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8月中旬以来，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军队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其中，傅作义部沿平汉线已逼近张家口。为了延迟蒋军向华北和东北推进，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发起上党战役，晋察冀军区举行了平绥战役。

苏军鉴于东北的复杂形势，也急于同中共取得联系。9月14日，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他的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延安。

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向北发展的方针，急需了解东北的情况，曾克林的到来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刘少奇据此提出，为了争取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去工作。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彭真为书记。9月15日，彭真、陈云一行乘苏军专机飞赴东北。

在彭真一行离开延安的当天，刘少奇电告各中央局，明确中共对东北的任务是“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为避免引起美蒋的觉察，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

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决策深感“欣慰”。9月17日，毛泽东致电中央，说重庆的“友人（苏联）和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希望力争东北，时机要紧，万勿失机”。毛泽东还建议，让吕正操率一至两个团“兼程北进”。

当天，刘少奇也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电报，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这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刘少奇建议：在冀东、热河布置重兵，除现在已派往东北的部队外，还需在冀东集结5万以上的部队，以便在苏军撤退时抢先进入东北。因此，从现在起就应该调集10万至15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同时，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转移至江北，让出江南8个解放区。至于新四军主力的去向，要么直接调到冀东，要么调到山东，然后从山东抽调10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为此，刘少奇提出建立冀热辽中央局，由高岗、李富春负责，陈毅、林彪或徐向前指挥军事。

为什么要这样部署？9月18日，刘少奇在一份电报中作了如下解释：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力量，南面旅（顺）大（连）又系苏军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

刘少奇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回电同意中央力争东北的方针，说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加之全党团结一致，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们建议：“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定。”

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电后，刘少奇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说，我们的方针就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搞得好，苏也可掩护我们。仅有苏联帮助，不成功。要我们有决心，有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以保障这一块，才有可能。”

方针确立后，刘少奇随即对部队的调动作了具体部署：山东首先调6万人，3万去东北，另外3万开至冀东。由李富春任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继彭真到东北之后，再派5万人，加上各地选送的100个团的干部，以便在东北组织20万人的武装。

9月20日，中共中央命令山东分局立刻抽调5万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冀热辽。刘少奇对山东分局的领导说：“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望你们全力执行，越快越好。”当天，山东分局就派萧华率领部分干部、万毅率领8个团向东北挺进。

萧华率领山东军区1000多名干部于9月下旬到达安东（今丹东），这是除冀热辽部队外最早到达东北的一支部队。10月中旬，沙克率领冀中军区1500人到达锦州，吕正操率领晋绥军区一个团抵达沈阳，万毅率领山东军区滨海支队3500多人先到沈阳，然后向吉林挺进。下旬，罗荣桓率领山东军区机关及直属部队4000多人从胶东龙口渡海在庄河登陆，吴克华率领胶东军区第六师及第五师一部共8000余人也到达营口。

苏联红军暗中相助，中共力争独占东北

此时，莫斯科在东北的决策开始向有利于中共方面倾斜。促使斯大林态度转变的原因是美军在青岛登陆。美国人的此举显然同斯大林把东北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相冲突，所以，斯大林不惜打破苏中条约的制约，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牵制美国。

果然，11月10日，苏军派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在撤退前5天将允许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各大城市，在机场的中共军队不得同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放弃独占东北的想法，仍积极于山海关至沈阳一线布置重兵，试图拒国民党军于山海关之内。11月3日，毛泽东电告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迅速配足10个团计2万人，10天后动身开赴锦州、沈阳，“参加东北方面具有伟大意义之作战”。当天，杨国夫率领三个团紧急赶往山海关防守。11月4日，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军向山海关发起猛烈进攻。11月7日、11日，毛泽东两次电催黄克诚、梁兴初部，尽快赶往锦州，以策应杨国夫部在山海关、锦州一线坚持一至二个月。直到11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还雄心勃勃地说：在山海关至锦州一带可集中7万人，由林彪或者罗荣桓去指挥，举行反攻，每次歼敌二至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可惜，山海关最终还是失守了。随后，国民党军队沿北宁线向绥中进犯。到11月2６日，仅半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军队连克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等地。毛泽东独占东北的决心受挫，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加之疲劳过度，毛泽东病倒了。

此时，莫斯科和重庆又偏偏添乱。11月1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索性两手一丢，离开长春跑到山海关。莫斯科担心此举会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对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产生不利影响。于是，莫斯科立刻作出反应。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提出以下四点意见：一、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蒋介石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二、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沈阳等大城市撤出；三、有苏军的地方中共军队不准进入，也不准同蒋介石军队作战；四、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不准作战。这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也就等于把东北拱手让给国民党。

当天，苏军要中共东北局撤出沈阳。次日，东北局将这些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还说苏军在必要时将“不惜武力将我驱散”。

11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要他们即时调整战略方针：“彼方（苏联）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要求东北局根据新情况迅速作出相应的部署，东北局及林彪应靠西满联系热河，部队主力也应靠西边，罗荣桓、萧华及山东来的部队靠东边，成立东南满分局，另外派部队到北满佳木斯、嫩江一带建立北满分局。中共中央还指示东北局，从大城市退出来后，要力求控制小城市，待站稳脚跟后，再同蒋介石斗。当天，中共中央又电告东北局，“希望能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如果不行，那“亦只好服从”。

考虑到苏联外交方面的需要，刘少奇决定改变独占东北的计划。他致电东北局：在撤出大城市以后，“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刘少奇还指出：“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两天后，刘少奇把这个战略思想用八个字作了概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他在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彭（真）林（彪）电，戌皓友方（苏联）通知他们，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介石。“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1月28日，刘少奇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对这一部署作了解释：第一，近两个月来，你们在东北虽有发展，但主力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且甚疾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军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占领沈阳；第二，东北问题牵扯到美苏外交关系，苏联又受中苏同盟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给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刘少奇认为，对于长春铁路沿线及大城市，并不是一走了之，还是要“力求插足”。对东满、南满、北满和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则应“力求控制”。在具体做法上，刘少奇指示东北局：不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城市，而是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至于国民党军队即将占领的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地，“需作撤退准备”，但应乘机“抓一把”。

东北局撤出沈阳之后，刘少奇曾再三电告他们，强调说：“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促成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12月21日，刘少奇再次指示东北局：应派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开办学校，训练军队，如“汉高祖之汉中”那样去做。为此，刘少奇要求将军队和干部“更高度的分散到内地去建立工作”。

刘少奇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2月28日，毛泽东病情好转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东北局的指示，明确表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因此，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泽东强调：“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苏联开始撤军，毛泽东改变策略，力争控制中长铁路及长春、哈尔滨

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和《关于大连的协定》，以取得在大连的特殊权益。美国对此极为不满，遂以“门户开放”为由插足东北。对斯大林来说，他要想拒美国势力于东北之外，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于是，斯大林又转向支持中共，力图加强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以牵制国民党。

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美国支持国民党。这样一来，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争夺，实际上就折射出了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

194６年3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说苏联想同国民党在东北搞经济合作，但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动全国性的反苏行动。他分析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
斗争的时候，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相信，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行动，苏军可能会更加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毛泽东要求东北局尽快与苏军取得联系。

此时，苏军的合作态度远比中共预料的好。3月8日，苏军告诉东北局，他们将撤出沈阳、吉林，中共可以采取行动。第二天，苏军又通知东北局：他们将于13日撤出沈阳，中共军队尽快去占领，而且沈阳以南地区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苏军撤走的所有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苏军还声称，凡苏军撤走的地方，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军队可以放手大打，哈尔滨等地，应该坚决控制，不要让国民党军队开进。（实际上，苏军于12日撤出沈阳，国民党军队于第二天便占领了这座城市。）

沈阳既失，毛泽东于3月15日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次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长春铁路全部及苏军全部撤退区。因此，具体问题一定要协商解决，“一切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当天，周恩来告诉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共军队在东北所占地方不能让出，国民党军队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出的地区”。张治中坚持要把“现时”二字删除，结果，双方在东北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3月17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批示：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驻，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当天，毛泽东又指示彭真、林彪：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

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已向东北调去新一军、新六军（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这是其中的两支）和第七十一军，到三四月间，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已达６个军、18个师。为了迅速抢占东北，国民党依靠军事上的优势，在苏军撤退过程中，向南满、北满大举推进，企图控制中长铁路和整个辽东半岛。

为此，毛泽东要求：立即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迅速动员全军乘国民党军队立足未稳之际，坚决歼灭国民党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至二万人）”。于是，3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预计苏军撤退后，蒋介石必定会由沈阳出兵向北同中共军队争夺长春和哈尔滨，因此，“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毛泽东要求东北局速与苏军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如果国民党军队胆敢冒犯，应毫不犹豫地“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看来，毛泽东又改变了几个月前不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及其附近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又着眼于控制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了，志在夺取长春、哈尔滨。他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称：“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毛泽东所以有这种想法，显然与莫斯科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力量密切相关。为此，他还指示东北局说服苏方，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如许可的话，东北局应准备“迁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