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山西运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率部参加长征，与中央失去联系，转战900多公里进入陕南，创建鄂豫陕根据地。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隶属林彪四野系统，曾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并参与指挥了塔山阻击战。然而1955年时，程子华与授衔荣誉失之交臂。网友“泛栖”撰文《说说程子华》披露，程子华率部发动密云战斗险些坏了毛泽东一盘大棋，加上与林彪的关系一般，程子华的军旅生涯，可能就是在密云城下定了终身。

我军的“山头”，是对革命战争时期，不同根据地、不同部队序列的群体的一种别称（或俗称）。我军的“山头”是历史形成的，它并非人为“拉帮结伙”的结果。我军创建有个特点，早年白手起家的时候，是各路英豪们各显神通，三五个人便竖起旗杆，拉起山头，然后“激流归大海”，最终汇集统一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通过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的形式逐步实现的。在全国这种大大小小的红色政权的建立，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个“山头”。这种山头的形成是以鲜血和生命为纽带的，乃至于带有浓厚的侠气，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他们参加革命后一直就在中央红军，以后又在八路军115师，后又在东北四野，是隶属一个山头的。

毛泽东历来承认党内军内的“山头”，他主张、也身体力行地削平“山头”。 他曾多次告诫麾下的统兵大将们：“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他如此声色俱厉地强调，当然是因为有人在搞山头主义，而且挺严重，他不得不屡屡予以警戒。

在我们军队里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文化高，参加革命早，贡献大，能力强，但由于革命的需要，工作频繁变动，在很多“山头”呆过，如张宗逊、程子华等。这种情况，无形中也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发展，程子华就是其中之一。

1905年6月20日，山西运城解州镇一苏姓人家生下了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他不是别人，正是程子华。来到人世仅一个月，程子华被送于当时尚没有孩子的姨妈收养，从此改姓为程，名世杰，后改名为子华。程子华与武圣关羽是同乡。程子华在1922年考取了太原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该校始建于1919年6月，原是军阀阎锡山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全省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它由学校校本部、体育场、农场三部分组成，整个校园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在太原市当时中等专业学校中办得最好，规模最大。1926年国民师范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书记的国师党支部，发展党团员220余人，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等都在这里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12月，程子华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该校后改为中央军政学校。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军政学校改编为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并开发到了广州。程子华在该团参加了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参加暴动的原军官教导团、警卫团、黄埔特务营和工人赤卫队，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叶镛。四师下辖三个团，共有官兵1200多人。程子华跟随叶镛的红四师退到海陆丰打游击。

红四师失败后，程子华辗转进入国民党岳维峻部队当了排长。受1929年共产党领导的“宜昌兵变”的影响，蒋介石撤销了这个师的番号，改编为独立十五旅，旅长换为唐云山，老军官全部换为黄埔生，连、排长以至于有的班长都被撤掉。党组织负责人只剩下谎称毕业于阎锡山学兵团的程子华一人，继续在该旅二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1929年12月程子华在湖北大冶发动了国民党军独立十五旅的两个连举行起义，史称“大冶兵暴”。这次兵暴是鄂东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大壮举，为湘鄂赣武装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后被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同志誉为“模范式的兵变”。

在“大冶兵暴”中，程子华时任国民党独立十五旅第二团二营五连排长，当时年仅24岁 。受大冶兵暴胜利的影响，国民党独立十五旅其他各部也相继起义，起义队伍先后来到了红五纵队，在三溪口进行整编，兵暴部队被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红五纵队后扩编为红八军，与红五军共同组建为红三军团，其中，程子华的部队占红八军的三分之一。程子华因领导兵暴有功，1934年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程子华自己说是二等红星奖章）。

不过，程子华运气不大好，到五纵队后不久就负了伤，到上海治疗，伤愈后调到中央苏区工作，脱离了自己的基本部队，没有了自己的山头，这也是他第一次失去成为山头代表人物的机会。这次负伤真不是时候，兵暴部队本来是很服气程子华的，他呆在红八军很可能会有更大发展，因为红八军虽然是三军团的偏师，但却出了不少人才，后来三军团的两个代表性人物黄克诚、彭雪枫都是红八军出来的，而且黄彭在红八军的资历地位都不如程子华。至于程子华伤愈后调往其他部队，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建军后吸取旧军队的教训，一贯很注重削平山头，避免军阀现象的出现，这种行动从红军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才结束。实际上到建国前，那些各山头有代表性的高级将领就已经几乎没有一个继续指挥原来的子弟兵了（一军团的除外）。

1931年4月，程子华到中央苏区后，先在地方部队红35军干过一段，历任红35军307团团长、独立三师师长。后调到五军团改造旧军队，任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兼政委、十四师师长、二十二师师长等职，参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建红25军。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25军的处境十分困难。1934年8月的一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特使来大别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传达指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难以补充，苏区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建立新苏区，谋求新的发展。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

程子华的来到，带来的不再是军委的建议而是中央决定：必须转移，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坚持下去很可能全军覆没。程子华还根据自己的了解，认为伏牛山区有建立新根据地的可能。这一下，省委常委们不再犹豫了，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程子华同志到达湖北的时间应该是34年的10月。程子华首先联系上的是中共鄂东北道委，然后由道委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去信，说程子华带有中央的精神，请速率25军前来商议大计。红25军接到信件的时间是34年11月4日，经过激烈的斛山寨战斗，到达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与道委会合，随即于11月11日召开了“花山寨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和新的人事安排。所谓人事安排，即是让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决定人事安排的会议没有让程子华参加。这从另外一方面还意味着红25军高层干部之间存在矛盾，让外来者担任军长，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之。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了长征。

有史料说：“周恩来原本叫程子华到红25军担任参谋长。但程子华到了红25军后自称说：‘中央任命他为红25军军长’。 红二十五军因为没有电台，没有办法核实情况，加上徐海东为人正直，党性强，有大局观念。程子华就当上了军长，原军长徐海东只有屈就为副军长。”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在北戴河曾问过程子华。如果此时是真的，这也是影响程子华解放后担当重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涉及到了程子华的人品问题了。

徐海东虽然把25军军长让给程子华，但是指挥打仗还是徐海东为主，政工方面吴焕先就更有权威了。外来户程子华尽管身为一军之长，首先是出于25军干部对党中央的尊重和信任。程子华的地位很高，但威望不高，而且短期内就负重伤，工作也没有开展起来，可以说基本上是个摆设。我个人认为：

1，红25军是在吴焕先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徐海东是主力师师长，这支部队的灵魂是吴焕先和徐海东，吴军政双全，在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以及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徐的战术指挥能力在军中无人可比，他对游击战术的领会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二位首长在该部队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关键的战斗中，均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徐海东在自己的回忆中都承认，他当时还具有一定的军阀思想，认为“红25军离开我就不成”。相比之下，程子华在长征中的贡献，客观地说，是不重要的。徐海东等人对他比较客气，在另外一层意思还可以说是有点见外，程子华本人又比较谦虚。这种情况下，他的发言权实际是很有限的。

2. 程子华来到鄂豫皖，只是传达了中央要求他们率部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后来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之时，实际意图就是在陕南开辟新根据地。是吴焕先任省委代书记之后组织决策前往陕北的，这个功劳应该主要记在吴焕先头上。

3.红25军山头倾向比较严重，有排外情绪。黄克诚回忆抗战初期他到344旅当政委时，曾长期受冷落。程子华估计也不会例外。

4. 红25军的长征，主要是吴焕先领导的。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吴焕先也是程子华的上级。而且程子华运气不好。12月10日，25军在召开庚家河会议期间，遭敌突袭。在此次战斗中，正副军长均负了重伤。徐海东是头部中弹，程子华是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形势的时候，被一颗子弹贯穿双手。此时距离他担任军长职务仅仅29天！程子华这个伤很痛苦，而且不能骑马了。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的重担完全压在政委吴焕先一个人身上。第二年5月，作为红25军上级领导的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又不幸病逝，吴焕先又代理了书记职务，成为这支部队政治、军事方面的最高决策人。

1935年9月7日，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同时，程子华还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在陕北肃反中，红二十五军是肃反的坚强后盾。程子华在“回忆录”中，对“肃反”一事几乎没有谈什么。事实上，程子华是陕北肃反的决策者之一。程子华和朱理治、戴季英共同主持逮捕了刘志丹。后来在延安陕北历史座谈会上，程子华如实说出当年内幕，较同期朱理治、戴季英、郭洪涛等人的百般抵赖强出甚多。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15军团改编为115师344旅，但军团政委程子华却不见了踪影。344旅旅长是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后改为旅政治委员）。据说程因病要到延安休养，也不知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以至不能呆在部队，但事实是他并没有去养病，而是被派往任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改行搞统战了。程子华这次莫名其妙的调动工作对他颇有影响，如果程子华不走，一年后徐海东离开344旅，旅长当然是程子华接任，他毕竟本来就是军事干部，又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如果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彭毛强令杨得志接任旅长，田守尧闹情绪，朱老总发火，影响部队团结的事情了。当然黄克诚干的也不错，后来也和部队磨合得很好，但那是后话了。这是程子华第二次失去成为山头代表人物的机会。

1939年1月，程子华调往冀中军区任军区政委兼八路军三纵政委，是冀中的最高领导。但冀中的代表人物是吕正操，这一点不管是中央还是战士、百姓，都是认可的。程子华不争权夺利，甘居幕后，协助吕正操干了大量工作。先是把旧军队训练成党军（这方面他是有经验的），然后抓经济、抓民兵，对冀中的发展厥功甚伟，吕正操对此心知肚明，两人由此结为知己。程子华六十年代再婚时，除介绍人外，只请了吕正操、万里等寥寥数人参加自己的婚礼。文革期间，吕正操因为怀念程子华，专门仿照鲁迅给范爱农的诗写了这么一首《怀子华》，诗的第一句就是：“风雨飘摇日，我怀子华兄。”这首诗以后程子华见到，为二人深厚的革命友情流下了眼泪。

1943年8月，聂荣臻到延安参加七大，后来肖克也走了，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这是他战争年代地位最高的时候。但这段时间晋察冀发展出现了一些失误，大概是程子华对精兵简政政策理解有偏差，部队精简过多，主力受到一定削弱，对后来的大反攻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造成一些影响。从《聂荣臻传》看，对程子华1943—1945年代理晋察冀的时候有批评，对胜利到来估计不足，没有提前开始收拢主力向野战军转化。当时的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对此很有意见，在回忆录中大发牢骚。《耿飙回忆录》在提到晋察冀1946年大精简，军区部队由开始的20多万减少至不到6万，野战军由原来的26个旅缩减成9个旅，特别是复员了大批营连级干部，使部队战斗力下降很大。

不过，程子华在戎马倥偬之际，还不放松对部队和当地群众生活的关注，为打破日军经济封锁，他搞起了合作社，亲自兼任边区工商局长，还做了深入广泛的调研工作，把一些带有左的思想的政策予以更正，为边区经济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吕正操曾经半开玩笑的说：“老西儿真会算帐。”（程子华是山西人）

1945年10月，程子华调往冀察热辽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这个地区很奇怪，分局归东北局领导，军区归晋察冀领导。这算是程子华第一次真正独立担任一个战略区的最高领导吧（晋察冀后期他只是临时给聂荣臻看家而已），因为中央分局都具有相当独立性，和省委区委不一样。不过这段时间很短，因为这个地区处于通道位置，不可能长期独立（比如像山东分局那样），很快就党政军统统划归东北管辖了，程子华重回部队，担任东野二兵团司令了。

据程子华的女儿程海燕回忆：“1948年父亲亲自指挥贺晋年的十一纵队开展了著名的隆化战役。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知道董存瑞的故事，电影《董存瑞》里董存瑞高举炸药包炸碉堡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父亲1978年调任民政部长后，到地方调查，回来后将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调到了民政部，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英雄董存瑞是父亲树立的。父亲说，他希望为英雄的家里做点事。父亲发现了董存瑞的英雄事迹，并且亲自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表彰他的英雄事迹，董存瑞被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程子华打的最著名一仗是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这一仗是能否攻克锦州的关键，而攻锦之战又是辽沈战役能否胜利的关键。塔山的地形有点类似三国时的街亭，当年马谡守山不守路，结果失掉了街亭，我军吸取了马谡的教训，以守塔山村为主，白台山等为辅，顽强抗击国军的疯狂进攻，蒋介石连什么“赵子龙师”都弄上来了，也没有越过塔山一步，最后惨败而归，也许弄个“司马懿师”还有希望？

1949年8月，程子华率四野十三兵团挥师南下，先后解放了安阳、新乡、襄樊、沙市、宜昌等地。渡江胜利后，参加了衡宝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湖南全境。正当程子华干得正来劲的时候，却被调到自己的家乡山西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兼政委。但是也仅干了15个月后，在1951年11月又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就这样，程子华成为是我军16个兵团司令里唯一一个没有授军衔的人。

程子华由军队调往地方工作十分突然。当省委书记还算正常，建国初期类似他这种封疆大吏的还有几个，比如叶剑英、黄克诚、陈毅等，但他们后来都回中央了，只有程子华只干一年多，又被调到搞供销去了，让一个兵团司令搞供销实在不伦不类，那么多地方干部就没有合适的？如果需要军队干部去搞供销，完全可以找一个后勤干部，比如周纯全、李聚奎什么的，为什么让一个兵团司令去呢？如果是因为程子华懂经济的缘故，不可能以后一直不予提拔，在部级岗位上徘徊多年，他毕竟是分局书记一级的干部嘛。如果是为了给其他人腾位子，更说不过去，因为继任山西省委书记的是资历很浅的赖若愚。过去程子华曾多次换岗，但每次失去之后总有补偿，总体上还是平稳上升的，这次则有失无得，而且一下子就是30年。

这件事分析起来，可能是有人看不惯他，但会又是谁呢？大概只林彪和高岗两人，其他人没这个能力和这个必要。但没听说林彪和他有什么重大过节。当年红军东征后，林彪在大相寺会议上因不支援红15军团被毛泽东批了几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至于因此而迁怒于他。后来在四野时程是否有山头倾向让林不满意呢？也没有什么证据。而且说起来在中央苏区时程还支援过林彪，三次反围剿后，一军团损失很大，任独三师师长的程子华把自己的两个团补充给了一军团，自己只剩下一个团。还有一件事，黄永胜任八纵司令员的时候，程子华曾因黄永胜难于驾驭，要求撤换，由段苏权接任司令员。当时林彪不同意，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程子华的意见，黄永胜后任六纵司令员。但这纯属工作问题，林彪也不是这种小鸡肚肠的人。

那么是不是高岗呢？程子华在回忆录中曾提到，1947年冬季，高岗来热河视察土改工作，认为当地的土改路线右倾，要冀察热辽按照他在东北的经验办理，程子华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很不高兴，直到解放后还找程子华在这件事上的麻烦，加上两人陕北肃反时可能会有一些宿怨。所以，这件事很可能与高岗有关。程子华尽管为中国革命立过几次大功，但始终属于嫡系中的杂牌，杂牌中的嫡系，下无山头，上无靠山，尽管高岗后来倒了台，但无人提携，只能继续默默无闻了。

程子华离开军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那就是在平津战役前夕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密云战斗。

密云战斗被誉为东野入关的第一仗，称其为东野打开西进的道路。熟悉我军军史的人都知道，密云战斗是军委希望避免的，但入关部队坚持要打的，是损失很大的，是险些一场得不偿失的战斗。指挥这次战斗的是程子华和黄志勇。

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中，打与不打，有很多名堂。程子华部进入平北地区，主要目的是支援兵力严重不足的华北杨杨二部，在平张一线下决心打掉傅系主力35军和104军，彻底隔断傅作义退回绥远的路线。程子华部攻打密云，是在傅部35军被调离北平，华北部队正在努力集结的时候。密云一克，傅作义立即觉得北平受到的压力增大，乃下令35军回撤北平。变生种种不测之时，华北部队在毛泽东严厉的命令下，付出巨大代价方将35军包围。因此，可以想见，密云战斗险些坏了毛泽东一盘大棋！这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纠缠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出事后但毛泽东批评了程子华，程子华还和毛泽东辩论了起来。（可参看《程子华回忆录》）

观察各个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用人风格，能否解决好局部与整体的矛盾，是他一贯非常重视的。程子华、黄志勇打的这一仗，肯定得到的是负的成绩。加上与林彪的关系一般，程子华的军旅生涯，可能就是在密云城下定了终身。

程子华曾多次换岗，但每次失去之后总有补偿，总体上还是平稳上升的，这次则有失无得，而且一下子就是30年。

程子华离开供销社后，又当过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商业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南局书记兼三线建委副主任、民政部长等职。建国前后加起来，变换的工作岗位要数以十计了，但一直是平调，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恐怕是并不多见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批资格很老但因各种原因级别偏低的老同志苦熬多年后，终于以政协副主席或中顾委常委的名义当上了副国级，包括欧阳钦、王首道、何长工、肖克、傅钟等，程子华也搭上了这趟末班车，总算有个说得过去的结局了。

1991年3月30日，程子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