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
殷谦，独立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早期以笔名“北野”发表诗歌作品，在诗坛影响巨大。在各报纸副刊以及文学杂志发表文章约6000篇，很多作品被译为英、德、日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文学、学术报刊上发表。目前主要从事人类学、文学
正文
我这五年都做了些什么，我想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零六年之前的生活很杂乱，我长期停留在一种无法摆脱的迷惘中，那是一段灵魂濒临死亡的日子，我极其希望颓废的精神获得重生。零六年之前我出版了几本书，但毫无建树，也就是零六年我才恍然意识到之前所写得一切文学的文字已经不适应这个世界了，而且我觉得自己非常落伍，我的很多思想观念还停留在父辈们的那个时代。为此有很多朋友不止一次地劝我，不知是人改变了时代还是时代改变了人，总之现在是一个娱乐消费至上的年代，中国人“读书”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所以他们让我跟随市场，写一些热点话题比较稳妥。我驳回了这个说法，我作文自然知道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要迎合市场和低级趣味？我不想使我零六年好不容易才摆脱掉的虚伪的新闻工作再次纠缠我。
零六年二月我正式失业了，告别了让我时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的北京。我对自己说，做为中国数千万被解雇的人们中的一个，尽管遭受裁员，被人忽略或者被剥夺掉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只是我一个暂时的逆境而已。回顾一下过去，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很蠢，作为一个还有点良知的记者，我还是毫无建树，我时常揭露黑暗，但光明离我越来越远。领导是一个惜才的人，如果我还算作一个人才的话，那么我确实得到了他不少关照。他总是在庇护着我，对于我来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采访和发稿过程一直都那么顺利，这是那种极其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生活，以致于我被解雇后的那一天都无法理解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点在于我如何想象并试图让生活成为什么样子，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什么样子。离开那栋宏伟的大厦，我的心比我的行李还要沉重，就在我钻进出租车的那一刻，我看到领导奔跑出来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单位门口，他忧郁的眼神弄酸了我的鼻子，司机转方向盘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决堤而出。
我住在山西雁北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里，房子不是很大，周围很安静，一边是连绵矗立的高楼，一边是瘦弱萧条的农田。我的生活优裕而不紧张，在这里我不必着急着起床，不必在压力下熬夜，我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负债。第一天黄昏的时候，我就站在田头看着夕阳抹红了西天，直到我回到家中醉醺醺地倒在床上。就这样过了近半个月，我沉溺在网络中开始了我的博客写作，那时候我还处在一种叛逆的抵触的心理世界，既然是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那就写娱乐吧。零六年我写了近一年的娱乐博客，但是我还是改不了那个让别人都头疼的毛病，就是借娱乐话题来抨击社会种种丑恶的现象，我愤怒地叫骂，发泄我心中的不满，从叫骂甚至变成攻击，我疯狂的不能自已了。唯一的收获就是我结识了不少娱乐圈明星，她们直言从我的杂文评论中感受了力量，渐渐地我从批评转为赞美，甚至是恭维。而我发现我确实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时常在我停止更新博客的时候问寒问暖。
零七年我的杂文评论转向了文化领域。因为生活不容我长期娱乐，我开始了一段打工的岁月。几本书的出版以及几十篇文章的发表并没有给我带来丰厚的稿费收入，我只好瞒着所有人去一个建筑工地打零工。从此，我剥去了先天就有的桀骜不驯，全身心地去和每一个人友好地握手，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承诺，并且在适当的人们面前微笑，从而取得他们的喜爱，我不再堕落。白天做苦力，晚上保证三个小时的写作时间，生活充实而平静，结果我成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是多么走运的人。
自从我离开新疆伊犁，告别我儿童时代的肮脏破烂的房子时，我就知道我的一生将在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度过。那时我依靠一笔稿费到西北一个有名的大学求学。后来，我又依靠一份更丰厚的稿费去洛阳一所师专进修了古汉语，再后来我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对此我甚至并不感到激动，直到今天我所有的学历都没有排上用场，我甚至怀疑它们都是无用的，我的生活并不需要那些苍白的东西。我在自己的路上奋然前行，留在身后的是我的父亲、哥哥和弟弟。他们一生都是传统式的中国穷光蛋，他们没有雄心壮志，而且薪水很低，每天呆在那个叫做伊犁的地方，一座破房子里喝酒，一年休息两个季度。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所有伟大的事业，比如政治选举以及宗教，甚至爱情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获得一笔钱。我想说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但是他们哪都去不了，关键是哪都不想去。而随着我的年龄增大并足以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时候，我就开始努力并拼命地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足马力从而逃离他们，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逃离一条恶狼的追捕。
零七年我又从山西雁北的那个小城市去了南昌。我由一个充满希望的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甚至当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以后，我仍然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时候我会在还没下班的时候去参加面试，仅仅是为了寻找机会来看看我对于一个陌生人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并听对方告诉我说我是多么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获得一家文学杂志的一份编辑工作，我曾辞退了一份在文化公司的好工作，尽管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开心。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太会融入群体的人，一旦我融入了那将是可怕的火热。我可以拉住几个朋友喝一整天酒，如果是下午去饭馆，那么我可以在包间里和他们喝到凌晨才散场。这些其实不算什么大事，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可我不是酒鬼，一个人的时候我滴酒不沾。问题出在我做每一件事都非常认真，认真到单位老总都怕我的程度，而这个坏毛病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我常常失业。零七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愤然辞职，回到山西雁北的那个小城市，住在一个城中村。在火车上，我认真地检讨了自己，并且回顾了所有的细节，就像在我的大脑中播放电影一样，每到一个重要的情节，我都会倒回去，然后再播放，如此反反复复很多次。最终我确定问题不是出在我这里，但结果必须我来承受。于是我就相信那是命运在起作用。命运就像茫茫宇宙中的星球，它们密密麻麻却从不碰撞在一起，都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当它们在某个位置或者某个时间交叉时，必然要诞生一个或大或小的结局。我相信，这就是我仍然寻求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许这种寻求对于我来说总像是在广袤的星空中进行渺茫的探寻，但是，在我呆在山西雁北的最后一个月，我相信将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逸和稳定。
我所在的这个村子有我的亲戚，整个村子二百多户人家，据说都是我的亲戚，我亲戚的亲戚，以及我亲戚的亲戚的亲戚，追溯下去整个村子的人都是亲戚。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孤独冷漠的冬天。尽管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失业，但亲戚们都知道我失业了，否则在他们看来，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在这种地方呆一个冬天。我每天都要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劈柴砸炭，否则就无法煮面和取暖。我每天都在电脑上敲着字，并且在这个冬天出版了三部书。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书香味足以让我陶醉整整一个冬天。而亲戚们显然对这些不屑。他们一次次问及我的工作和收入，我一次次告诉他们，我是作家，不需要工作，我有稿费。他们还是不屑，也许在他们的理解中，工作就是工作，比如坐在明亮舒适的办公室，每个月都能拿到一笔钱，那才叫工作，而不是像我一样呆在一个破烂的平房里挣他们看不到的所谓的稿费。他们也会对外人介绍我，比如某某是杀猪的，某某是买菜的，某某是开车的，而我就是个写字的。我就是个写字的，并且在这个村子里找不到任何位置。他们会对一个开着小车并且双手都戴着金戒指的或者满口镶着金牙的人投去羡慕的目光，愿意鞍前马后地去恭维，而对我总是不屑一顾，更令我消极的是，我的书，常常会晾在他们的厕所的砖头上，并被撕扯的龇牙咧嘴。
“妈的，这就是当今世界。”我心里恶狠狠地说，“简直就是狗眼不识金香玉。” 我喜欢这种发泄的方式，喜欢从我口中发出的反抗的话语，我会在这一刻感到心脏中的郁闷得到释放。可怜的呆板的人们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我不一样。我只想成为像阿甘那样的人，就足够了，我不停地跑着，尽我所能超过他们所有的人。而现在，我只是路经此地，还要向前走，到一个色彩更加绚丽的地方。
整个冬天都在浑浑噩噩中一分一秒中度过，我严重地迷失了航向。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们教育我们时，认为我们长大后将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校园书虫，而不是居住在真实世界里的真实的人们。我开始痛恨中国“谋杀”人的教育，因为文学并未使他们从生命的悲痛中获取舒适和赎罪以及洞察。我甚至感叹花十年时间浪费在校园，不如花十年时间看《特别关注》受用得多。而这本杂志曾是朋友推荐给我的，我当时看了几页就扔在一边，不是内容不好，而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弱智或者尚未启蒙的人才去读的东西，而我已经不需要这种说教式的东西了。
零八年春天我又获得了一份职业。终于有一位绝顶聪明的老总要把我从这个鬼地方挖到他那里去。我去了武汉，在老总的电视媒体当副总裁、副总编，并且我每月都有万元的薪水。那个春天第一场雨下得特别早，记得我在去武汉的前一天，我在这个村落的一间小屋子里收拾东西，此时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一阵狂风卷过把小屋的木门吹掉了。我走出去，站在雨中。亲戚透过窗户玻璃看着我，也许他看见我拾起了破碎的木板。在雨中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它给弄好。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欣赏着它，心想它是一个纪念碑，代表了我在山西雁北的一个农村所做过的简短逗留。然后我走进屋脱下了淋透的衣服。我瞥了一眼镜子中裸体的自己，我的皮肤是白晰的，我已经在室内生活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恐惧袭上心头，我想也许我正在做着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家族的人们都是用双手辛勤地劳作而过着他们的生活，而我长期以来一直想远离他们，我的作法是不是能让我明白一点，那就是我将不能够值上一个大价钱。
我记得在九八年我在西安的第一次应聘，我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总不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尽管我有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多的优势。当时我去晚了，到那家单位时我之前的应聘的人都已经走了。里面有一张桌子，应该是办公室，但看起来又不像是办公室，因为除了那张桌子，剩余的就是椅子了，足有三十几把，倒有点像会议室。门是敞开的，可以看到周围都是身穿工作服的职员，他们正在谈论业务方面的事情。一会儿一个姑娘端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我想她大概是文秘之类的。我礼貌地接下，说了声谢谢。她告诉我，人事经理正在开会，可能要等一会儿。我说我可以在这里等他。我当时看到这个桌子有很多灰尘，也许是我曾在大学期间在餐馆里打工时养成的习惯，我竟然很想将桌子上的灰尘擦掉，但我手头却没有工具。这时候我干脆抬起袖子将桌子上的灰尘抹去。而不巧的是，这时候文秘突然转身，看到了这一幕。我看到她的表情有点惊讶，但为了消除我的尴尬，她微笑着走了。当我等待着我的面试官时，一直极力控制着我的呼吸，因为我怕自己的鲁莽会让这份工作失之交臂。大约半个小时候，面试官回来了，叼着一支烟。“哦，很抱歉，我也许不能现在和你谈工作的事。”他面无表情地说，“我刚才得知我有一个会议，我很抱歉。” 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很礼貌的托辞，他也许已经听文秘说了我刚才鲁莽的举动，也许他并不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我想还是算了吧，这里不是小餐馆。我开始站起身来，准备离开的样子。但是他又说：“你别误会，我仍然有几分钟的时间。你真是太棒了，你想要份工作？”“是的先生，我听朋友说这里需要我，所以来了解一下。”我极其认真地斟酌着自己的话语，使这听起来就像我确实并不需要一份工作，而是想着涉入一些其它工作的可能性。我记得自己告诉他我在餐馆里打工，而我急需要一笔钱来维持生活。第一次我被顺利地录用了，但我所得的薪水和我的付出不成正比，那实在是少得可怜。
而在零九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因为我的固执和倔犟的性格离开了武汉。老总对我很好，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无论你何时归来，公司的大门都将为你敞开。”当时鼻子酸酸的。直到今天，武汉的公司还保留着我的所有职衔，公司并没有遗弃我，而我却遗弃了公司。随后的几个月时间看上去非常充裕，我已经不再试图去现实世界中寻找一份常规的工作了，因为我深深地记得，当我和那个一直喜欢着我的女孩一起等待电梯时，她感到了不舒服。当时我已经告诉她我不再是媒体的记者了，也不再是那个传媒公司的副总了，同时说明了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再去做编辑、记者或者去当老总，每当我说出下一句话时，她的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
零九年下半年到今年为止，我一直在太原租的房子里创作。写作很顺利，让我的大脑白天黑夜不停地运转。每天晚上都要熬通宵，我通常都要泡四到五包咖啡来确保我能坚持到太阳出来还是清醒的。双手敲击着键盘，时间久了会烧灼般的难受，我一次次地冲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让清凉的水从我双手间哗哗流下，灼热的十指慢慢从僵硬中恢复舒缓，并逐渐变得柔软。我会将脸埋进水池里，闭气数秒后再返回键盘前。就这样，我连续出版了七八部著作，至今有些还在陆续出版中。在我的部分著作中，我的一些极有名气的朋友和师长，比如王蒙，还有贾平凹、陈忠实、铁凝、孔庆东、雷达、池莉、洪晃、马云、俞洪敏、王石、傅佩荣、吴稼祥、范冰冰、苗圃等等一些热心的朋友，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也引来出版界一些人的质疑，就有人说：“殷谦好像全国的名人都认识……”而我就是认识，这并不能改变我什么，也不能改变别人什么。我的作品销量并不乐观，这让我的创作变得极为艰难，因为这将关系着我的生活甚至是生存。很多热心的编辑都劝过我，让我追逐和关注出版热点，文学这个东西实在不能当饭吃，而能当饭吃的恰恰不是文学，那些上了图书销售榜的很少和文学有关。尽管我做了极大的反省，虽然我深深地怀疑世界可能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仍然无法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黑暗中灯光点点，我在这栋楼已经住了一年时间，而一个野心勃勃的现代人几乎对他的邻居知之甚少，因而我几乎不能记起他们的名字。社会真的变了，我并不想把这个作为藉口，但是我认为这五年我到处奔跑，仿佛在追赶被风吹走的帽子一样，导致这种生活状态的根本原因是，我过于相信主宰生活的是命运而不是适应。
前一段时间我都在致力于一部人物传记的创作，是为上海科恩集团董事长、EEC欧文国际教育集团总裁陈田忠先生写的传记小说《有梦就能实现》。我想我会在电脑前用一个月的时间匆匆写完那部书稿，以给我们挣得半年的生活费。我会在半夜的时候思考一些中国文化将来的问题，在我看来都很凄凉。我在创作小说之余，会看一些霍金的著作，而且我在看霍金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哈哈大笑，而事实是霍金的文字一点都不幽默。我担忧中国文化和文学，所以我会写一些杂文，但是思想总会被这喧嚣的世界所困扰，我不停地写完一个又一个严肃的段落，而这些文字都对中国过去的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忧伤的论调。这是一个商业主宰一切的时代，而我不能动摇这种想法：将来不仅中国的商业，全社会的商业未来都将在羞辱和贫穷以及人们的愤怒中书写，而我们盲目地在安逸的生活中进行活动，晚上锁好门，用盗版电影来麻痹自己。杂文写了八九篇，三天之后的中午，我睡眼惺松地从隔离状态中出来，我放弃了，把这些杂文全部删入了垃圾桶。我活得就是这么倔犟，甚至我认定的事我总认为它肯定就是对的，而我不认定的事我会在眨眼间将它毁灭。最近总看到中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钻研历史，并且他们下笔如神，不断洞察着历史的细部，但往往却在大局上出现盲目。我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关注当下这个时代，却总沉溺在历史的坟墓，这种工作中国做了五千年还没有做完，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人在做，可怜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过去，而现在活着的人还要继续。
这几天我一直在摆弄着玄空飞星盘和罗经盘，偶尔会去为朋友看风水，驱邪气。同时我也在研究易学最深层的一些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了李一道长的事情，以及听说了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至死靡它地为他正名的事情，所以我感到一丝伤感，当然并不是为那个道长，而是为中国的文化以及信仰领域的一些问题。早先就在朋友那里听说过李一，说李一有多少名人弟子，有多少财富。当时我一听就反感，并严肃地告诫朋友，这个道长就是骗子，他什么都不懂，他是步李宏志后尘。但凡涉及到易学、道学或者宗教这种事，如果和金钱沾上边的概不能信。这反而让我进入了一种对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有关问题的思考。人类对自然失去了敬畏，宗教信仰的真空将会造成可怕的灾难。中国人不敬畏天地，只敬畏金钱和权势，所以中国人普遍都进入一种价值迷失的状态。这真是一个滑稽的国度，那些很容易陷入盲目崇拜的人都是没有精神信仰的人。在中国没有上帝、安拉、佛祖、菩萨、神仙，越来越多人只崇拜人力、自我、名利、权力。他们崇拜人，崇拜科学，而对法则与公道、道义与正义、天地与自然失去了敬畏心。其实上帝创造了一个彼此依赖，互相渗透的真、善、美“三元一体”的和谐世界，而他们却视而不见。假如我们都能敬天爱人，那么万物和合的生活图景就不会离我们太远。而当今，男人爱女人，女人爱金钱，这是地球文明走向毁灭的前兆，而并不是文明在向前发展，事实上是在堕落中不断倒退。
我想我该停笔了。我这五年，混沌的五年，唯有在这夜色沉寂的黑暗中，才变得这么通彻透明，清晰到我窥见了瞳孔中的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我们都是如此强烈地希望照亮我们的道路，而在我们需要纠正或获得自己的生命时，有些时候甚至并不知道自己所携带的重量。我看看自己，希望在今后漫长的生活中能找到像今晚这样的生命存在的时刻；希望我所面临的今后的生活足以让我不再要求更多更多；希望不要被欲望带走，带着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是愚蠢人才会去做的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到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来实现我伟大的理想，来过上我所希望的舒心安逸的生活，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现实生活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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