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运动双重性的反思

作者：零点的火车

由于”五四”，红卫兵和“六四”三次大的学生运动（以下简称“学运”）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以，中国人对学运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情结。一个世纪过去，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时代的变化必然对学运产生新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与时代的角度重新审视学运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正反双重意义。

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可以追溯到1895年的举人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而以纯粹学生身份发生的学生运动，最早的是1905年底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活动。在该运动中，陈天华蹈海身亡。而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学生运动则是“五四运动”。百度百科的词条是这样评价的：“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由此可看出，“五四运动”给中国学运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为学运披上了神圣的光环。“五四”之后，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又称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为学运增添了新的光荣。

学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确实对中国历史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建国后，学运在中国大陆一直被宣传为是正确的，人们只看到学运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只看到学生追求理想和骄气蓬勃的优点，看不到学生幼稚和容易受骗的缺点。过去正确，不代表它将来正确，不代表它就不会犯错误甚至带来灾难，事物常常具有双重性。正因为没有对学生和学运作全面深刻的认识，才导致后来红卫兵运动给中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1966年5月6号，“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正式爆发。“文革”爆发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很快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直到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 红卫兵搞教育革命,破四旧, 砸烂文物,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先锋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历史性的破坏作用。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革”，也即否定了红卫兵运动，从此，学运在中国不仅失去了绝对正确的历史光环，而且是光荣与耻辱并存。红卫兵们经受了历史的巨大欺骗而带来的命运的沉浮，轰轰烈烈一时，悲悲戚戚一世，韩爱晶和张铁生是二个典型的红卫兵悲剧人物。韓愛晶以對彭德懷逼供和毆打而闻名，张铁生则是”白卷英雄”，二人后来都进监狱。是谁煽动单纯的学生卷入历史的旋涡？是谁对学生不负责任把他们当作政治利益的工具推上火线充当“炮灰”而毁灭他们的命运？

如果因为学生是单纯的，我们就认为学运一定是神圣的，正确的，就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只会推动社会进步，那是妄顾历史事实，那就无法解释“文革”红卫兵运动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巨大破坏作用。

面对学运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二种截然相反的作用，我们不得不从学生的性质本身和历史条件的变迁去探讨原因。

1〉要搞清学运，首先要搞清学生。
我们所讲的参加学运的学生就是还在学校学习的青少年，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到23岁，研究生稍大点，中学生一般在14岁到18岁。今天以大学生为主。大学生还处于知识不够丰满，世界观正在形成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学生只能算是半知识分子。大学生单纯,理想,有闯劲。但是，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和经验，见的世面不够，对社会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对政治和经济了解不深，对重大社会问题，对国家和世界的发展缺乏系统性思考。这些弱点决定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具有较大盲目性。

2〉学运的种类
A〉由学生自发的纯粹学生运动。
B〉由政党或社会组织暗中或公开领导和煽动的以学生名义发起的代理人运动。

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一般是B〉类或者A〉与B〉混合。革命年代，中共就领导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如学生领袖一般是地下党员。所以，学生单纯，不等于学生运动单纯。学生运动不等于就是代表学生立场，也可能代表某一组织或团体立场。

3〉历史条件的变化
当社会普遍处于文化低下的状态时，例如，1949年前的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知识分子比例很少，中学生就算很有文化了。学生作为半知识分子，尽管知识还不够丰满，思想还远未成熟，而且缺乏社会经验，但他们相对而言是当时条件下社会最先进的分子。国家不得不利用他们在社会变革或革命中发挥先锋作用，因为社会无人才可用，只能矮子里面拔高子用学生作先锋，让他们去发动群众和传播进步思想。当时条件下，政治相对简单，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是非容易判断，所以学生运动不容易犯错误。

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中国条件已经发生很大改变，社会各阶层已经积累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有更大量的有社会经验的中学生，国家知识分子比例已经大幅提高，所以，在校大学生已经很难说还代表社会最先进的成员，他们社会经验的不足倒显现出弱点。另外，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使政治反而越来越复杂，因为敌人不象战争年代那样分明，尤其是共产党党内斗争学生搞不清。所以，学生卷入政治就很盲目，学生幼稚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而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反而将他们推向深渊。“文革”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学生的想象，就是到了今天，已经过去38年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还是搞不清，存在巨大争论。可见，政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今天，国际形势已经较38年前复杂得多，全球化已经推倒了国家政治的围墙，一切政治经济问题都不是孤立的，绝不是普通大学生所能轻易把握。

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已超过一亿人口，还有大量的成教和职教生，他们有社会经验，他们对社会和时局的认识都比在校大学生强，缺乏社会经验的在校大学生已经不能代表社会最先进的力量，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机会参加比较浅显的社会活动作为一种锻炼，而不是冒然由他们去引导社会的方向。让学生去引到社会方向，等于是让盲人去引到社会方向，那是危险的。

民主要走向科学。对待学生在游行或者学运中的诉求，政府要针对他们的议题进行评估，对议题分类，制定参考系数以权衡重视程度。如果是学生熟悉的议题，在学生的知识和经验范围之内,比如学校的教学问题,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学校的管理问题，参考系数就可定高，应尽量倾听他们的意见。如果是政治和经济等公共议题甚至专业议题，要看议题的难度，而定相应的参考系数。如果是容易判断是非的问题，比如反腐败，反毒食品，反环境污染，可定较高系数。如果是较复杂的公共议题，参考系数都应降低。学生的诉求只是一个参考，而不能去轻易全盘接受，学生更不能强迫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这次台湾的学运,因为服贸是个比较复杂的经济问题，大学生没有经验,只是听第三者或媒体传播的观点，它不象反腐败这样的议题能够凭最基本的价值观就可判断是非。所以，我觉得学生为服贸协议议题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破坏法律的作法是错误的。如果是某一组织或政党反对服贸协议，应该自己公开站出来，而不应该让学生卷入，把学生推向前台作为利用工具，这是对学生不负责任。

综上所述，学运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种特殊社会运动起过正反二方面的作用，是双刃剑。社会越来越复杂，不是学生们所能洞察的，发动学运应该谨慎，这是对学生负责和对社会负责。同时，由于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社会各阶层有经验的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很庞大，对重大政治和经济议题应直接发挥成熟知识分子的作用，让他们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