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家族的故事
这里讲的事主要是文革初期的印象。因为文革时为了安全,在1968年-1969年时,父亲让我停学到老家乡下居住来躲避大连市内的武斗。那时候我很小,没有留心或有意去收集这些家族信息,现在把这些零星的记忆记录在此。
这是辽南的一个大村庄,北靠山南临河,风水不错。西边距长(春)大(连)铁路车站仅5公里,距渤海也就10公里左右。现在已经成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部分了。火车站所在地是一个集市,有几百户城镇户口,每个星期天十里八乡的农民来这里赶集,交换农产品,卖点零钱买油盐酱醋。东南15公里是一个千年古城,镇里有3万多人口,有上百家工业企业,最大的一家有2000多人,是全国同行业中第二大的工厂。现在是东北第一镇,有12万人口,刚划入开发区。
上世纪60年代村子叫做大队,有2000多人口,是拥有2万多人口的公社所在地。村子西北角有一座较高的山,叫做大和尚山,隔开了两个不同的公社。大和尚山向东延伸形成了屏障,挡住了冬天的北风,山北是另外的公社;大尚山向南延伸出一道梁子到一条河的边缘停止,梁子是村子的西边界。村子南面是一条几十米宽的自东向西流动的小河,流向10多公里外的渤海,叫作南河洼。水流不大,正常时仅一尺多深,下暴雨时可达三尺深,夏天时人们坐在里面洗澡,它也是和几个村子的自然分界线。村子的西面和东面各有一条自北向南的小河,分别叫做西河和东河,宽度不到10米,都垂直流入南河洼。村子东面2—3公里就进入丘陵地带,山区,那是长白山余脉千山山脉的延伸,属于辽东丘陵。其实渤海海岸沿线的平原只有10公里—15公里宽,然后向东就是丘陵了。村子三分山三分平缓坡地,四分平原,坡地都不用修梯田,人均几亩地,是一个好地方。
北面远处10多公里是五台山,很高,山顶是平的,平时是黛蓝色的,听说有榛子和大型动物,小时候很向往,但是从来没去过。大和尚山的那一边海边的人经常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虾爬子,一毛钱一斤,卖大飞蟹(像美国蓝蟹,但个头更大,腿更长),一毛八分一斤。奶奶买来用盐活腌起来放到坛子里,几天后用嘴一吸,生的蟹肉或虾爬子肉就进嘴里了,极其鲜美。
我祖父(称为爷爷)和外祖父(称为姥爷)都住在同一个大队的西面第二生产小队,称为后街(读gai)前面的大官道那些家是一队,称为前街(gai)。大官道就是官家修的土道,连接各村及其它公社的大道,不是村级土道。小队里都是山东移民的后代,也就几个姓:X,L,S,Y。每个姓最多十户,杂姓很少。
爷爷说:“你姥爷家也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晚清的一年山东大旱,蝗虫成灾,饥民出逃活命。你姥爷家前辈决定闯关东碰运气,爹爹带着大儿子,三儿子和五儿子随着逃荒的饥民跨海;妈妈带着二儿子,四儿子和几个女儿留守胶东黄县的家里。在海北若站住了脚了,妈妈就带着其他人去,若站不住脚,爹爹带着三个儿子回家。他们是姥爷的第几代先辈,我也不清楚。
在我记事的时候,见过的姥爷上辈只有一个人,其他的都是他这一辈以下的人。因为远离故土闯荡,要齐心合力克服困难,抵御外敌,所以哥们几个所生男孩按大小一起排序,而不是各自的儿子单独排序。姥爷这一辈有哥们七个,是哥俩所生。老大到老四是亲哥们,老五到老七是亲哥仨,姥爷排行老二。
他们住在生产队的北面。大姥爷五间房子的一个深宅大院在最北面,高院墙的南面外边还有一块地,长着两颗很大的梨树。他们的南面是一个更大的院子,一排十一间房子,还有背靠背的二栋三间厢房,将院子分成东西二个院子。最西边三间正房住着我三姥娘一家,东边和它相连的三间正房住着我姥爷一家,姥爷还有朝西的三间厢房,是他自己盖的,这就是西院。东院的五间正房住着二家,西边二间的是我七姥爷和他的母亲,对她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东边二间住着四姥爷,两家共享中间的厨房和过道;六姥爷住在朝东的三间厢房里。
姥爷在20虚岁时与15虚岁的姥娘结婚。姥爷和姥娘非常和善仁义,一辈子没和谁打过架。他们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那年过春节时姥爷家杀猪,请来了哥几个家的掌门人和自己家的亲人。姥爷会做菜,除了白肉血肠猪下水外,还炒了几个菜。我猛吃大肥肉片子,吃得太多,拉稀了,还打着很臭的伤食嗝。过正月十五时,父亲和我来到姥爷家,姥爷拿出腌排骨,炒肥肠等。肥肠没洗干净有臭味,我不懂事就不吃,还大声说出来,遭到了父亲的训斥。
招了从山东才来的木匠做了大女婿,即我大姨父—一个海南丢子,山东老客(读卡);母亲排行老二,嫁给家在同生产队的我父亲,他在大学期间和母亲结的婚;三姨嫁给十多公里外的海边地主的儿子,他家有渔船。听三姨父讲打上来的小虾晒干成虾皮,用苇席卷起来一大卷卖给商贩。三姨父小时候每天大把大把吃虾皮,长得人高马大,1.83的个子。三姨父开始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1958年调入北京首钢;四姨,也叫老姨嫁给家在哪个村子不知道,老姨父在沈阳工作。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母亲也到了大连。姐妹四个,一个在京城北京,一个在省城在沈阳,一个在大连,只有大姨在农村。听母亲讲,年轻时东北工业建设轰轰烈烈,需要大量工人,她们都去过鞍山沈阳工作过,是自己愿意回农村家里的,那时没有城市农村户口之分,感觉农村更好。每年春节时,老姨夫和老姨都会回来,买了很多糖果给我们,我们都眼巴巴等着分糖果。三姨和三姨夫不经常回来,回来时也带很多吃的东西。
解放初,母亲是村子里仅有的二位考上中学的女生,但是必须到外地念中学。姥爷担心十三四岁女孩的安全,不让她上中学。说:“一个女孩子念到小学就够了”。是在文革时期,公社才有了自己的中学,有了卫生院。那时候全国2100多个县,扶持每个县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工业企业;全国7万个公社,每个公社都必须建立一所中学,建立一所卫生院,配购一辆6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建立农机修配厂;全国75万个大队,每个大队建立一所小学,建立一个赤脚医生医疗点,配购至少一台小型拖拉机。乡镇企业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并不是改开后才开始的。文革时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却在农村却普及了中学9年义务教育,可能质量比较差。
姥爷善良,愿意帮助别人。他给予从山东刚来的老LU很多帮助,并帮助他落下了户口。此地本为富庶之地,可是文革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搞多种经营。结果很穷,日工份收入才一毛多钱,但粮食倒是够吃了。这么穷,姑娘都愿意外嫁逃出穷窝,而小伙子却难以找到媳妇。山东老LU的老家更穷,吃生地瓜干子吃不饱还烧心,所以才到此地落户,最起码能吃饱饭。他的老家的姑娘也想外嫁,给300块钱彩礼就行。姥爷让老LU给介绍过来好几位山东姑娘给本队的小伙子做老婆。山东老婆特别能吃苦能干,也漂亮,就是脾气特别大。他们称山东来的为南方人,海南丢子,即渤海南面胶东半岛丢来的。山东老卡就是山东土老帽老乡的意思。
文革时,大姨父赶着耕牛耕地,不知为啥老牛不听话不走了。大姨父山东人脾气犟,用鞭子抽老牛,牛更犟,最后把老牛眼睛打瞎了。生产队召开批斗会,批斗了他。他一气之下跑到了边外吉林省蛟河县。边外,即柳条边外,满清朝廷把东北看成自己的龙兴之地,不允许汉人进入,在东北挖成几千里长的人字形几丈深几丈宽的沟壕,筑成土围,插上柳条,长成柳树,清兵驻守。一年后把家接过去了,一个表弟和三个表姐妹都随去。大表哥已成人不愿意去,就留在村里照顾姥爷和姥娘。老姥爷把二套房子给他,其中一套厢房立即给他。大队特意与他们签了合同,画了押,即大队不再把姥爷姥娘作为五保户照顾。
对姥爷的大哥大姥爷我不记得了,可能已经过世了。知道他有四个儿子,大舅和二舅在沈阳工作,我从来没见过,只对三舅印象深。到他家拜年时,他从一个大缸里拿出一个红肖梨给了我吃,真甜。一次在路上走,三舅看果园子回来遇到我,就把手里的一个苹果给我了。我吃完后觉得牙很不舒服,不敢碰,就跟一个老太太讲我的牙像掉了似的。
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吃了苹果?” 。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说:“你牙倒了,赶快用大葱蹭牙。”
照办后果然牙舒服多了。这一招我用了一辈子,没有大葱就用大蒜蹭牙。
文革时,三舅和本队一个外来户漂亮的姑娘谈对象,谈崩了。年轻气盛的三舅情绪失控了,就到她家里大闹。她家只有两个姑娘,没有儿子,很无奈。我们都去看热闹。从此事可知农村家家户户都想多生几个儿子,保家卫族啊。
对四舅没有印象。
姥爷的三弟我三姥爷,我出生前他就不在了。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三姥爷被村里派去朝鲜支前,是东北70万人支前的一部分。一天晚上半夜,村长和民兵连长带着武装民兵敲门,三姥娘开门,村长拿着步枪说,快把你男人交来,他从朝鲜跑回来了。三姥娘愣了一下,没听懂村长说什么,过了一会明白后,突然拿起菜刀向村长砍去:“WCNM!!!你跟我要人,我还跟你要人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这一家子老小怎么活啊?”。村长见状,带着民 兵狼狈逃窜,三姥娘追杀他们很远。过了10多年直到了文革初期,三姥爷仍然音信全无。七姥爷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追认三姥爷为革命烈士,发一块烈属牌子挂在门上。我知道烈属买东西不用排队,其它的待遇就不清楚了。
50年代初期,村里的山上百年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原始森林一片。经过十几年的任意砍伐,山上已经光秃。文革时期实行封山育林,任何人不得砍伐树木和树枝,由大队治保主任每天亲自巡山看管,抓到砍树者就罚款并在大队办学习班。基本上没人敢砍树,因为满地爬的木本山欧子和串山莲等也挺耐烧,不在限制之列。三姥娘则一直砍树枝当烧柴,并且就当着治保主任的面砍,治保主任一看到她就立即躲起来。全村没有人敢欺负这家孤儿寡母,送给她外号:三喳喳(读zhua zhua), 即能喊能叫能打能闹的楞主儿。
三姥娘的儿子我大舅在沈阳工作,我对他没印象。过年时,他的三个孩子我的表兄妹回来,我和他们一起玩过。三姥娘家后院有一颗杏树,我很馋,就在姥爷家后院用石头往树上打,打了半天才打到一个杏子。高兴地用棍子钩出来,往爷爷家走。路过邻居X小脚家后门,X小脚老太太见到了,就甜言蜜语夸奖我,她五岁的孙女很喜欢吃杏,给她吧?!我经不住好话,就给了她。
东院姥爷的四弟是个赶大马车的。在农村这是个好活,大长鞭子一甩叭叭响,我还坐过四姥爷的大马车。他有一个长得很帅的儿子,文革时在中学上学,横跨一个草绿色书包,带着红卫兵袖标很神气,我叫他三舅,我从来没见过他的两个哥哥,可能大舅二舅在鞍山或沈阳工作。生产队有一个小手艺人编筐编篓赚钱被定为四类分子受到了批判。一天在街(读Gai)上见到戴着红卫兵袖标的14,15岁的三舅把他打倒,用脚踢他,打得那个狠呀。爷爷告诉我说:“你三舅官报私仇”。四类分子家也有三个儿子,不敢乱说乱动,当然最小的除外。我刚从大连回到农村,他趁我不注意无缘无故照我鼻子甩了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了,爷爷愤怒地立即领着我到了他家找到四类分子警告他。
从来没有见过五姥爷,只是听母亲说起他在沈阳一个铁路大厂当厂长。东北解放前,他在东北民主联军里当正师级干部。辽沈战役后,东野75万主力入关,除了12个步兵纵队外,还有特种兵纵队的炮一师,炮二师和战车团及铁道纵队的四个团。他则留在了东北军区。东野提出仗打到哪里,铁路就通到哪里。东北军区司令高岗就让他当了铁路工厂的厂长,生产急需的铁路器材支援关内解放战争。据说他跟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工厂厂长曲波熟悉,那时曲波是正团级在1纵(后来的38军)受伤转业,后来调到铁道部机车车辆总局当副局长,创作了小说《林海雪原》和《桥隆飚》出名。父亲说过 :“铁路上提拔得真慢,你五姥爷当了一辈子厂长没动窝,从正师级开始还是正师级离休,离休后生活待遇按副军级(正厅级)”。是的,沈阳铁路局有40万职工,机车车辆总局有20余万职工,晋升为正厅级的机会太少了。但也不尽然,80年代在北京铁道部,一个77级的后生毕业5年升为正处级。母亲说他的一个儿子没文化,在派出所当警察。
六姥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天向我外婆抱怨说我见到他在喂猪时不打招呼。小时候胆小害羞,我见到谁都不打招呼。
七姥爷最小,20多岁。文革时是个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政治积极入了党,并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是公社所在地,与公社书记关系很密切。他很稳重,和善,没整过人,帮过我家的忙,给我母亲出过证明信:她三叔是抗美援朝的革命烈士,她五叔是抗战革命老干部,正师级。当时我觉得七姥爷官最大,全大队2000多人都归他管。
除了五姥爷外,其他在沈阳和鞍山谋事的舅舅们的情况不得而知。还有那些姨们因为嫁出去,我都不知道有几个,在哪里。
姥爷这一大家子哥们七个人品很好,与人为善,没有与人结仇。然而文革时期年轻的舅舅们有时做出了年轻人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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