的“生命线”上，一群群回乡寻找亲友的人在泥泞中跋涉；而在必经的玉堂镇路口，贴着“抗震救灾 免费搭乘”标志的私家车随处可见。

焦急的寻亲者上了车，微微发福的中年司机轻踩油门。车行不久便被挡住了——从12日14：28地震开始到5月17日17：30，这条公路被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切成了一段段。

寻亲的人只能改由小路步行上山；面包车则掉过头来，搭上刚从山上逃出来的灾民返回。“这次灾难是自己家里的事。”操着四川口音的司机说。只要车里还有空间，他就会停下来，让更多人挤上汽车。

在连接着都江堰与汶川的一段隧道里，一辆农用车也忙碌着。“这辆救援伤员的车子已经来回跑了6趟，现在还在路上。”一位救援者说。步行穿过这条漆黑的隧道，需要20分钟。

穿过隧道再往前走，更接近震中。14日凌晨1：00以后，原本明亮的月亮也躲到云后，在视线可及的地方看不到一丝光亮。此时在山谷之间远远地出现一点灯光，一辆满载着人的农用车从已经裂开的公路上飞驰而过，看着路边往山上走的人，司机探出头来大喊：“等等，我一会还回来。”

“我本是给山上运蔬菜的，谁知道回来的时候发生地震被困在这里。”那位农用车司机说。在这段不长的公路上，他决定利用最后一点油往返于塌方小区之间。“能拉多少人算多少吧！”司机一边猛打车轮，一边绕开前方路面上散落的山石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都是灾民。”

5月14日，至少有三四辆农用车加入这个行列。“上车吧，送你们去水磨。”车主是水磨本地人，这几天来一直在这里接送过往的行人。另一辆农用车里则装满了刚由武警官兵运送上山的救援物资。也有一些农用车是收钱的，“只是个油费。”一位司机解释道。

道路的旁边就是悬崖，司机们头顶随时可能掉下巨石。路边就扔着一辆前盖被砸瘪的小轿车。记者经过这个路段，不远处的山体发生滑坡，在车里依稀可以听见山石滚落的声音。截至5月15日24：00，汶川地区共发生4级以上余震122次。

山上燃油也极度短缺。如此一趟一趟地接送灾民，结果只可能是一点一点将油箱里的油用完。但仍然有车辆不断往返，在一片望不尽的黑幕中点缀了一点点光亮。

司机的救援并不限于这条路。5月13日凌晨，由数百辆出租车组成的车队从成都开向都江堰。

当日凌晨1：00多，成都市交通台发出都江堰缺乏车辆运送伤员的信息，呼吁出租车前往支援，成都7个片区的出租汽车公司也接到了相同通知。

当晚，数十家出租车公司组织的队伍，以及听到交通台信息自动加入的出租车队伍迅速汇集，冒雨开往前线。蓉城出租汽车公司第二分公司车队队长江茂成说，由于不断有车加入，后来已分不出是哪个出租车公司的。

“到了都江堰灾区，我们先去了县医院，接着又赶往蒲阳镇医院，后来又往山上的向峨乡进发。”蓉城出租汽车公司第二分公司另外一位车队队长赵国成说，“在半山腰时，我们看到，盘山路上一路闪烁的全是出租车的灯光。而在蒲阳镇，路两旁的人看到我们，欣喜地喊道：成都的哥来了！”

人们借助互联网祈福、寻亲、救援和资助，形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救援队伍

★ 本刊记者/ 周丽娜 王婧(发自北京)

祈福——

5月13日凌晨1点35分，一个名为轩紫蝶的ID在百度地震吧里称“我爸爸在汶川工作，到现在为止还没联系上，快疯掉了，我心里好怕。”距离那场8.0级的大地震，已经过去11个小时，震中汶川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这位身在上海的22岁女孩的家人均在灾区。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轩紫蝶一直都在上网，拼命地想和家人取得联系。百度贴吧内很多人都在给她安慰和鼓励。轩紫蝶说，一天下来，她的QQ上加了几十个网友，其中一个网名为“容天”的男生还帮她间接找到了其父亲所在单位的电话。

轩紫蝶哽咽着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天的情景，“我真的很感谢他们。他们不但陪着我，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随着救援工作的展开，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挂出为灾区人民祈福的页面，截至5月18日17:35，参与QQ祈福的网友就达到570多万人。

通过QQ群和论坛，人们迅速集结。

5月16日起，武汉的QQ群里流传着这样一条消息：“5月17日19点，武昌洪山广场烛光祈福活动。”华中科技大学一名学生称，“看到这条信息后，我立刻转发到了所有我加入的武汉的同学群。”

17日晚，祈福活动开始，一千余人点燃自带的蜡烛。默哀三分钟，然后高喊口号“祈福灾民，心随川动”，几遍过后，高唱国歌和《歌唱祖国》《五星红旗》。

不少网友俯下身子，细心地呵护着燃烧的蜡烛。

寻亲——

5月13日晚上11点多，在新浪论坛里，一则《一个去汶川救灾的军人的恳求》引发网友高度关注。

帖子称：“我也是军人，我愿意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去救灾区的老乡……可是我老婆却没有人救……我马上就要出发了，也许很难联系她……可是希望在江油的老乡也能给她带点吃的，哪怕一瓶矿泉水也行……她现在在马路湾中国电信的门口公路上的一辆货车上……叫王琢……”几十小时内，数以十万计的网友们将此帖子进行转载、留言、发短消息、置顶，直到联系江油警方、托在江油的朋友帮忙寻找。5月15日傍晚，王琢终于被江油警方找到。

在汶川地震寻人吧中，一则《跪求大家帮我找我怀孕的妻子》的帖子，点击量超过5万。

在这次地震中，8大医院委托全搜索网站发出千名地震重灾区伤员的名单。各大门户网站随后均推出寻亲搜索平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悄然建立。

据媒体报道，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的数名教师和学生发起建立寻亲网，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就有10多名寻亲者通过这个网上找到了亲人。

救援——

5月12日深夜，在数家NGO的倡议下，全国数十家草根NGO通过网络沟通，共同组成松散型的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负责人臧璐告诉记者，当天晚上第一批创建QQ群的NGO组织只有十几个，等倡议会开完，群成员已经达到上限——150名成员。

各路NGO通过互联网互相交换信息并进行资源分配共享，达成以下分工：成都部分NGO人员与政府部门沟通合作，了解灾情，设立物资接收点。贵州数十家民间组织派出小组进行物资筹集并奔赴成都赈灾。云南的机构共同进行物资筹备，并着手准备运输。

“不跟当地政府联系，就盲目募捐，如果当地政府不接受物资，造成积压无法对捐款人负责。”臧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5日以前，他们已经得到政府允许，到灾区直接发放救灾物资。

负责后方协调工作的张丽娜告诉记者，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是对信息的搜集和处理，并为志愿者提供信息服务。“接待志愿者的同事每天接电话都忙不过来。” 张丽娜说。他们仔细询问报名者的专长，是否能提供心理咨询、有无照顾残疾人的经验，是不是会开车……志愿者协调人员将这些资料分别记录下来，并及时给予反馈，告知可以或不能进入灾区的原因。

还有一些网友，希望通过网络找到一个组织，奔赴灾区一线。一名刚刚经历强烈震感的网友在QQ论坛发帖：“我是四川资中县人，现在已经转到乡下安全地区，但是很担心前方。有自愿者组织的队伍，请致电1369830××××，找龙先生，我有车可以赶赴前方。很想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网络上不只是可以发起志愿者集结令，还能实现直接救援。

“我是汶川人，有个地方特别适合空降。”14日上午10时，网上突然流传起这篇题为《希望大家顶起来》的帖子。该网友称，距离汶川县城往成都方向仅7公里的七盘沟村山顶特别适合空降。一瞬间，帖子也被发入各个QQ群中广泛传播。据报道，15日四川省抗震救灾临时指挥中心军方指挥层电话联系了这位发帖人——茂县女孩张琪，核实情况后根据帖子信息迅速展开勘查，并最终成功空降汶川。

“帮忙转的，希望大家接着转。一个汶川朋友发出来的短信，从汶川出发，向都江堰方向，车行半小时处有个玉龙硅厂；一小时绵什镇；一个半小时桃关村；4公里,一小时四十分钟，草坡沟。这些地方没路标，但是却很多人在等待救援！”这样的信息在网络上也被大量转载，对于网友而言，这是举手之劳，却能够为救援者提供资讯支持，寻找救援的盲区。

资助——

一名白领志愿者称，一个“并不太熟悉”的同事突然在MSN上问他能不能帮忙找帐篷给灾区，于是他们一个一个打电话，“只要有希望就问问”。

后来他们加入一个名为“震灾援助行动”的QQ群。看到“灾区需要100顶帐篷”后的跟帖——“我是济南的，我这里有”“我这里有车，可以开车运过去”……

“这个群让我很震惊。群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少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白领阶层。在这个群里，大家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一种朴实的信任油然而生。”

在百度地震吧里，一个名为《“天佑华夏，众志成城”，百度网友赈灾倡议书》的帖子，阅读量超过35万人，5天之内回帖高达1万余条。

不仅仅是物资，倡议捐款的信息也出现在网络的每一个角落。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淘宝支付宝、腾讯财付通、易宝支付分别为李连杰壹基金、北京红十字会开通个人网上捐款平台。短短3天时间，这3个捐款平台收到捐赠都突破1000万。每一笔均是来自网友的个人自发捐款——代表着真正社会意义上的慈善——“人人可慈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参与过各类志愿者活动的总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

盲区——

但据了解，由于缺乏救援经验和同政府部门的沟通合作，很多NGO组织和个人向相关部门申请去灾区的救援被婉拒。

大批的志愿者从各地奔赴灾区。北京C4户外店店员何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几天来这里采购装备的都是去灾区的。但志愿者的慈心有时候能收获喜悦，有时却带来失望。

北京市的一队民间志愿者，背负30多公斤的大包，经过数小时“几乎体力虚脱”的攀爬，进入被大山隔断的彭州山区，却发现自己的到来已经没有什么价值。解放军已经在他们到来之前将废墟中的幸存者救走。

“我们经过搜索，在废墟中发现了两处生命迹象。但没有专业设备，肩挑手提，大约10小时后才救出一人，但伤势过重，最后仍然死了。”一名参与此次救援的志愿者有些沮丧地回忆。

王跃和朋友从成都带来两车食物和水，进入到绵竹山区。这里分布着一些不知名的小村落。让他们难过的是，这些就在山路边的小村落鲜有救援。“最边缘的地区和最核心的震中，都已集中了大量救援力量，反倒是这些中间的村落成了盲区。”王跃叹息着。

单兵志愿者和政府的救援主力，还没有在这次灾难中形成完美的互补。志愿者能深入很多容易被忽视的地区，填补灾区物资补的空白点，更利于开展长期帮助。但这些都有赖于与政府的信息沟通。这正是臧璐和她的伙伴们所努力尝试填补的盲区。

即便现实条件相当艰难，在对死难者身份的处理上，这次却极力维护着死者的尊严

★ 本刊记者/陈晓舒(发自四川绵阳)

“从北川运往绵阳的尸体已经有很严重的异味。”绵阳市民政局助理调研人李德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15日)气温高达28摄氏度，是地震之后的第3天。

一天满负荷只能火化150具尸体。目前，仅北川县城能统计到的死者就超过8000人

这3天，李德明等民政局工作人员被分成两组，一组4人，天天守在绵阳市火葬场负责协调工作。火葬场的40多个工作人员更是集体出动，日夜无休。7台火化机昼夜不停地运转着。

以往绵阳火葬场平均每天火化20具尸体，现在每天火化的尸体达到150具。

李德明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火化一具尸体需要近1小时，机器每8至9小时必须休整两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天满负荷只能火化150具尸体。目前，仅北川县城能统计到的死者就超过8000人。

地震还破坏了北川县城内的火化设备，尸体只能运往绵阳火化。

“实在承受不了时，我们会协商运往遂宁等周边地区火化。”李德明说。

据绵阳火葬场的统计显示，13日21点，从北川运来1车55具中小学生的尸体，因为最先营救的是中小学校。14日，运来3车110具，依然是中小学生。15日下午5点之前，运来两批近100具尸体，开始有部分成年人。3天总共运量不超过300具，仅占北川挖掘出来的死难者的3%。

当时，更多的尸体曝露在北川县城。

“原本计划用军车运送尸体，现在只能使用政府征用的民用车运送，因为军用车忙于运送活人。”李德明称，民用车的运送能力远远比不上军用车辆。

“之前的几天活着的人都很难走出北川，更别说死去的人。”一位火葬场的员工说。

在可能的疫情灾害前，大批量的遗体迟迟没有处理完毕的背后，是矛盾的因素：救助生者而无法顾全死者——在北川县城，尽管灾民生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救援人员仍争分夺秒，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了对生者的救援中。

为圆家属希望亲人尽快入土为安的 愿望，只能尽力而为

困难并不仅仅出现在北川。

地震以来，汶川县映秀、卧龙等8个乡镇，到处弥漫着尸体腐烂发出的酸臭气味。太阳一照，味道更加浓烈。救援人员戴着口罩，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在绵竹、什邡灾区，救援人员缺乏大量的裹尸袋。有记者看到，救援人员从倒塌现场挖出的几十具尸体，由于运尸袋不够用，不得不用白色的薄膜纸包裹，或干脆只用凉席垫着，有些仅仅标出核实到的人名，让货车尽快运离现场，或者让家属认领。

绵竹的火葬场被震塌，令政府大为头痛。政府为此宣布即认即葬措施，开放土葬——搜救人员一旦发现尸体，会即时消毒尸体并包裹，马上安排死者家属认尸，认尸后即令家属将尸体拉到山头自行埋葬及消毒，或交由搜救人员即时填埋，不得举办仪式。

另一个重灾区都江堰有多所学校被震塌，学童尸体相继挖出，令当地火葬场不胜负荷。都江堰火葬场负责人钟书记指出，其时积存尸体已超过200具，因缺乏储存设施，尸体被迫放在户外任由风吹雨打，一些开始发紫发臭，火葬场弥漫起浓烈的尸臭味。

钟说，当地火葬场只有两个火化炉，全日运作只能处理34具尸体，就算没有新尸体送来，也需接近一星期才能完全火化掉，为圆家属希望亲人尽快入葬为安的愿望，只能尽力而为。

而成都市琉璃厂火葬场为停放都江堰和其他地方运来的遇难人员的遗体，安排了大房间，但缺乏大量冰块冰砖作保存，以至于不得不紧急公布联系电话，寻求冰块。

不但车辆无法满足供给，裹尸袋也不够。钟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川灾区极缺裹尸袋，原本15日凌晨要从北京送往成都50000条裹尸袋，分发绵阳13500条，但是那天我们并没有接到。”

就地深埋也会是在确认身份后一人一坑

随着气温的升高，腐臭味越来越重。李德明称：“13日与14日的尸体还没有明显异味，也没有腐烂，但到15日尸体已经有明显异味。”

火葬场内的工作人员承认：“尸体在高温下迅速腐烂，确实会导致细菌传播，甚至引发疫情，大致有大肠杆菌和霍乱两种。”而这些有异味的尸体陆陆续续从重灾区北川沿途运往绵阳，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

李德明称：“一般气温在28摄氏度的情况下，两天进行一次消毒就可以，而北川尸体在运送来之前会进行一次消毒，运送到达后又会进行一次消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做出的回答称，“用消毒剂或石灰粉对尸体进行喷雾消毒是无效，这样做不会加快尸体分解或降低患病风险。”

即便现实条件相当艰难，而情势如此恶劣，在对北川死难者身份的处理上，这次却极力维护着死者的尊严，没有像唐山大地震一样统一掩埋。

目前的做法是，在北川，现场的法医会将每具尸体拍照，提取生物样本，比如提取一点皮肤细胞，以便今后做DNA鉴定，并逐个编号登记，然后将号码牌挂在死难者脖子上，并对外公示，以便亲友认领。这些有号码的无名尸体再统一运往绵阳火葬场火化，装入红色的骨灰袋中，每个骨灰带也会挂着一张白色的号码牌。

记者注意到，运送到绵阳火葬场的尸体并没有按照顺序编号。对此，李德明解释说，为了便于多个法医在多个地方同时检验、辨别身份，北川县城将不同地方的尸体号码分段，因此运送过来的尸体号码顺序不是连续的。

绵阳火葬场的钟书记称：“这样做是为了能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也使得死难者能够死得其所。”直到15日，近300具尸体，被认领的占到三分之一。

">但是，随着天气的逐渐炎热，遗体加速腐烂将不利于家属的辨认。

16日，李德明得到通知：所有遗体将启动就地深埋，这是为了防止疫情的发生。

“就地深埋也会是在确认身份后一人一坑。”李德明说。 ★

什邡：疫情没有在今晚发生！

★ 本刊记者/杨中旭(发自什邡)

这一天的上午11时10分，一份特急内部电文送达什邡市人民医院。

电文称：目前，各地在抗震救灾医疗服务中，陆续有获救伤员发生气性坏疽情况，影响到了伤员的医疗救治，形成较大的院内感染隐患，直接威胁到伤员的生命安全。

这份电文标明为“四川省卫生厅2008年31号”。

“这是传染，要死人的。”什邡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张进说。

电文到达几乎同时，强烈的余震再次发生，一个下午的工夫，又有60余名伤者涌入什邡市人民医院，让这家什邡市最大的医疗机构，在地震发生之后百小时之内，就在院内的露天广场之上，接纳救治了超过2200名伤者。

庆幸的是，5月16日涌入的60余名伤者之中，绝大部分为刚刚受伤，与气性坏疽无关。

但从傍晚开始，气氛发生了变化。

该院的住院记录显示，下午16时30分，什邡市蓥华镇星市村村民程德君被送入医院。这位36岁的妇女在大地震发生时，正与4名同伴在距离震中40公里处的蓥华镇后深山中采药。泥石流导致的交通隔断，使对她的救治延迟了。

程德君已是大幸。和她一同采药的5名同伴，3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逃出之后，带出了口信，程的丈夫随即带人进山搜索，两天后找到了她，又等了两天，才艰难地将她妻子带出深山。长达4天的时间内，程德君只服用了一些退烧药和消炎药，伤口未有任何包扎救治。

程德君的病历这样记录着：左下臂开放性骨折，右小腿胫骨封闭性骨折。医院骨科主任刘华兴表示，左下臂伤势更重，需立刻“开刀”，右小腿可在之后择机手术。

记者在现场看到，程德君的左下臂已缠绕在白色纱布之中，露出完全发黑的左手。刘华兴说，已经被病菌感染，如果没有延迟，手臂本该保住。

当天的特急电文，还对气性坏疽诊断给出了3项重要依据：一、伤口出现不寻常疼痛，局部肿胀迅速加剧，伤口周围有捻发音(肺部听诊除呼吸音外的附加音，颇似在耳边捻发，正常情况下不存在)，并有严重全身中毒症状，伤口有特殊臭味；二、伤口内分泌物涂片检查有大量革兰氏阳性杆菌；三、X线检查伤口肌群间有气体。

经初步诊断，程德君伤势只有一小部分符合“重要依据”——伤口出现不寻常疼痛，有特殊臭味。而X线检查结果表明，左臂伤口肌群并无气体。

检验科主任张进，通过显微镜观察伤口后判定：未发现典型产气梭状荚膜杆菌。但是，张进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该杆菌不存在，更科学的检验办法是：对伤口细菌进行“培养”，一天之内即可得出准确的结论。

问题是，地震同样重创了这家二级甲等医院。除了门诊大楼无恙，住院部和办公楼均已成危房。张进无奈地说，他无法展开“杆菌培养”。

在这样的情况下，院方不敢怠慢，即使存疑，仍按照疫情标准展开救治。院长王渝亲自安排将手术室从门诊大楼门口，迁至百米外的院内广场北墙下，原因只有一个：避开人流。

傍晚17时45分，前一天抵达什邡的湖北省医疗队着手术前准备。28摄氏度的气温下，两位主刀医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骨科副教授潘振宇和武汉大学中山医院郭亚洲医生很快变得“里三层、外三层”：最内一层为洗手衣，第二层为隔离衣，第三层才是手术衣。

记者注意到，两位主刀医生和唯一的护士张静都足蹬皮靴，与电文要求——医护人员穿统靴进行手术——完全一致。

17时50分，两位主刀医生和护士张静开始露天洗手，带上医用手套之后，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站在一旁的湖北省医疗队另一名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露天洗手并不符合规范，但事急从权，灾后手术只能在露天帐篷中进行。他指着刚刚洗过手的张静，压低声音说：“她风险很大，有可能传染上杆菌”。

站在不远处的张静似乎有所耳闻，她迅速抬起头，目光闪向交谈的医生与记者，未发一言，随即转过头，走进蓝色的帐篷。

“手术间”已经消毒，张静开始实施对伤者“臂丛麻”，然后对伤口进行反复消毒。记者透过帐篷通风口看到，伤者消毒程序至少进行了8次。骨科主任刘华兴说，这是防疫手术无可或缺的环节。

18时40分，站在伤者左肩旁的潘振宇，小心翼翼地割开最后的一点组织粘连，站在伤者左腰下方的郭亚洲接过断臂。伤者程德君清醒地睁着双眼，头部朝向右方，因为头部上方拉起了一块遮挡的医用白布，程德君并不知道，张静此时在对断臂进行再次消毒处理。

刘华兴说，断臂将用千分之三的过氧化氢处置，然后密闭在专用箱中，并注明特殊感染物，最后交由火化场火化。

此时，一直蹲在帐篷外守候的程德君的丈夫站起身来，向刘华兴等人表示感谢。

潘振宇步出帐篷说：疫情没有在今晚发生。

即便如此，这家医院的院长王渝仍然没敢松气。“如果再有废墟中的伤者生还，伤势可能比程德君更为严重。”他说，而院里此时已缺医少药。

防护服现在是最紧缺物资中的第一位，目前医院留下的，还是2003年防治SARS时的少量装备。

也参与了救灾的第三军医大学教授朱刚说，从废墟中救人，移除压迫在他们身体上的重物后，中毒性感染的迅速扩散，是幸存者生命的最大威胁。此前几天，他接触到至少5名幸存者，在被救出废墟后的10分钟内，因感染迅速扩散导致中毒性休克，不治而亡。

“要减少这种死亡，需要在幸存者被移出前，注射抗菌素，进行血液透析。”朱刚说，“但现在我们想得到，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