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换个角度看历史：重读晚清六十年”，眼前却涌现出茶坛的几个活跃的ID的形象，
（突然想起，人的行为模式是可以遗传的，我们常常重复干一些我们的老祖宗干过的事情，）
感觉晚清时义和团的一些魂灵似乎又在茶坛栩栩如生地复活了。
哈哈，我党要想在西方建立强大的第五纵队可是再容易不过了，一切都是现成的。
我为那几个ID想出一句旗帜鲜明，振奋人心的口号：拥共灭洋！
我的那些可爱的ID们，一项伟大壮丽的事业有待于你们去完成，祝你们成功！
大清也可以说不·好女不吃眼前亏
端木赐香，摘自新浪读书
原载《换个角度看历史：重读晚清六十年》，华文出版社
慈禧太后做寡妇四十年了，谁敢对她说半个不字呢？老实说，国内的反对她不在乎。她随便一个懿旨，全部摆平。但是外国人的眼色不看则是不行的。太后本来预定庚子年正月初一，也就是中国的元旦（1900年1月31日）让光绪皇帝行让位礼，让溥儁登基，改元“保庆”的。但是外国公使集体晾她的菜，再加上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也以此谏止，搞得太后也不敢立行废立了，只在这一天派溥儁代光绪帝行礼，将其接入宫中，做了大阿哥。这一切，都让太后耿耿于怀！
就在耿耿于怀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另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让太后与端王瞅上了——现成的炮灰，我们正好可以借以打鬼嘛！
一个传教士引发的血案
这股力量诞生于直鲁大地，名为义和团！
鲁西南以曹州府为中心的大刀会、直鲁边界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和鲁西北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代表的神拳构成了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与中国民间流行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只不过，这时的他们专以洋人，尤其是以传教士为对象，因为民众对洋人存有多年的积愤。还是那句话，对中国百姓来讲，政府即使被外国打趴下了，改朝换代了，也不关他们的事。
但是生活伦理关他们的事，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所谓的“天下”既不是一个朝代，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与底层百姓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生活伦理与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东传，既与中国旧有的生活伦理冲突，还打破了现实的社会秩序。中国百姓不管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皆不能接受，具体表现为民教冲突愈演愈烈。这里所谓的民，乃是恪守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纲常的中国之民；所谓的教，乃是传教士及他们庇护下的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双方的冲突由来久矣！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笼统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要求：“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法国更是不含乎，在中法《黄埔条约》里进一步规定：法国可在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国将其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这三个条约被西方传教士看作对华传教事业中划时代的新标志。有人宣称：“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路总算打开了，他把他们带入审判，要向他们显出怜悯。”但是法国方面认为，仅准许西方人在五口传教、建教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自雍正皇帝起，就把天主教打作邪教，不准他的子民信了。于是他们通过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皇帝申请中国内部驰禁天主教。道光批准了。法国再进一步，要求归还雍正年间被查抄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道光也批准了，但是他的谕旨明确规定，虽然天主教不再是邪教，中国人可以信了，但是西方传教士只能在五口传教，不得进入内地。
虽然如此，西方教会还是很激动，纷纷派员来华，云集香港，讨论进军中国及划分传教区域等问题。更要命的是，第一，归还旧址引起了诸多风波。因为牵涉到时间的变迁、主人的变换、房屋的修补及百姓的拆迁。比如北京东、西、北三处教堂的归还。政府无能，在这方面当然偏袒洋人，导致百姓感觉吃亏受冤，敢怒不敢言，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当然了，传教士也憋火，法国传教士的坟地正福寺被周边中国居民毁得一塌糊涂，遂要求中国政府捆绑几位居民前往正福寺“叩首领罚”。中国老百姓给中国官员下跪，他们不认为是侮辱，因为跪惯了，让他们给洋鬼子的坟下跪，天哪，那不太侮辱大清国子民了吗？大清国子民虽然在自己政府底下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他们更没把洋人当人看，一直认为洋人鸡狗不如呢。所以双方自然种下仇恨的种子。
第二，西方传教士很富有牺牲精神，虽然明文规定不得进入内地，但他们还是纷纷潜入中国内地。导致中国政府防不胜防。按领事裁判权，抓起来也得好好的归还对方。如若对方不是好好的，比如法国传教士马赖私自进入广西西林传教，被咱这边的知县审问后杀掉，导致法国英国手拉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依然失败了，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外国的传教自由进一步放开，在领事与中国地方官给予验照的前提下，外国传教士可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中法条约里更是被法国方面有意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法之间进一步明确了传教士置产办法：“卖业者勿庸先报明地方官请示准办。”
除此之外，传教士出于职业的本能，还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发起了挑战，不让教民搞偶像崇拜、祭祖拜庙等。同治元年（1862年），政府在外国压力下，颁布圣旨，规定“凡基督教徒均可免除迎神赛会等费”。这一来更坏了，迎神赛会求雨拜佛的费用，历来是中国百姓均摊的。有些人入了洋教，就豁免了这一切。其他百姓岂能容忍？
总之，从1844年到1911年的近70年间，共发生教案1639起之多，引起了诸多中外交涉，搞得中国政府焦头烂额，以致于负责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奕訢向外国人发牢骚：如果能把你们的鸦片与传教士请出中国，事情就好办了。问题是，鸦片乃中国人感情偏好下的自我选择，宗教乃西方传教士职业精神下的强力渗透，前者，中国政府禁不得，后者，中国政府拒不得。
那么教案到底都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讲讲，什么样的中国人才入教吧。
中国人当时入教，大致可分作四种类型：第一类，真正的信教者。第二类，吃教者。就是太穷，信了教，可以得几吊钱的救济、吃几个馍馍、租些便宜的地，并且免费瞧病之类。第三类是混教者。中国传统眼光里的二流子败家子之类，本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信教之后，有了精神支撑与物质靠山，从此可以耀武扬威，鱼肉乡里。第四类，投教者。就是临时投机，遇上了官司、利益纠纷或者个人纠葛。临时入教，抱上教士这条粗腿，方便投机。
第一类第二类尚好，第三类第四类就坏菜了。它会导致诸多民教冲突。反过来讲，既使没有第三类第四类的入教者，仍会有民教冲突，只不过在数量与程度上会有些区别。因为，导致民教冲突的因素太多了。
第一，利益之争。比如旧教址的归还、庙产及个人私产的捐献、教会地产的买卖与租借等，都牵涉到利益的分配。
第二，公平之争。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清朝的官员等级制度就是好，所以他们很快中国化了，也分成若干等级以方便与中国官员平起平坐地打交道。具体来讲，主教与督、抚平级；副主教与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与知府、知县平级。西方人眼中的清朝司法制度比丛林法则还要野蛮，所以传教士一直认定他们的“教民应当享受比他的非教民同胞更高一等的司法”。
在传教士的支撑下，中国人“一为教民，遂若为非中国之民”。以致于一位御史替非教民抱不平说：“教民亦民也，乃与平民争讼，到堂，平民长跪，教民则不跪；居乡，平民有差徭，教民则无差徭，平民有厘税、杂派、酬神、演剧等费，教民则一概全无。乌得不平！”那时的中国老百姓也很奇怪，他们给当官的下跪可以，可是别人不给当官的下跪，那就不可以了。乃一种政治上的“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平等意识！他们为什么不争个也不跪的待遇呢？中国人两千年来一直是低头做人，若有一个同胞昂起了头，其他人首先想到的是把他拉下来，而不是“见贤思齐”！
第三，文化之争。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祭祀祖先，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三纲五常都不遵守，乡民们当然看不惯，认为教民“无父无君”。
更关键的是，中国民间社会结构是宗法制度，民间社会组织是乡绅治理。中国的乡绅熟读儒家经典，信守儒家规范，出则为官，入则为绅，子弟读书为士，在民间的威望很高，好多社会纠纷、人事矛盾，甚至一些官司都是他们打理的。至于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更是由他们操持。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权威。现在来了洋鬼子，出了教民，乡绅的权威一再遭受抵制与冲撞，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反洋教思想，应该就是由他们导引的。
中国一般乡民，大字都不认识三个的。诸位看晚清电视剧，城门贴了什么布告，都是由书生给围观者念下来的。所以，诸多反洋教揭帖应该出自士绅之手。正因为文化在他们之手，文化是他们的身家饭碗，所以其对洋教文化的敌视也最严重。面对异质文化的浸淫，除了少数的有良知的理性的清醒者，一般的文化阶层，表现出的都是本能的敌意。甚至可以这样说，受传统文化教育愈深，敌意愈严重。
第四，文化之争的背后，还有一个文化的隔膜。中国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给其添油加醋则很老练，于是教会的诸多行为在中国人眼里就妖魔化了：比如“拐骗男女幼童，取其精髓制造丸药”；比如“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比如“哄入伊教，吃了迷药，与伊同睡，采阴补阳”；比如“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更有甚者，有的反洋教揭帖宣传洋鬼配以中国人的眼睛，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八斤白银来。
鲁迅在自己的《论照相之类》曾说起他小时候听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洋鬼子挖了中国人的心肝，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着宝贝的地方，火芯儿就弯曲下去了。于是洋人就发财了，洋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呢？就是这样搞来的。
在这么一种氛围中，各地教案层出不穷。外国传教士干预教案的审判，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案前案后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非教民。当然，非教民也难免找教民出气。因为教民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几滴水珠，一不小心就被人间蒸发了。
据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载，义和团兴起时，山东天主教徒有47221人，新教徒有14776人，而清末的山东人口，按户部统计大约是3千万，民教比例乃500：1。所以，非教民逮个机会欺负一下教民，也不是很难的事。
总之，多种因素导致民教之间的仇视一日更甚一日。一些地方官动不动因教案而倒霉，一遇教案，要么偏袒教民一方，要么拖延不决。心底里自然也恨洋教，领事裁判权及与中国官员平级的制度下，外国教士居然跟外交官似的，也具有了类似外交豁免权的特权。教民呢，跟在其后耀武扬威。原先吧，不管啥民，只要是大清子民，在官老爷面前都得把头磕得嘣嘣响，老爷让他们抬头，他们绝不敢低头；老爷叫他们低头，他们绝不敢抬头。现在可好，他们不但不下跪了，有些人还咆哮公堂，直接跟官老爷论理论法呢。官爷的威风何在？所以，面对洋教，不只是民怨沸腾，连官怨都沸腾呢。因此地方官背地里暗暗支持村民与洋教斗，也不算稀罕。这样一来，传教士对地方官也不满意，常向总理衙门告状，搞得总理衙门招架不住，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颁发了一个《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把传教士的中国式品秩用条文固定下来，确认他们遇有教案，可转请公使或者领事，同总理衙门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直接与地方官商办。传教士的特权更加合法化与明确化了……
纵观整个中国教案史，我们就会发现，义和团运动就是个特大教案。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特大教案是如何从山东爆炸的。前面说过，山东义和团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直鲁边界的梅花拳。起于鲁西冠县梨园屯拆庙建堂事件。早在咸丰年间，该村士绅曾公众捐款购买义学坡地，在义学后面建有玉皇庙，占地三十八亩。咸丰末年毁于兵祸，绅民无力兴建。同治八年（1869年）村中民教都要求公分义学公产，包括田地与宅地。全村近三百户，加入天主教者二十多户，村民分得三十多亩坡地，教民分得三亩宅地。教民分到宅地后即转让给法国传教士梁宗明，村民不依，双方多次打官司并引起冲突。
同治十二年（1873年），梁宗明在宅地上拆庙建立教堂，引起村民公愤。官司打到知县那儿，知县以同治八年所立地亩分单为依据，判决梁宗明胜诉。
光绪十三年（1887年），梁宗明欲重建教堂房屋，教民王三歪等试图扩充地基，再次引起村民公愤，将教堂拆掉重新建庙。双方又打起了官司，经过一系列波折，县令对村民一方的领头人王世昌等六人革除功名并施以监禁。经十八村绅老出面调停，双方协定：教民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于该村为庙；村民等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这就是所谓的梨园屯第一次教案。
光绪十五年（1889年），新任教士欲摧毁当地人民对玉皇庙的偶像崇拜，重提同治年间的判决，希望在玉皇庙的地基上建立教堂。并且咬定教民已把该地基让与教堂、光绪十三年的调解教堂并不知情、教民无权代替教堂签订协议，所以不予承认。
与此同时，村民们也心怀不满，他们把王世昌等六人称作“六大冤”。村中侠义人士阎书勤等十八人联衔举事，号称“十八魁”，拟诉诸武力拆毁教堂。怕自身势力不够，他们引进了外援——直隶威县的梅花拳。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各地教案掀起了高潮，清政府一方面着令各省弹压，一方面下发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法国方面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总理衙门给山东地方官施压。光绪十八年（1892年），当地知府下令，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天主教堂；并令冠县县令个人掏腰包给村民，让他们另觅新地，重建新庙。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跟利益无关，跟信仰沾些边，但更多的是义气之争。当地村民本就没有资金重建玉皇庙，早就拆分到个人了。现在，玉皇庙地基归了教民，地方官自己拿钱给村民另行建庙，也算两全其美了。但是村民不服。洋鬼子在中国百姓眼里不是好人，就是教民，在深受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影响的村民眼里，也是无父无君、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府偏袒他们，村民当然不服。不服的结果，就是与教民殴斗。双方都有人受伤。事后，村民再次请来外援——临清的道士魏合意和沙柳寨的梅花拳，摆出了武力护庙的姿式。教民干脆报告官府，梅花拳有谋叛嫌疑。
山东巡抚亲自过问，处理结果是：地方官拿获魏合意，拆毁玉皇庙交还教士。晓谕地方绅士，申明利害，劝令村民组织解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教民在玉皇庙旧址建天主教堂时，“十八魁”领导的梅花拳及村民百姓五百余人到现场阻止，教民只得停工。之后，梅花拳聚众千人，与教堂数百人武装械斗，打死教民五人，重伤数人。官府前来镇压，“十八魁”率众对抗，后撤到直隶威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八魁”与威县赵三多的梅花拳拳民联合举事。由于梅花拳其他领导不愿意本拳派掺乎叛乱活动，赵三多只好改名义和拳，他们针对山东、直隶的教会及教民，四处攻击，名声大噪。最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政府一再镇压他们，他们打的旗号都是“扶清灭洋”。一句话，他们只反对洋人，不反对自己的政府。有人据此认为，义和团反帝不反封。
义和团本就是封建势力，我们不能说地主是封建势力，与地主对应的农民就不是封建势力了。从某个方面来讲，他们比地主还封建呢。比如他们成功了，所建立的王朝比前任更封建。所以他们的反封顶多是反对现任封建王朝，闹好了取而代之罢了，他们才不是反封呢。至于反帝，也谈不上。我们不要认为，反洋人反洋教就是反帝。义和团不是反帝，他们反外。凡是外国人都反，凡是外国的东西都反。
其实“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并不是山东义和团原产，而是从外面引进来的。具体来讲，是从四川大足教案那里学来的。大足教案闹过三次，第一次（1886-1887）。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1886年7月20日），是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一年一度的庙会，四乡百姓前往参加。但他们更好奇的是龙水镇新建的教堂。前往围观的时候，与教民发生口角。口角的结果，教民新建教堂被夷为平地。此后不久，龙水镇周边的其他教堂与医院也相继被百姓捣毁，教民房屋也受到袭击。事后，政府通缉主犯并赔偿教民一万五千两银子。教民重新建堂，可是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下一庙会，新教堂再次被村民捣毁。政府再次赔款，并通缉主犯。这就是第一次大足教案。
光绪十四年（1888年），龙水镇教会第三次建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建成。一年一度的庙会又要到了，教会请官府出兵把守教堂。结果民教还是起了冲突，教堂第三次被毁。清政府把蒋赞臣当作打教的主凶，派兵前往捉拿。蒋逃往表兄余栋臣家中。每次打教，余栋臣与其兄弟余翠坪都是积极参加者。表弟投奔他后，他激于义愤，开始拉拢人马，歃血订盟，组织煤窑与纸厂工人，攻入了水龙镇，杀教民十二人，损毁教民房屋二百余间，没收教民财产，并且强迫教民退教。周边群众闻听之下，也开始纷纷打教。清政府派兵镇压，余翠坪牺牲，余栋臣逃匿。是谓第二次大足教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足县令调任他地，余栋臣回家，娶妻置产，不再和教堂斗争。但是教士与教民对之不安，给清政府施压，促使地方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逮捕了余栋臣。蒋赞臣率人劫狱，成功。余栋臣势成骑虎，不得不再次举事。他们首先没收了教民与教堂的粮食，在起义檄文中则别开生面地提出：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当然了，如果官兵剿灭他们，他们则反过来要把官兵当敌人看——“并非我朝臣子”。至于起义军的小旗上，更是写有“顺清灭洋”的口号。现在无由评断余栋臣提出此口号是什么心机，但是起义中间他与蒋赞臣曾有过接受政府招安的想法，只是在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是余栋臣的“顺清灭洋”却影响深远。第一，这个口号通过会党传到了北方，让山东的义和团也稀里糊涂地打起了“扶清灭洋”的小旗；第二，这小旗让清政府一些本就同情义和团的地方官也稀里糊涂起来，对于义和团弄不清是剿还是抚，摇摆不定中让其势力坐大并直接影响了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事实上，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等几任山东巡抚都对义和团持同情态度。李秉衡说：“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致一发而不可制……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张汝梅说：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毓贤说：“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袁世凯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只不过，同情是一回事，执行政府政策又是一回事。而政府政策又在外国的压力与慈禧太后的情绪之间来回摇摆。无边的谣言与现实的不平，加剧了山东百姓愤怒的情绪。就在直鲁边界的梅花拳因梨园屯教案而举事的同时，鲁西南又出了大刀会。
大刀会，山东义和团的第二组成部分，起于鲁西南。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从这些名字就可以看出，义和团这一支流搞的是刀枪不入。要做到刀枪不入，需要经过念咒与吞符等一系列仪式。
大刀会最早起于山东曹州府。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的地方，民风剽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以致于周锡瑞先生不无黑色幽默地说：“长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人们已学会与盗匪共同生活”。
所以民间有些玩大刀片的，也不算稀罕，其动机也不过是保卫身家。按周锡瑞先生考证，大刀会的领导阶层应该是小地主。虽然大刀会成员多有佃户与贫民，但是小地主掌控他们，则是基本可以确认的，其主要首领刘士端及其门徒曹得礼、彭桂林都是拥有50至200亩土地的地主。虽然大刀会的排刀排枪在地方官眼里不外是邪教，但是由于盗匪横行，地方政府难免借用他们作为剿匪的工具。只不过由于洋教传入，大刀会逐渐改与洋教为敌。具体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刀会的一个敌人，名叫岳二米子，带领三千多没吃没喝的人抢富户的东西，挨了大刀会的打，就入了天主教。另一个是：天主教徒对大刀会的刀枪不入表示怀疑，指为妄诞，这让大刀会很气愤。所以双方渐起摩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双方因为口角之争差点械斗起来。教民认为大丢面子，大刀会因地方官重申政府邪教禁令而大为窝火。
几个月之后，终于爆发曹州教案、徐州教案。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徐州庞姓家族与刘氏家族因争夺无主地而爆发冲突。鉴于刘氏家族已奉教，庞氏家族的领头人物庞士杰便入了大刀会，并且跑到曹州找刘士端借兵去了。刘士端不但给了他兵，还给了他将，把自己的弟子彭桂林派过来了。庞士杰有了兵有了将，就从徐州开始一直打到曹州，除了打教之外，还捎带着把不信教的富户也给打劫了。结果，彭桂林被徐州地方逮捕，庞士杰虽然跑了，但是山东地方官却诱捕了刘士端与曹得礼，将其斩首。徐州那边更是逮捕了庞士杰的哥哥。庞家一看不妙，马上准备入教，一下子把十八个村庄四千多口子的名单提交给了当地的法国天主教神父。神父出面保护，徐州地方官明面上虽然不敢赦免庞士杰之罪，但却告诉对方，隐藏一段时间，官府自然会说抓捕不到。过过风头，就可以回家住了。对于这种掩护，当地的传教士很得意，认为中国百姓遇上官司，都得拿钱打点，唯有他们，“伸张正义而不索取任何东西”。当然，他们只有一个条件：请加入我们天主教！
徐州安静了，鲁西南的大刀会更安静。但是，这是暂时的。离它们不远的地方有了动静。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爆发巨野教案。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阳谷一带传教的能方济和在山东曹州一带传教的韩理前去巨野磨盘张家庄教堂参加薛田资神甫的天主教例会，晚上睡觉时被二三十个持刀的人杀死。谁干的？说法很多，有说是巨野大刀会首领曹言学组织干的，有说是一个名叫刘德润的盗匪干的，不管是谁干的，反正中国人干的。于是德国有了很好的借口，除了金钱赔偿、地方官免职之外，还额外要求强租胶州湾。在德国的影响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紧跟其后，也跟中国政府讹诈上了，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大清王朝的王朝危机进一步加深。
如果说以赵三多为领导的直鲁边境的的梅花拳是以真功夫为主的话，那么鲁西南以曹州为中心的大刀会则是以刀枪不入为主。但是，这两支再厉害，也超不过鲁西北以朱红灯、诚心和尚为代表的神拳。之所以称神拳，估计是太神了，主要法术是降神附体。它是义和团起源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站在经济的角度，周锡瑞说神拳是大刀会的穷亲戚。因为神拳会员们太穷了。这跟整个鲁西北的经济形势有关。如果说黄河是鲁西北灾难的第一根源的话，那么第二根源就是旱灾了。除了这两种天灾之外，鲁西北人民还要面临巨大的人祸。从山东的德州到高唐、茌平、东阿，是官方御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南来北往的通道。官兵如篦匪如梳，百姓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管是战乱还是和平时期，都得不着什么好。所以，贫穷是鲁西北的首要特征。在传教士的笔下，鲁西农民的日子是这样的：“鲁西一带的农户大都居住在阳光不足、潮湿狭隘的茅草屋里，窗户很少。屋内的装饰非常简单。更为贫穷者，一间茅屋则具多种用途。炉灶锅碗均挤在茅屋一隅，煮饭时黑烟蒙蒙，恰如浓雾弥漫，甚至人的面孔也难以辨别……其食物也非常简单，每年只有极少机会吃肉，以粗茶淡饭为主。只有新麦打下之后，才吃几顿面条和菜蔬……城里平常使用的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在乡间视为贵重品。若吃香油时，则用小棍穿过制钱孔从罐中取油，滴到菜里调味。平常饭时，水里煮些大蒜、辣椒、大葱，就是一顿。除了喜庆丧葬或新年外，很少见到荤腥。老人也不例外。”
正如周锡瑞所说，这还是正常年景里的鲁西人民的生活，而对于多灾多难的鲁西北人民来讲，就连这种日子都难得了。逃荒要饭应该是鲁西北人民的家常便饭了。物质的贫困，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贫困。所以鲁西北的义和团干脆连香都不烧，直接叩头、念咒，神灵就附体了。且神灵来源丰富，全部来源于中国的社戏小说，具体来讲就是来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榜》等，人鬼蛇神全出动。和平时期，降神附体主要为治病；战乱时期，降神附体就专为避刀避枪甚至避炮了。神拳门槛很低，人人能降神附体，不像洪秀全，就他和几个弟兄可以玩这个，所以这是义和团始终没有统一领导核心的致命根源，仅有地方领导与派别领导。鲁西北的神拳领袖，乃是现身于茌平的朱红灯与心诚和尚。而神拳会员们差不多都是没有头脑只有情绪的青少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鲁西北的神拳越来越活跃。平原县的民教冲突中，民的一方请来了茌平县的朱红灯，势力大涨。平原县令蒋楷为之忧心忡忡，但是他得不到巡抚毓贤对之镇压的明确指令，就在他发现不镇压不行的时候，他也发现，镇压不下去了。朱红灯身着红袍、头戴红帽、高举红旗出现在了他面前。虽然红旗上明明写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标语，但是并不意味着义和拳要兴清朝的命官，所以蒋楷骑上马跑了，邀请巡抚派兵前来。结果，义和拳与政府官兵在森罗殿一地发生大决战。决战结果，朱红灯本人逃跑，其他拳民看见刀枪不入并不灵验，悄悄地都散了。只有义和拳改称的义和团名声留了下来，以后，各地拳民就有了义和团这么一个新的统一的称号！
至于朱红灯本人，之后联系心诚和尚与于清水重新开始打教，但由于分赃不均，他们自己内部先打上了。打的结果，团员们把三个首领全抓住，扭送到官府了。官府呢，把他们押到省城济南，全杀了。鲁西北的神拳运动暂时进入低迷状态，就等着北京向他们招手啦。
鲁西北的打教运动，首先让北京招回了毓贤。当然是在外国压力下招回的。因为他们认为，鲁西北拳匪的嚣张，是与这位山东巡抚的懦弱密切相关的。但是回到北京的毓贤，在面对仇外王公载漪等人时，既为拳民的忠诚与正义作辩护，还吹嘘义和团的神功。
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前山东巡抚是出于什么理由作出了这种选择，因为他的后任巡抚袁世凯就绝不相信义和团会有什么法术。总之，毓贤北京之行，煽动起了仇外王公们对于义和团的希望与支持。这一切，导致太后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剿抚两犹豫。太后的犹豫、仇外王公的支持与袁世凯的铁腕镇压政策，让山东的义和团逐渐转移到了直隶境内。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义和团进入涿州，并且由此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法国与比利时的工程师也受到了攻击并且被杀，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当然对于义和团来讲，他们攻击铁路线火车站及电报设施的行为，除了笼统的反洋之外，还本能地是在给清朝官军可能前来镇压制造障碍。事实上，聂士成就被政府派去镇压义和团兼护卫铁路了，双方结结实实地交锋过几次。
与此同时，太后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赵是老官僚了，江湖上混得久，当然知道刚毅的意思，更知道刚毅背后站着一个载漪，载漪背后站着一个慈禧。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留刚毅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而刚毅与义和团商议的合作，就是放他们进北京由着性子撒欢去。赵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面对太后时，含糊其辞汇报一番，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恃”，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
此次复命对慈禧的决策有重大影响，据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曾对人说道：“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这番说辞虽然有自我解脱的嫌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深居后宫的老太太，被载漪这样的宗室大臣欺骗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老太太最后还真的被载漪欺骗了。刚毅及载漪等人的怂恿与支持，让义和团蜂涌进了京津二城。他们无视国际游戏规则地乱砍滥杀行为以及清政府在保护外人性命及使馆安全方面的无能，导致西方列强不得不亲自出兵进行自我保护。
五月初四（5月31日），经总理衙门同意，西方充实了三百多士兵做使馆卫队。之后，更在沿海集结二十多艘战舰。五月十四（6月10日），在英国公使的紧急求援下，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根本走不到北京。就在同天，太后命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等为总理衙门大臣。第二天，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为董福祥部所杀。据说载漪抚摸着董的背部，伸出大拇指赞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搞得这个曾经的驴贩子、回民起义的招安者大喜。
与此同时，在载漪等的怂恿与支持下，大量的义和团民涌进了北京。五月十九（6月15日）北京的义和团就开始围攻外国使馆了。对于太后来讲，她既对义和团抱了犹豫态度，更对联军北上北京的动机抱了猜忌态度，这让她左右为难不好决断。从五月二十（6月16日）到五月二十三（6月19日）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对外的和战问题，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
五月二十（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光绪严厉批评在事诸臣不能弹压乱民。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奏曰：可让董福祥领兵驱逐拳匪。他还没说完，端王载漪就伸大指厉声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吓得刘永亨不敢再说下去了。此时，跪在殿外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抗声曰：臣袁昶有奏。慈禧命李莲英传话，让袁入奏。袁说：义和团只不过是造反者，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也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发表感想后又让大家发表高见，大家胡乱说了一通，也没个什么结果。
有几个官员看见太后偏袒拳匪，所以待会散后留了下来，希望再跟太后进几言。先是大理寺少卿张亨嘉倡言杀几个拳匪头头，大事即定；后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祖谋问太后信乱民敌西洋可恃者何人？太后曰：我恃董福祥。张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朱祖谋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给我保个人来！朱祖谋仓促不能对……朱祖谋退出的时候，太后“犹怒目送之”。
按太后的意思，政府跟着义和团一样乱砍滥杀，支持他们围攻使馆，那才叫顺应人心。其实所谓的顺应人心，不如理解为顺应太后的心。义和团也算乖，在他们眼里，光绪都是二毛子，该杀。启蒙大师严复，也是二毛子，该杀。就连康有为，他们也叫唤上了，要求洋人把康有为引渡回来，好让他们一刀干掉。可以说，自从戊戌政变以来，太后第一次感觉到爽的味道，义和团真是太后的体己啊，自觉地给上层统治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事后，又被清政府定性“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与牺牲性既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
五月二十一（6月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大家又就战和问题争论，老太后却突然宣谕说：“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老太后没念第四条，她不好意思，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其实这所谓的最后通牒乃是载漪命人伪造的，目的当然是在老太后的屁股上踹一脚，让她跟外国宣战。
老太后老糊涂了，起码的国际游戏规则常识也缺失了，也不想想这最后通牒是从何处来的，它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
按照荣禄的说法，它是一个名叫罗嘉杰的江苏粮道派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自己手里的。荣禄绕屋行，徬徨终夜，今天早上才送给太后的。而按罗嘉杰的说法，他是通过关系弄到手的。什么关系？当然是载漪的关系啦。总之，老太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沦为了载漪的工具。其实也用不着念第四条，因为光前三条就够让大臣们震撼的了，所以太后念完照会上的三条内容后，大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叩头曰：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干脆哭上了。载漪一帮复乘机主战，语调高昂，刺激得太后也有了巾帼气度，复高声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面对老寡妇的爱国豪情，底下一干汉子都被震撼了，虽然主和派中的清醒者也感觉到这照会有些“荒诞不根荒唐无据”，但是会议风向已彻底转向主战了，大家叩头如仪，高呼“臣等同心报国”。那照会分明是要大清亡祖亡国的呀，谁敢担待啊！慈禧乃命令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大学士联元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宣谕，问洋人是不是要开战，如要开战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辞。光绪说：“去年各国使臣参观颐和园不是你接待的吗？今日危险你就不敢前往了吗？”慈禧说得更狠：“你敢也要去，不敢也要去。”于是徐用仪、立山、联元三大臣先行退出。
不过，就在同天，清廷收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发来的电报，建议清廷立即剿灭义和团，乱民不但不可保国，外兵深入，大局溃烂，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有了这些封疆大吏的电报，主和派重抖精神，依然上折坚持主和。
没有办法，五月二十二（6月18日），慈禧不得不第三次召集御前会议。光绪开口说：“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皆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户部尚书立山跟着慷慨陈辞，认为中国不是外国对手，义和团法术不足恃。载漪等主战派却首先请攻使馆。内阁学者联元认为，攻打使馆，无视国际游戏规则，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载漪他弟载澜在旁高呼，联元就是汉奸，应立即斩杀。幸亏庄亲王载勋阻止，联元才算暂时保住了脑袋。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说中国财弱兵单，一旦开衅，何以善后？慈禧拍着桌子骂道：早听厌这话了，若有本事，前去劝夷人退兵，否则斩！光绪持许景澄手大哭说：“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吵架的结果，太后虽然对外暂缓宣战，但是对内却下诏表扬义和团为义民，拨给内帑银十万两。
五月二十三（6月19日）大沽口沦陷的消息传来，太后马上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这次她就不打算给大家讨论的机会，准备直接宣战了。她说，列强没有要求她归政前，她还有惩办义和团的意思，今洋人已索取大沽炮台，干政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太后最怕的还是她退休、光绪复出这么一条。不可忍的结果，太后命令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前往使馆给外国人送去照会，限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光绪皇帝闻听，吓坏了，顾不得帝王尊严了，立即下座，又拉上了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景澄连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光绪深知万不能战，听了许景澄一番话，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止，气得太后大喊“许景澄无礼”，光绪这才放开许景澄之手。侍郎联元奏曰：“法国是专教国，衅也启自法。若战，只能与法国开战，断无与十一国开战之理。否则，国危矣。”联元边说边哭，额汗如珠。太后已一意主战，置之不理，仅令载澜加意保卫宫墙而已。
决定宣战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6月20日）一大早，西太后撇开光绪，召开枢臣会议。荣禄作了最后的努力，泣请太后勿攻使馆。并强调以一国敌各国，存亡攸关也。可惜老寡妇听不进。其他大臣也是一意主战。稍事休息，用过茶膳后，光绪也被召来，慈禧向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宣布宣战的原因，她说：“本来我是要严办义和团杀洋人的，怎知洋人竟迫我归政，这是朝廷大事，洋人怎可干预，皇上身体素来很弱，我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事。今日无法宽容洋人，因为宽容就无以对祖宗。我卧薪尝胆已四十年有余，现决定和洋人决裂，荣禄以老成谋国，中外都尊为大臣，此次力主保护使馆，实在荒谬。至于你们汉大臣应该明白，我朝二百多年对你们深恩厚泽，你们应该效死报答，不负我望。”慈禧说完就问光绪有何意见，光绪满脸悲戚，默然良久，欲言又止，最后只请太后听从荣禄所请，勿攻使馆。接着赵舒翘请杀内地教士。立山、许景澄、袁昶仍泣请勿和各国宣战，勿倚赖义和团，并陈述洋人决不会要求太后归政。载漪又大骂立山等是汉奸……哎，帝国的潜规则，骂别人是汉奸的，才是最可疑的人！
五月二十五（6月21日），老太后的宣战诏书出笼了：“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茍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洩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
不过仔细看看这诏书，就会发现诸多奇怪：第一，诏书中根本没提所谓的照会四条。敢情老太后也知道它来路不正，没法提及？第二，老太后气势汹汹地向人宣战呢，却没提人家国名，只说了几个“彼等”！彼等都有谁呢？老太后不知道，看到诏书的大臣也不知道，驻扎奉天（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甚至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也就是说，盛京将军不知该把枪口朝向哪个国家。这里我们可以帮太后与她的守疆大吏们统计出两组数字，一组是进中国的八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一组是事后与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十一国：除了第一组中的八国，另加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老太后有能耐，她把所有外国合到一块儿，一锅炖了，凡是洋人，统统是她的敌人。
此外，老太后还有一大能耐，在诏书里看不到，只能在实际行动里看到，那就是，老太后这宣战诏书，没有通过自己的驻外公使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她就是自己玩的。众所周知，按当时的国际法，宣战是当事国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也是战争的法律程序之一。而且，宣战要有几项基本内容：宣战原因；宣战对象；什么时候开始与宣战对象进入战争状态等。问题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根本不管这一套，她这宣战诏书顶多是宣给国内臣民看的，相当于内部动员令：政府实在忍受不了了哇，臣民们给我冲啊！有赏啊！
老太后为什么拿义和团玩洋人呢？很简单，她想给洋人点颜色看看。为什么想给外国人点颜色看看呢，也很简单，外国人一直给她颜色看了。就是没有所谓的勒令老太后归政，对康梁的庇护及已亥建储的抵制，就让中国的这个第一寡妇受够了。从大里说，是干涉我大清内政；从小里说，是干涉我老寡妇家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可忍的情况下，先把徐用仪、联元、立山、许景澄、袁昶等五个主和派当汉奸杀了，史称“庚子被祸五大臣”。这哪里是给洋人颜色看啊，分明是给自己颜色看。当然，最倒霉的是大清子民，谁都给咱颜色看！
西行漫记
西方也不傻，知道老太后在胡折腾。当时的《字林西报》社论曰：“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在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美国学者马士评价曰：“地狱里有怒鬼，但是比不上一位妇人受着藐视的时候怒气之盛”，这位妇人“公然挑衅，破坏了国际公法的每一个原则”。
老太后破坏国际公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八国联军进中国。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1900年8月12日），八国联军已经越过了通州向北京进发。此时，董福祥率领他的武卫后军围攻使馆已一月有余，竟没有攻下来。同时，太后获知自己最倚仗的主战派大臣、原山东巡抚、现巡阅长江水师大臣、从江苏带兵北上勤王的李秉衡在杨村战败，至通州吞金自杀，哭了，对王公大臣们说：“我们母子怎么办？你们说说看！”王公大臣们大眼瞪小眼：你说咋办就咋办！
七月二十（8月14日），太后倚仗的另一个主战派大臣董福祥兵败退出北京。就在这天，慈禧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已无一人应召，太后对载澜说：“事已至此，惟有走了，你们还可为我侍卫吗？”晚间在宫中只有三位军机大臣，是王文韶、刚毅和赵舒翘，慈禧凄怆地说：“怎么，只有你们三人在此。其他的人都回家了，留下我母子不管，你们三人必定要随我母子同行。”
七月二十一（8月15日）早晨，太后四点醒来，听得外面全是猫叫。然后是李莲英惊慌失措地走进来报告鬼子打进城来了。说，德国鬼子进了朝阳门，日本鬼子进了东直门，俄国鬼子进了永定门，把天坛都围上了，全都冲着紫禁城开枪，枪子一溜一溜地在半天空飞，并说消息是澜公爷报来的，请太后避一避，免得惊了圣驾。老太后这才明白，所谓猫叫乃是子弹在空中呼啸的声音。听了汇报后，她不停地在寝宫里来回转。
正要准备传早膳，突然有流弹落在房上，吓得老佛爷饭也顾不上吃了，传谕皇后、小主、慈宁宫的太妃们、在宫里住的格格们以及大阿哥赶紧换好行装，准备出走。老太后由李莲英梳了普通汉妇的头，换上了半新不旧的深蓝色夏布的褂子和洗得有些褪色的浅蓝的裤子。皇帝干脆穿得像个做买卖跑外的小伙计。慈禧乘载澜的车子，光绪乘英年的车子，侍从的王公大臣主要有载漪、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等。
慈禧逃跑前一天还不忘干件缺德事，就是把光绪所宠爱的珍妃，推下井中。现在，其他宫女太监也有不用人推，自己跳水死的，当然裹了细软逃跑的人也不少。
离京城三日了，吃没得吃，喝没得喝，睡没得睡。据随侍的宫女荣儿回忆说：“人千算万算也有算计不到的地方。老太后这次出走，什么都不带，只随身带了些散碎银子，以为沿途一定会有卖东西的。有钱能买鬼推磨，这种想法到现在完全落空了。由海淀奔温泉，由温泉北上到居庸关的古道，原来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做买卖的，开客栈的，尤其是驿站，都应该有人支应，可现在跑得一干二净。那些败卒残兵，有什么抢什么，一帮一帮的戴红头巾的义和拳也是有什么拿什么。殷实一点的人家都躲起来了，剩下不藏不躲的人也就穷得只剩一条命了，目前的光景是有势力没处用，有银子没处花。一两银子也换不出一口吃的来。”
专制政府下的社会，就这德行。统治稳定时，一切森严，大家都装模作样；统治不稳时，一切乱套，大家都成无政府主义者。但吃亏更多的总是百姓。马士说：“由于中国破坏了国际法并向世界挑战，世界也反过来在对待这个破坏法律者时不承认它自己的法律。”
确实如此。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事实上，不只是三天，也不只是抢劫，八国联军初进北京，所有能泄愤的事件都干了：屠杀、焚烧、强奸、破坏。只不过后来慢慢平静下来了，占领北京一年之久，实行分区管制。老百姓也不算太傻，知道给谁做顺民也是顺民，所以，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民，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也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还有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者。
总之，老主子一跑，百姓赶紧拥抱新主子。
下面我们还是说老主子吧。一行人在路上，能喝凉水啃玉米棒就不错了。更让他们不堪忍受的是蚊子、苍蝇、癞蛤蟆、厕所里的蛆。在此之前，他们哪见识过这种玩艺儿啊。八月初三（8月27日）太后逃到了山西境内，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地盘，终于过上了一段好日子。问题是山西还不安全，特别是毓贤这一品大员在山西成了义和团的大顾问、大后台，杀的无辜洋人最多（传教士总计被杀253人，光山西一省就150余人），八国联军恨他恨得牙痒，难保不会打过来，于是再跑，九月初四（10月26日）又折腾到了西安境内，住进了陕西抚署。这下安全了，该摆的仪仗也都摆出来了，老太后这只落魄的老鸡又抖擞成凤凰的样儿了！
慈禧到西安后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夜夜失眠。是啊，放谁也睡不着啊，北京那边的烂摊子就不说了，洋人要是惩办罪魁祸首，第一个就是太后啊。相形之下，光绪倒是无官一身轻，不但身体好，心情也好，偶尔还和太监嘻笑一阵，当然，大发脾气的时光还是有的。最倒霉的应是大阿哥溥儁。
在那个混蛋老爹的影响下，他也就是个小混蛋。被立为大阿哥后，在宫中，居然凌辱光绪，有一次指着光绪大骂二毛子，光绪训斥他，他竟以拳回击。光绪报告太后，太后震怒，命太监鞭挞溥儁20鞭。溥儁被责后，他父亲大为愤恨，几天后喝得酩酊大醉，约了庄亲王载勋和载濂等兄弟带领义和团60余人，鼓噪冲入大内，搜拿教士，嚷着要见光绪皇帝，并骂光绪二毛子。这时慈禧正在用茶膳，听到他们吵闹，出面大骂：“废皇上一事，非尔等所得干预，予自权衡；大阿哥之名号本不难撤，将伊逐出宫外，真如反掌之易。”老寡妇倒不是爱护光绪，只是从这事里嗅到了不祥的气息，载漪还没当太上皇呢，就这么嚣张，这要当上了，比光绪他爹要不好控制多了。溥儁呢，也没有光绪好拿捏，自己想废光绪这个负心的，没想到新立的更负心。气极之余，太后命荣禄把随同入宫的义和团为首头目20余人立时处决。现在，八国联军进京城，住进了皇宫不说，还在紫禁城里大阅兵，自己跑得比兔子还快，老妖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凡人的罪，跌过这么大的份儿，受过这样的辱啊，一腔怒气又拐到溥儁头上了，导致这位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常被鞭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孩子怕是做不成皇帝了！
岂止是溥儁做不成皇帝？太后是否能做成太后，大清国是否能做成大清国，还都是问题呢！
李鸿章最后一次“卖国”
老太后也不傻，好妇不吃眼前亏，又是谢罪，又是道歉的。把义和团要杀的“一龙二虎三百洋”中的二虎——庆亲王奕劻和两广总督李鸿章提溜出来，让他们做议和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
法国出面代表11国提出6条意见：一、惩处各国公使指定的罪犯；二、禁止军火进口中国；三、赔款；四、建立永久性的使馆卫队；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允许各国在大沽至北京一线驻兵。
几天后，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联合照会各国，提出了5条议和纲领：一、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二、愿意协商赔款问题；三、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四、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五、先行停战。李鸿章甚至提出一对一地谈判，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赶到了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他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首要的问题是慈禧的问题。李鸿章在上海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份替政府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的电报，要求李鸿章签名。鸿章一看无名火起，回拍给张之洞一份豪电，对老太后大加责备：“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虽然如此，李鸿章也知道内外有别，对外，当然不会说老太后半个不字了。还是在上海，当荷兰公使向他透露，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李鸿章当即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一句话，大清离不开鸿章这么一个老头，也离不开老太后这么一个老寡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不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老中国通呢，他就是“我们的赫德”。
赫德认为，在瓜分、改朝换代或修补满洲人的统治这三种行动方针之间要有所选择。他首先反对瓜分。当然他认为世界总归要面临一个黄祸的问题。要解决黄祸，办法只有瓜分。瓜分不容易，那么就快速推广基督教。但是快速推广基督教，他认为也不容易。至于改朝换代，赫德认为：“建立一个新朝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愿意接受的有名望的人。这个计划会把中国投入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由外国列强一致同意所设立起来的朝代，以后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赫德赞成“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他说，把“现存的朝代当作一个开着的商店或公司接受下来，简而言之，就是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会是所有的列强都默许的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支持它比起任何其他的行动来都会更迅速、更有效地恢复普遍的平静。”赫德的意见，当然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列强还是比较信从的。
但是德国方面窝了一肚子火，战争罪犯里，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也不傻，特别提出“懿亲不加重刑”。联军提出先议和再停火，李鸿章提出先停火后议和。联军开出一长串名单要求杀、关、流放和没收财产。李鸿章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尽量按太后懿旨加以保护。谈不拢，联军遂继续西进，进犯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联军司令瓦德西甚至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言外之意，他们要捉拿老太后了。事实上，同情光绪帝的外国友人并不少，他们纷纷提出以光绪代太后。太后这边，也让荣禄给李鸿章示意——只要保住太后什么都可以商量！李鸿章便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英首相索尔兹伯里也对德国方面打招呼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李鸿章一看有机可乘，马上给慈禧去电：太后，您丢车保帅，把载漪那一伙人抛出去吧。此外，各国公使还提出，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但是太后与她老公当年一个德行，谈判不成，我可不回去。谈判成了，我还得看形势才回去！
眼看着谈判又僵了，李鸿章只好再次生病了。对于78岁的老头来讲，生病太容易了，何况本身就有病，马关谈判时的那颗子弹如今还在眼睛下面的肌肉里残留着呢。鸿章生病后，俄国那边又帮上了忙，忙着接收管理中国东北呢。其他鬼子一看，坏菜，再这样拖下去，俄国熊又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于是不再坚持惩办祸首与两宫回銮了，向清方提交了议和大纲12条：
一、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二、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
三、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四、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五、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六、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八、削平大沽炮台；
九、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十、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外国的团体；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西安那边一看大纲，老天爷，这也太狠了吧。南边的张之洞更是不能接受，建议政府迁都，迁到他湖北的荆州。也不知他咋想的，想学曹操，挟太后以令诸侯？
李鸿章这边，病得越来越严重，各国公使来看，有些公使还比较客气，净说吉利话。英法公使因在大纲中让步较多，话说得就狠，说这个大纲够客气了，再不签，战争立马爆发，希望李鸿章不要做第二个叶名琛云云。他们走后，李鸿章趴在床上放声大哭。我哭豺狼笑，太后看着大纲里惩办战犯的名单中没有自己的芳名，一丝窃喜涌上心头——这个大纲还是可以接受的嘛。
于是双方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1901年1月15日）签字，随后就具体内容展开了谈判。李鸿章感觉到，自己即将油尽灯枯了，希望有生之年尽快帮政府了结这个事：一是想加快谈判，二是希望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表态说，必须亲眼看到祸首被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1901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虽然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但我们看到的，分明是老太后的媚态——这天恰好是西方的情人节，所以老太后这媚态媚得也算对时：“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确实有些羞惭！
一个中国老寡妇，向11国列强宣战。这在整个世界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老太后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啦！更让人羞惭的是咱那战绩。
之一：有关洋教方面。据《中国教案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共有253名外国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和3.5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近3万人，新教5000人）被杀。这是大毛子（外国人）与二毛子（中国教徒）。至于三毛子（会说个洋文、拿过铅笔、用过洋货、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甚至啥都没有，看你不顺眼呢），更是无从计算，据说光北京一地就有十数万人被杀。一句话，义和团杀洋人，杀来杀去，杀的还都是本土人！
之二：有关使馆方面。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会馆两个多月，据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外国作战人员450人，志愿队人员75人，最后死76人，伤179人；非作战人员，除六名婴儿因困苦而死之外，其他基本没有什么伤亡！只不过解围之后，又死了一些人。主要是外国人矫情，被围期间身心受到了伤害。除此之外，义和团还搞了一些精神战法，比如把东交民巷改为“切洋鸡鸣街”，把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至于“洪钧老祖下凡”、“十万天兵天将”、“呼风唤雨”、“点指发炮”之类的神功大法，更是火星人都知道了，否则洪钧老祖与天兵天将也不会亲自下凡助战！
之三：有关八国联军先遣队——西摩尔远征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1900年6月10日）从天津出发，到五月三十（6月26日）重回天津，据廖一中等人的《义和团运动史》，西摩尔海军上将带领的远征军共计2064人，在与义和团及清军的战斗中，死62人，伤228人。这就算重大伤亡了。
之四：有关外交使节方面。清政府宣战前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亲往总理衙门质询限外交使节24小时出京的照会，并希望告诉中方，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使节的后果，但是走在半路上，就被中方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给开枪干掉了。恩海据此要求政府提升他的军职，按西方人记载，这家伙在事后的审判中说：“我从上级得到命令把每个到大街上的洋人都杀死。”而在此之前，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掉！
之五：八国联军方面。据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1900年8月4日）出兵2万人，其中日兵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主要是印度雇用兵，其次是中国雇用兵）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主要是越南兵）800人，德军200人，奥军58人，意军53人。而中国京津方面的部队约10万人。七月二十一（8月15日），太后西逃的那一天，北京沦陷。双方伤亡不说了，只说日本作战非常勇敢，受到了列国一致夸赞。
当然还有一支也受到了称赞，那就是八国联军中的中国雇用军团。如果说英国在鸦片战争时期还是雇用中国人在战争中做苦力的话，那么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们升级了，英国从山东威海卫雇用了一支300人的中国军队，号称中国军团，当地人称之为“华勇营”（参加八国联军时，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400人。1902年扩展到1320人）。在中译的西方著作中，偶而会看到有关他们的片言只语，但是随着威海档案局的努力以及与英方的接洽，有关他们的详细信息逐渐浮出水面。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中国军团的英籍指挥官巴恩斯的评价：“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相形之下，我们的张鸣教授评得最有意思，他说：“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照片我也看到了，山东小伙们着实帅呆了。
不管怎么说，我的意见是对的，我历来坚持，所谓的八国联军进中国，数字有误。应该改成“九国联军进中国，其中一国是自己人”。先遣队里，德军200人，奥军58人，意军53人，我们中国就400人，比人家德奥意三国还要多出百把人来！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咱再看看老太后本人的战绩：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1901年2月21日），清方接到了列强要求处死的12人名单，即：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四川总督李秉衡、陕甘提督董福祥。
其中有三个已死的：刚毅在西安就忧病而死了；李秉衡叫唤着要勤王，后来发现自己连自己都勤不了，自杀了；徐桐一听说洋人进京，就慌了，在儿子徐承煜的教导下，上吊了。其他九个活的，发落如下：载漪、载澜定以斩监候罪名，却以懿亲的缘故加恩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勋着自尽；启秀着自尽；毓贤本已在发配的路上，走到甘肃，又得旨即行正法，脖子挨了两刀；启秀和徐承煜没来得及逃走，做了日本的俘虏，后由日本送给刑部正法；董福祥乃回部将领，恐怕激起回民叛乱，不敢处以死罪，最后革职禁锢在家了事；死得最不容易的是赵舒翘同志，被定斩监候，后被赐令自尽，由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赵舒翘身体太健康了，吞金后，一直死不了。岑春煊再让他服用鸦片烟，仍不死。只好再进砒霜，但半夜还没断气。岑春煊等不上了，用厚纸蘸上热酒，蔽住其七窍，蔽了五次，终于助其上了路。可见身体好了也有坏处，自杀都不利索！
之后，清廷又收到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名单，这个名单更庞大。政府经过调查确认，先后两次发布上谕，又惩办了96名官员：4人死刑；11人判死刑减为永远流放；13人终身流放；4人监禁终身；2人长期监禁；58人永不叙用；2人谴责；2人追夺官职。
这些人被惩处的同时，是“被祸五大臣”的开复平反。问题是原先是当汉奸惩办的，现在让政府咋说呢？最后想了这么几个说法：一、对于剿抚问题，“词意俱两可”；二、“首祸诸臣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三、念“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著开复原官。
看来，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实质下场都是一样的。一句话，太后的纤纤玉手就这样被左右两派英雄们的鲜血染红了！联军长出一口气，接下来，该谈钱了。
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德国提出4亿马克。法国要求7千多万两。他们均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英、美、日等国的考虑则是，羊毛固然出在羊身上，但是一次把羊拔死也不是一个理智与科学的态度，特别是英国，要听中国通、中国大会计赫德的意见，那就是：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
赫德心里门儿清，知道中国没有现金：“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为此他认为：“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
李鸿章彻底累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钱的问题，让手下人去谈吧。其实也不是谈，就是等人家联军吵出一个数字，咱这边等着认可而已。最后数额出来了，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众所周知，4.5亿两是联军故意搞出的数字，意在侮辱中国百姓，人均1两，活者有份。马士说：“帝国所受到的耻辱为以往各次战事后所未有，因为它不但丧失了威望而且也坏了名誉；朝廷受到了流亡和自觉无能的惩罚；行政方面，包括在北京的有罪的满人和在南方的比较有远见的汉人，现在不得不进行一次外交战，其结果是使国家受到了更深的侮辱。”他还说：“中国的满洲统治者们或许已经汲取了一些教训，也许他们仅只想要别人相信他们已经汲取到教训。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太健忘了，并且想像别人也都健忘。”
唉，还真是那么回事！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画押。回来后，李鸿章再次吐血。他给朝廷上了一个《和议会同画押折》，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明摆着是说给太后听的：您老人家以后可不能这么“好勇斗狠”了，您不知道咱斗不过人家吗？
条约签了，各国陆续撤兵了，唯有俄国，拒不撤兵，希望把占领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合法化。甚至几次三番跑到李鸿章的病床上进行恐吓与讹诈。李鸿章实在顶不住，死了。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1901年11月7日）。
老佛爷有话说
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也死了。下面，该老佛爷班师回朝了。虽说八国联军已经撤出北京，但慈禧太后仍旧心有余悸，不敢立刻返回。后在臣工的强烈要求下，才决定还都。出发前还命令各省先把回京的路修好。不只是修路，沿路还要修人，我说的是各地方官。太后3000人马过来，相当于3000只野兽出笼，糟蹋啊。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1901年11月30日），太后从西安启程了。十一月二十八（1902年1月7日），太后抵达北京车站。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记述道：“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十二月十九（1月28日）接见各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十二月二十三（2月1日）复接见使节夫人。她对那些经受过围困之苦的夫人们“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看来，太后挨了这么一次，“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的。至少，她对洋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德龄回忆，一天，太后曾问她，洋人是否向她问起过1900年拳乱的事。德龄告诉太后，拳乱那会儿自己正在巴黎，所以对这事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说不出什么。并向太后保证，自己从未与洋人说过这事。于是太后跟她谈上了：“我最不愿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欢外国人向我们的人打听这方面的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虽然我曾听说过许多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事，也读过她的一些传记——当然是中译本，但我还是认为，她一生所经历的大事和趣事，还不到我的一半。我的一生尚未完结，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许总有那么一天，我要用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或是做一些和我过去所作所为完全相反的事，叫洋人大吃一惊。英国是世界上的强国，但这不是维多利亚女王一个人统治所造就成的。她有国会里的才俊之士一直在做她的后盾，他们讨论所有的事情，直到得出最好的结果，她只要在文件上签个名就行，国家大事也用不着她说什么话。再回过头看看我，我有四万万的人民，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一个人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可以商量，但他们只关心开缺候补，逢到重大的事情，还是要由我亲自决定。皇上他知道什么？
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但是端王、澜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一切我们所痛恨的洋人。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传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这些传教士，我一直是个多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寻思自己先不忙开口，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确也感觉到了，他们太过火了。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端王又到我的宫里来，说那个拳民头领正在宫门口，他已查出了两个太监是基督徒，问我如何处置。我当即大怒，告诉他：没有我的许可，他无权把任何拳民带到宫里来。然而他却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端王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端王建议我把这两个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太监交给拳民头领去处理，我只好答应他。后来我听说这两个太监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被他们杀了。第二天，端王、澜公又领着这个拳民头领到宫里来，叫所有的太监都焚香祭拜，以此证明他们不信基督教。这之后，端王又建议，最好让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各种法术，整个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学拳民的法术呢。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他们穿着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看见我所有的仆从们都脱下了朝服，换上这身滑稽的装束，心里很是难过。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那会儿荣禄是军机大臣，正在生病，请了一个月假。每天我都要派一个太监去看他，这天太监回来禀报，荣禄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明天就要进宫，而当时他还有15天的假。我不免有些困惑，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多天没休完的假呢。虽说如此，我还是很想见到他，因为我急着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荣禄来了，当听说了宫里发生的这些事，神色凝重。他说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只不过是些革命党和煽动者。他们鼓动老百姓帮着他们去杀洋人，他很担心这会给朝廷招来祸患。我对他说，他的话或许是对的，问他应该怎么办？荣禄说他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对我说，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荣禄吵了一架，他说现在全北京都成了义和团，如果我们要驱散他们，他们就会杀尽北京人，连宫中也不能免，他们已定好日子杀尽外国的代表。那个董福祥，是个保守的将领，已和一个拳民商量好，答应领着他的骑兵去帮拳民攻打外国使馆。我听了这话大惊，预感到要坏事了，于是立刻差人去叫荣禄来，又留住端王。荣禄来了，看上去很是着急，我告诉他拳民正要去攻打外国使馆，他听了更忧虑，建议我立刻下谕，就说拳民是一个地下帮会，叫百姓不可信他们说的话，并饬令九门提督，立即驱散京内拳匪。端王闻此大怒，正告荣禄，说此谕一下，拳民必杀进宫来，无人能免。听端王这么一说，我心想不如把所有的事全都交由他去处理。端王离宫后，荣禄就说端王丧心病狂，必将闯下大祸。又说端王此去．必定帮助拳民攻打使馆。这些拳民都是乌合之众，又没读过书，以为世界上的洋人只有在中国的这么几个，杀了他们，便算斩草除根了。却不知道外国是如何强大，中国的洋人被杀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就会来为他们死去的同胞报仇。荣禄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一个洋兵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一百个拳民。他请求我谕令聂将军率部保护外国使馆（聂将军后被拳民所杀）。
我自然立即发布了诏令，同时又叫人马上去找端王和澜公，告诉他们事态严重，不可冒失，最好依荣禄的计划行事。然而事态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有荣禄一人反对拳民，奈何寡不敌众，无力回天。一天端王和澜公来了，叫我颁布诏谕，令义和团先杀了使馆里所有的洋人，再杀尽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气，拒绝下诏。我们商议了好半天，端王说事不宜迟，义和团已经做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就要动手。我大怒，叫几个太监把他赶了出去。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太后拒绝下诏，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终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这样做了。以后发生的事你也知道，他瞒着我发布了诏令，害死多少性命。后来，他见计划不能实行，又听说洋人已兵临城下，不免惊慌失措起来，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京城。”
太后说完这些，不觉哭了起来。德龄赶紧慰安。太后接着说：“你不必为我过去经历的这些磨难感到难过，但应该为我的声名就这样给毁了而感到伤心。这是我整个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失误，由于一时的软弱，终成大错。从前我就好比是一块无瑕的白玉，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人人都钦佩赞赏，但自从拳乱之后，白璧其污，终生莫濯。我也时时为此懊悔不已，想我平日也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这回却听信了那该死的端王，这一切全是由他而起。”
什么无瑕白玉，帝国的体制下，拥有权力的人能干净起来吗？有干净的吗？甚至可以这样说，人有多大权，恶就有多大胆！不过老太后好歹知道庚子之乱是一件丢人的事，比现在的某些史学者还要强，他们把庚子之乱称作“反帝爱国运动”，直让人怀疑，这些人是载漪端王复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