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分析日本民主党政权外交的摇摆和基调--之1
日本与中俄韩三邻国有难以解决的领土纠纷，与北朝鲜之间的日本人绑架问题，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也是极难达成妥协的。然而就美日关系而言，日本真正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古人的教诲“忠臣无境外之交”。日本自认为从明治维新开始追随学习英美，因此国家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二战之前则因为挑战英美遭受了惨败。因此战后坚定的追随英美，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是日本外交的基调。
从鳩山由紀夫内阁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上台开始，到野田佳彥内阁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台为止，日本民主党政权经历了大约３年３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以鳩山由紀夫内阁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下台为界限，日本外交可以泾渭分明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表现为“向东亚倾斜并寻求日美对等关系”，后一个阶段则是“彻底反华和积极修复日美关系”。
鳩山由紀夫政权时期日本舆论主要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向东亚倾斜，积极推销所谓“东亚共同体”。另一个声音是试图大幅度调整日美关系，将日美中三国定位为对等的“正三角形”关系。鳩山内阁时期的日本不仅大力鼓吹疏远美国的对等关系，而且在冲绳的普天间美军基地迁移问题上向美国发难，试图在收回普天间基地的同时，拒绝提供自民党政权时期允诺的替代土地。这一时期我们还可以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看到许多美军人员及其家属违法犯罪的负面报道。由于鳩山政府积极提倡“东亚共同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日本人对中好感指数也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３１.８％上升到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３８.５％，同时期对中厌恶感指数则从６６.６％下降到５８.５％。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份统计的日本人对美国好感度指数，并没有简单的反应日本社会舆论的声音，反而上升了５个百分点，到达了７８.９％。实际上，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１年之间，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日本的对美国好感度都保持稳定，最低６７.５％（１９８６年），最高８２％（２０１１年）。日本高度重视日美关系的心内状态可见一斑。
打算寻求与美国对等关系的鳩山政府最终维持了不到一年。菅直人政府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刚刚走马上任，同年９月７日就发生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捕中国渔船的严重外交事件。日本人的对中好感度指数在２０１０年的１０月也跌回了２０％，厌恶感指数则上升到了７７.８％。对这个指数我们不能理解为是渔船事件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结果。主动实行非法抓捕的是日本政府，那么导致两国国民感情恶化也必然是考量之内的事情。实际上，只要我们观察日本内阁府公布的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１年之间，日本人对中好感度指数，就能够发现日本人对中好感指数明显变坏的转折点，是发生东欧巨变和柏林墙倒塌的１９８９年。《黄家杨：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怎样看待中国》一文有如下描述：【60年代后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厌恶感一度超过苏联。～1979-1988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根本变化，约七成民众对中国抱有一种亲近感，与美国几乎不分伯仲。】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苏联解体之前，日本人的对中好感度指数上升的时期与中美关系改善的时期几乎吻合。如果说这个好感度指数即使不是一个“指导性参数”，也可以说受到了操纵。这个指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只要这个对中好感度指数上不来，日本政客和官员嘴里所说的对华友好就是谎言。
有一个疑问是，日本的鳩山由紀夫政府真的希望一蹴而就，摆脱美国控制，实现日美对等关系吗？恐怕摆脱美国的控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日本真的打算摆脱美国，那么在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发难的同时，有必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东亚共同体”吗？我们必须承认日本至少是一个擅长战术的国家。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向美国开火，似乎是有意的打草惊蛇。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在日本驻军一是要防备苏联，一是要看住日本。在一个没有苏联的时代，日本的地位变得很微妙，日本最怕的是中美关系走的越来越近。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甚至出现了中美G2的倡议。奥巴马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就任美国总统，这位民主党总统重视对中国关系。日本人对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多次谈及中国，而对日本只字不提，不可能坦然接受。抛开可能性的大小不谈，对日本而言最坏的剧本是中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哪怕是像日美安保条约那样限定区域的条约），从美国单独看住日本变成中美联合看住日本，这样日本不仅将永远无法在政治和军事上翻身，而且随着对美国而言日本战略地位的进一步下降，日本的经济地位也会遭到进一步削弱。因此，鳩山由紀夫政府向东亚倾斜，公然要求对美对等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会闹的孩子有奶吃”。
日本暂时向东亚摆动只是手段而是不是目的，是在为摆回美国储备势能。民主党的第二任首相菅直人政府，果断的重新点燃了钓鱼岛领土问题这个无解的死结，随后的野田佳彥政府又断然“购买了”钓鱼岛。在钓鱼岛挑起事端制造矛盾和紧张对立，可以将法律上负有保护日本义务的美国拖进中日对峙。如果最终可以制造中美两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尖锐对立，那么日本的目的就达到了，日本将在美国那里获得更好的政治地位。野田政权几乎是为了破坏中日关系而破坏中日关系，例如他希望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号和１３号访问中国，挑选的时间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野田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７日宣布日本政府要“购买”钓鱼岛，挑选的时间是七七事变纪念日。野田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购买”钓鱼岛不仅是在国际会议上与中国领导人交谈一天之后，更是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几天之前。这些时间点的选择向美国和世界表明了日本彻底反华的根本立场。日本试图将中国描绘成一副冷战时期苏联的形象，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企图在国际上制造“对中国包围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旬，日本外相跑到欧洲法英德三国去“解释说明”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希望借这３国左右国际舆论的能力，制造日本所期望的国际舆论。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日方把安倍首相的亲笔信递交给NATO秘书长，指责中国威胁到了东亚的安全环境。２０１３年２月５日，在安倍首相访美之前，日本开始炒作中国军舰使用火控雷达锁定了日本的军舰和军用直升机。日本一意孤行的破坏中日关系，甚至不惜挑起军事冲突，威胁在钓鱼岛海域使用信号弹，这些所作所为有向美国逼宫的意味，为的是要求美国重视并选择自己。因为对日本而言美国太重要了，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要感谢美国扶持，日本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了“失去的十年”，也正好反映了冷战结束以后，对美国而言日本战略地位的低下。今天安倍晋三首相提出日本要做“亚洲的领袖”，恐怕不仅仅是说给日本国民听的，这是不是在要求美国继续扶持帮助自己，由日本（而不是中国，或者印度）来领导（经济上和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亚洲？事实上，配合美国的步伐，日本向东南亚的某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提供军用舰只，本身就是为美国分担责任，为“自由世界”做贡献。
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是对美关系，这是基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是如何围绕着对美关系而言的，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增加对美交涉的筹码。日本与苏联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宣言中双方同意所谓“北方四岛”中的歯舞和色丹交给日本，具体交割时间规定为在日苏签订和平条约以后。但是，直到今天日俄也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原因在于日本的要求增加到了４个岛。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９日，美日两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了美国在法律上有保护日本的义务。日本几年前与苏联眉来眼去，似乎是为修改安保条约增加谈判的筹码。因为这个新的《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国与菲律宾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不同，并没有规定日本有保护美国的法律义务，它是单方面的，是日本以基地和设施（物）换取美国军队（人）的军事保护。冷战时期的美国希望日本为“自由世界”提供更多的军事协作，希望日本的军队可以派往海外协助美军，但是日本人坚持说他们的和平宪法不允许“集体自卫权”（没有了苏联，今天安倍首相希望和奥巴马总统讨论“集体自卫权”，对美国而言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国不仅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更担心日本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为了拉拢日本而不情愿的签订了新日美安保条约。至于日苏和平条约，如果后来签订了正式的日苏和平条约，那么苏联这张牌也就打出去了，对美交涉显然是需要这张王牌的。
东京 陈傼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