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我实在是不愿意写端木蕻良这个人，我对他十分地不待见，并不是说他是个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所以当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好坏，必须去看他做事的动机和结果。而他，以一个自私男人的常态断送了一个试图与命运抗争的不幸女子的性命，而这个女子，正是那个让我十分怜惜的萧红。所以，我没法儿对他有好感得起来。

萧红遭遇端木蕻良的时候，正是她开始对萧军心冷的时候。虽然在我看来，她这是有意为之，并不是她就真正反感了萧军，此时的萧军，哪怕多做一点儿努力温暖一下她日见冰凉的心，她感情的小火苗一定会重新熊熊燃烧起来。不过她心里和我们一样明白，萧军不可能为她改变一丁点儿的。而这个时候，端木蕻良出现了。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端木蕻良这个人，我们就会发现，他和萧军截然不同，不仅仅是不同，简直就是完全相反，完全对立。萧军是有匪气的，出身破产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小颠沛流。端木蕻良则是有显赫的家族史，一身的贵族子弟气质。萧军的性格蛮横粗旷侠义，个性刚毅反叛。端木蕻良温和优柔，公子哥式地温文尔雅。萧军的知识体系基本属于在社会里摸爬滚打而来，自学成才，生存能力一流。端木蕻良则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清华历史系高材生，古文功底深厚，更兼一手好字画，典型因袭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之余脉。

更关键的是，他出现在萧红决心摆脱对萧军从生理到心理依赖的当口。萧红和萧军的矛盾早就不是到底要不要去投身革命打游击这么简单，萧红对萧军的改变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离开萧军的念头恐怕是早就在心里成型，只是缺乏一个契机。而端木蕻良的出现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先不说他外貌如何挺拔清秀，他那样与萧军完全不同的优雅气质，可能让萧红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会给她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完全不同对萧红来说是头等重要的，至于说这种生活会比以前好还是坏，暂时还进入不了萧红思考的范畴以内。平心而论，萧红的确是命运不济，如果她不身处乱世，端木蕻良不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端木蕻良这样的人，自己在乱世中都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缺乏象萧军那样坚韧决绝的意志和对付乱世的手段，他只适合在和平年代被温养成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这恐怕是萧红最后悲戚收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样，端木蕻良成为了萧红摆脱萧军的指望，并且她也这样做了，两人相遇以后关系升温得很快，同时伴随着的就是萧红萧军矛盾的爆发和彻底的分手。而这一切给我的感觉，都是萧红有意为之，倒不是说端木蕻良横刀夺爱。当然，当萧红对端木表示好感的时候，端木也是非常积极回应的。而此时，当萧红决定离开萧军，跟端木在一起的时候，萧红却有了萧军的孩子。

我觉得命运在此时终于怜悯了萧红，给她一个暗示，让她在选择的一边添上割舍不掉的砝码。而萧红反叛的本性开始彰显，即使是有萧军的挽留，即使是有了萧军的骨血，她也因为觉得不愿意再忍受萧军对自己的伤害，不愿意再过这种一味忍让的生活，而选择放弃萧军。有人说，他们是因为理想不同而分手。理想，我觉得如果萧红谈理想就特别可笑，她有什么理想呢？她的理想不就是能安心读书写东西，然后跟一个爱自己自己也爱的人相濡以沫吗？那在延安还是在香港有什么区别？关键还是身边的那个人的区别吧。她此时心心念念就是觉得：离开萧军自己的痛苦就结束了，新生活就能开始了，跟理想哪儿有一毛钱的关系？在命运出的这道选择题面前，她注定会选择改变，而改变就是不计代价地离开萧军，离开让她觉得痛苦的根源。

我总是问自己：萧红选错了吗？其实我很明白，哪儿有个对错啊。。我们总是以为在命运的选择题面前，选对了就春风得意，选错了就悲苦凄凉。其实仔细想想，这两种状态哪一种都是暂时的，非恒态的。命运的选择题并不是要奖励选对的人，惩罚选错的人，而是让你在做选择的时候认清你自己，让你经历生活，有所体悟，好坏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种选错了就必死无疑的局面毕竟是少数。这场考试，考的还是你自己个人的心性和人生的功课，你有机会把自己打磨得更加圆满，也有可能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萧红离开一个暴虐的父亲而选择一个娇弱的弟弟，离开父亲，暴虐当然就消失了，但随之存在的照顾呵护与指望也就不存在了。选择一个弟弟，可以和谐，有趣甚至快乐，同时生活的重担和压逼就直接戳到了你鼻子底下。没有十全十美这样的事情，有得必须予，也必须失。如果对这个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只能被生活嘲笑你幼稚。

萧红有没有准备？平心而论，她是有的，但是，她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不是她缺乏面对生活苦难的勇气和意志，而是她孬弱的身体已经实在坚持不住生活的颠沛流离，更何况，她此时又成了一个孕妇。端木蕻良一开始的作为还是很让萧红觉得安慰的，端木在文学创作上跟萧红更为接近，对萧红也很欣赏，对萧红有诸多的维护和誉美之词，这是萧红在萧军那里得不到的。当他们确定关系了以后，尽管萧红怀着别人的孩子，尽管端木的母亲反对，尽管得不到很多好友的祝福，端木蕻良还是决定娶萧红为妻，给萧红一个名分。这是他对萧红的爱意的集中的体现，萧红对这一点深为感激和感动，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她说这样一番话，显然是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她并不指望从端木那里得到很多，普通和平常就已经足够了。但她忘了，这是乱世，哪里有一方净土容得下她过普通平常的生活，好好读书，认真写作呢？

端木的世家子弟作派并没有因为乱世生活困窘而有本质性的改变，这可能影响不到其他人，但决对会影响到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他的伴侣。萧红的朋友在武汉见过俩人相处的情形：细雨蒙蒙的武昌码头，萧红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的逃难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提着笨重的行李，步履维艰，旁边则站着拿着手杖，轻装的端木蕻良。她只得时不时用嫌恶而轻蔑的眼光，瞧瞧自己那日渐隆起的肚皮……

看着这段文字，由不得不为这个女人感到痛心。帮怀孕的妻子提行李，这至少还是端木力所能及的事，他都没有这个觉悟，那他力所不能及的事，又怎么可能指望得上呢？接下来的事件更加离谱，我们可以称它为：一张船票引发的公案。因为多年来研究萧红的人为这个事情争论不休，各方面都自有一套说法。那我们不去关注研究者们的结论，且叙一叙事实，结论大家自己总结吧。。。

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武汉遭遇大轰炸，此时萧红和端木蕻良正在武汉。萧红要端木找朋友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们一起走。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但是罗烽的妻子白朗和母亲都在武汉等着去重庆，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萧红他们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跑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

    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

    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端木严肃地说：“那怎么行？你一个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

    萧红又急又气大声说：“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

    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

    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这是后来端木的妻子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我认为比起其他人，对端木蕻良来说更公正些。但就算是这样公正甚至更倾向于端木的叙述，我们都不禁替那个柔弱的身怀六甲的可怜女子揪心。

萧红自己曾叙述过在船码头纷抢的难民堆中挣扎的情形，她一次次跌到，一次次努力爬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力气了。她躺在码头的甲板上想，就这样放弃吧，那就解脱了。她那时候心里很平静，而我却感到彻骨的悲凉。

萧军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舍下一个孕妇，自己先脱离险境，这对他是耻辱。他会骂人，然后把这唧唧歪歪的女人架上船的。而端木蕻良不会，他从小只受到别人的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生活能力又极差，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女人或者妻子，反而要女人来为他操心受累，他也觉得理所当然。

萧红甘心吗？她不甘心，却又认命，所以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她需要一个有力的臂膀为自己撑起一片天地，但她自己选择了端木，所以他必须认命，认命地一个人行走。心里没有遗憾吗？当然有。。苦涩吗？当然苦涩。但这一切已经没法改变了，因为命运留给萧红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儿要提一句的是，萧军和萧红的孩子出生以后夭折了。关于这个孩子夭折的缘故，版本很多，有些很离奇。不过据我读史的经验看，离奇的往往是真实的。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去翻翻，因为跟故事关系不大，我就跳过了。

为了逃避战乱，萧红跟随端木蕻良一起去了香港。端木蕻良在香港找了份编辑的活，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不太好说，糊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生活也相对安定一些。这个时候，萧红拼命写作，完成了她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也许她自己也有预感，她的生命很快就会走向终点。。。而萧红在香港的日常生活怎样呢？我曾看到过这样的回忆：靳以在《悼萧红》里提到的，说端木每天睡到中午12点，吃过饭，还要午睡。而萧红则每天烧饭洗衣服，跑来跑去买东西。有一次，端木打了女佣人，萧红跑到镇公所，还陪女佣人去验伤。萧红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讲到一个邻居用嘲笑的口吻说：“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

萧红与端木生活在一起，那些难忍的缺憾，大概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

萧红病了，病得很重。这对一个并没有多少在乱世生存手段的端木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端木打算跟随其他人突围，他去跟萧红道别，萧红鼓励他离开，他也就听从了。自此，直到萧红离世，两人再也没有见过，照顾萧红的责任被推到一个朋友的身上，这位朋友叫：骆宾基。之后关于端木丢弃重病的妻子的种种正说反说甚嚣尘上，我觉得争论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意思，不是我贬低端木，他离开或者留下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唯一不同的，可能是萧红离开时不至于感觉那么凄凉。而我，早就不对他抱有希望了。这能全怪端木蕻良吗？客观地说，不能。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妻子乃至女性，都是卑微的，苟延残喘的，就像我们那饱经战乱的国土一样。朱自清的发妻不就是这样吗？那样一个温柔谦卑的女子，肺上烂了两个窟窿，舍不得也没钱医治，最后默默回乡下等死，然后默默地死去。。。这样的妻子和女人很多很多，端木蕻良这样的丈夫和男人也很多很多。这是一整个时代的悲剧。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这是萧红临终前最后的遗憾和嘶喊。我特意用这段话来结束我们的故事，并且长舒一口气来庆幸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长天碧水之间，愿她的灵魂得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