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疆独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嘚问题，特别是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政策的有问题,因为在文革时期.中国新疆等少数民族他们几乎都被汉化了,汉人很多. 讲普通话.但是胡耀邦的民族政策,使当地人可以不学汉语普通话.学维吾尔语言.又把文革时期几乎灭绝的新疆那些文学,历史,等挖掘出来,又特别照顾他们, 汉人其实在中国享受公民权利的待遇最差,.又可以让他们配刀合法,又可以低分升学,培养大批人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富了,有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就有自己的民族观念,生活富裕了,教育提高了.就有独立出去的想法.中国政府对他们少数民族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最终结果是他们并没有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你汉人,倒觉得他们自己受压迫, 

 

可以在全国各地为所欲为当街偷强,不怕你们汉人,因为他们只知道汉人很软弱的,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很好,抓到派出所,几个钟后又可以放出来.杀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事,中国政府对他们再好,

 

在中国民族学院里,新疆人,西藏人个个可以合法配刀,很团结,一个有事,全部出动攻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少数民族,公安,政府会优待他们,.汉人在他们眼里只是低等一级的中国国民.国外媒体也是说中国少数民族被你们汉人迫害.,中国汉人是该清醒的时候了,大家能在忍他们多久呢? 

 

现在东北朝鲜民族多少人逃到韩国去,因为中国政府让他们学朝鲜语,朝鲜文化,让他们有了朝鲜韩民族的意识,觉得在中国是被压迫.现在延边那里朝鲜族人口比列大大减少了,都逃到韩国去,西藏也一样,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有问题的民族政策才让他们也像新疆一样想独立出去,我们是该想想我们民族政策的缺陷了.,不然.内蒙古人也会让他们培养起来的大蒙古主义的独立意识,到时候,中国就四分五裂, 

 

在中国我们对所有国民,不管汉人,少数民族都要一视同仁政策,我们为什么要剥夺我们汉人的某些权利给他们少数民族呢?我们为什么汉人在法律上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权利,他们想生就生,?我们欠他们吗?我们这一代没有欠他们,但也没必要给他们太多优待,给太多,只会,某一天农夫由于自己的仁慈而被蛇咬伤或咬死的. 不信,等着吧!!

 

 

 

 

《支边者的亲身经历：见证新疆由治到乱的过程》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们一起去同学十分亢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我们来锻炼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团十连。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学校位处西北，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样，多数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学生不少。另外还有新疆艺术学校的部分学生。班长付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副排长，连长副连长以及指导员副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通讯员均是团部派来的。农场比较大，有专门的机构。除了在乌苏境内有很多土地外，在博乐州精河县内还有一千多亩地。我们班十多个人在连副指导员和副排长的带领下就去那里负责播种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于叫大河沿的一个镇上，过去在那里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后来撤走了，营房就一直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

 

新疆种地的方法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粗放型的。小麦由播种机播种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浇水。它那里地不像内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浇水很困难，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浇不了什么地。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后来，当地的生产队长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他们不吃少吃蔬菜，说那是草嘛，牲口吃的。当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苹果还是吃的，胡萝卜也吃。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得那么宁静和谐的原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有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当时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烟，一般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添一添，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恨融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关心边疆群众的生活，要使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他说，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而且要高于新疆边境那一边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落实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断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每年给新疆相当数目的财政补贴，并且逐年增加。在毛泽东时代，新疆职工的平均工资大概比内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参加工作的职工还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发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新疆保卫稳定新疆中的作用。从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总共布下了兵团的十个师，一面生产一面保卫边疆稳定。以前，他们都有武装值班连。

 

第四，从少数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断地接近，比如维吾尔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维吾尔文字和汉语拼音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新文字似乎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文字改革连同已经取得的成果都被抛弃了。

 

第六，培养一批懂得马列主义彻底反对民族分裂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铁木尔.达瓦买地是他们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又政治眼光短浅的一批人上台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高明，比毛泽东那当然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胡耀邦和邓颖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讲话，其核心意思是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几百年了，现在好像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记得好像是从1981年开始吧，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明显，这肯定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连我们单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

 

从此以后，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首先是震惊全国新疆和田大案。后来是维吾尔“群众”不断上街示威游行，什么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发展到，在新疆人代会上，中央建议提名的少数民族藉自治区副主席遭到了维吾尔族人大代表的公开反对，在人代会上选不上。我们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种挑衅，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叫嚣，让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再后来就有爆炸等恶性案件发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调回来也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过去新疆稳定，不是王恩茂有什么天大本事，只不过他认真贯彻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灵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这么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年，好端端的新疆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坚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无论怎么困难都得想办法调回去。1988年，我们终于离开了本来是美丽和谐后来变成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们一样逃回来的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个农场锻炼的同学，多数回来了。单位里走了一批。我们回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就愈演愈烈了。

 

附：邓力群回忆录：为什么胡耀邦被称为胡乱邦？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一个民族工作部门工作人员眼里的回民》

 

首先，我是一个汉族，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一个在民族工作部门工作的汉族，呵，这就知道两个身份可能让我的话具有一点特别的意义吧。

 

我一直以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然不是大汉族主义者，而是中华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对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的成见，在来这个民族工作部门之前，我几乎没有什么这种国内的民族意识，只是知道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族不吃猪肉，当然，进了民族工作部门以后，就知道了还有其它八个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但是，进入民族工作部门以后，坦率的说，我的民族意识被增强了，就是汉族意识被增强了，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很重要的意思之一。

 

在社会和学校里的时候，我没有民族意识，因为不管是我接触的汉族，还是回族，大家都一样的相处，只是和回族相处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提到猪啊，猪肉之类的，其它的都一样。而进了民族工作部门(我是东部的，主要的少数民族就是回族)之后，听到了“我们回族”这个词，一些同事，包括回族的领导，都会用到这词，当然更多时候是“我们回回”，这样，我就逐渐意识到还有一个“我们汉族”，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民族工作部门其实平时事并不多，我自己概括，主要是两件，一是要钱，向政府要少数民族扶持专项资金。二是处理突发事件，就是当回族群众和政府或者汉族群众发生群体冲突的时候，去协调处理。

 

先说要钱，每年都给一些，这些钱，主要都被用来支持农村的回族村了，修路，打井，贴息贷款啊。当然，我也知道，这些钱虽然明着是拨到村里搞建设了，但一样也有很多是被村干部们吃喝揩油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至少也是省了群众的钱。有一次，跟领导下乡，坐在飞驰的车上，看到掠过的汉族村庄，心里突然就有点发酸，这些村庄很多都比回族村穷的多，可是我们的材料上却在永远写着回族村经济发展落后，需要特别的帮助。我当时是想到自己的家乡，一个更加贫穷的汉族村庄，如果也能得到一年十几万的额外帮助该有多好啊。

 

再一个是突发事件。这些所谓的突发事件，其实99%都是普通的民事纠纷，或者政府和群众的矛盾，只是因为一方是回族，就成了民族事件，就需要我们出面。而我自己在机关里的几年的感受是，我们出面，基本上不是使问题更简单，而是更复杂，因为如此一来，一件普通的民刑事案件或者官民矛盾，就被套上了民族问题的外衣。

 

由于，近几年因为这类所谓突发事件的关系，而使回族群众的社会形象受到很大破坏，我很想多说几句。这些事，基本上可以分为下面几类，

 

一是普通纠纷，由于我们的出面，常常导致有利于回族的解决方案，公安司法部门一般是采取劝说乃至威胁方式，迫使汉族一方作出让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结果是，使一部分回族群众感觉只要打出自己的回族身份，就可以在矛盾纠纷中得到利益，在客观上使一些本来很小的事，最后严重化。并且这种错误的感觉也在回族群众中漫延。

 

二是涉及回族的经济、治安、民事违法行为，乃至刑事犯罪案件。一般我们部门到场后第一位的是说情，保人，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的地方政府中，乃至公检法部门中，不知道为什么流传一种风气，就是对凡是涉及回族的案件，都避之唯恐不及，处理起来非常软，甚至干脆往民族部门身上推。致使相当一部分回族的违法犯罪之徒逍遥法外。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从民族工作部门，到回族群众，普通的回族上层人士，都经历了一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就是从以“没人敢惹”为荣，到因为这个所谓“没人敢惹”的名声而头痛，甚至痛心疾首。因为，这些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危害的其实不仅仅是社会，同事，其中的许多人，也是回族村的麻烦制造者，伤害的不仅仅是汉族，也有回族。前些年的时候，回族群众很容易被这些人所迷惑，一有了事，就说汉族欺负咱们回回了，政府欺负咱们回回了，处理不公正了，大家都跟着闹，而闹了几年以后，大家发现，闹的好处都被这些人沾了去，而大家伙却还是老样子，甚至可以说，回族村的贫富分化，要严重于周围的汉族村。更重要的是，大家越来越跟着这些人倒楣，社会上都认为回族惹不起，普通人不敢和回族做生意，银行不也贷款给回族，因为有胆贷，没胆要，甚至执法人员都进不去回族村。现在的情况是，我每次跟领导下乡，都能听到干部群众呼吁政府严厉打击害群之马的呼声。有一次，和一位回族的副区长下乡，和大家座谈，就有人当场质问副区长，对那些害群之马你们政府为什么不管？为什么不抓？一些回族干部谈起来，也颇为头痛，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苦衷，前些年的时候，他们吓唬执法部门，吓唬领导，现在人家正好有了借口，就是不管，什么事都推民族工作部门，现在自己却又要去向领导呼吁打击害群之马。有一个身份很高的老回族在会议上甚至讲了那个非常著名的被母亲溺爱而导致被判死刑的儿子，临死前咬掉母亲乳头的故事，足以说明他对这种现象的痛心疾首。

 

而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这些回族的害群之马已经和政府和执法部门里的害群之马勾结起来了，这是我周围的很多回族领导分析后的结论，就是民族因素，正在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不作为、徇私舞弊、包庇纵容小部分回族违法犯罪分子的挡箭牌。

 

但是，追根究底，是前些年回族干部和群众的短视害了自己，我是这样认为的，要纠正这个错误，也只有靠他们自己同样长时间，甚至更长时间的反复呼吁和澄清。

 

再讲一个故事吧，它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可能要记一辈子。呵呵，不过，讲了这个故事，可能就要被同去的那个同事认出我来了，当然，也无所谓。

 

时间大概在2003年，我和一位回族同事为了写一篇稿子自己跑到村里去调研。当时我们坐公交车去的，走着进村。由于对于情况不熟悉，就象街边一户人家(那个男的一看应该是所谓场面上的人)打听村主任家，开始我问的，没想到他竟然连理也不理我(自信在礼貌上没有任何问题)，后来那个同事就对他说了一句什么，他立刻问：“你也是回回？”，我同事立刻说自己是别一个县哪个村的，那人马上热情起来，不仅详细的指了路还自告奋勇骑车去找，又让我们进屋喝茶。这件事，对我刺激挺大的，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竟然如此的被排斥，其实我不需要他帮我找，也不需要进去喝茶，只需要指一下路，但是作为一个非回回，连这样基本的对待也受不到，而一听说是回回就立刻见了自己亲人一样。天下回回是一家，此言不虚也，但天下回回是一家，也不必把非回回视若无物吧？另一方面是为他这样的处事方式感到担忧，我始终认为排斥别人，也就是排斥自己，封闭别人，也是封闭自己。天下回回是一家，可是普天下的回回才有几人？而普天下非回回又有多少？

 

另一个故事是一位同事给我讲的。时间应该大约在七八年以前吧，至今他讲到这事时还是比较气愤，我在这里讲，只是觉得比较有代表性吧。他是汉族，一次跟着一位回族的老领导出差，一路上当然都是吃清真饭。但是，这位老兄是个大胖子，而且是不能一顿无肉的那种(当然是猪肉)，因此，也算是馋了一路。后来，好不容易住到一个酒店，早餐是自助式的，没有特别的清真厅，大家在一起吃，他以后得到了一个机会，就自己偷偷跑到另一个桌子上，吃起猪肉来了。结果被那位老领导看到，训了一顿，说是你跟着大家出来，怎么能吃大肉呢。我同事后来说，为什么他只知道让我尊重他不吃猪肉的习惯，而不知道尊重我吃猪肉的习惯呢？况且我已经刻意躲开了。

 

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其实是一个意思，一个是所谓民族意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强调出来的，大家生下来有什么民族意识？政府部门的一些不当的作为，客观上反倒使这种意识被不恰当的强化了。但是不管怎么强化，平等意识永远都是不能被忽略的。法律面前要平等，否则只会是始害人，终害已。对人要平等，无论是回族还是汉族，乃至其它民族，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出了小圈子，都是人生地疏，需要大家的热情帮助。风俗习惯也要平等，只有相互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可持久的尊重。

 

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每个民族都差不多，可以套用一句俗话，纯粹的好人和坏人都不多，普通人最多。

 

回族中有害群之马，汉族里的害群之马就少吗？回汉里面的好人坏人比例，我想是不会差太多的。

 

但是，大家不妨想想，为什么单独是回族近年来的社会形象在恶化呢？我说这话，可能又要招来一些回族兄弟的恶骂了，呵呵，无所谓了，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冷静的想一想，毕竟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事实。

 

根本原因其实就是我在主贴里说的原因。

 

从民族特性说，回族比较抱团，而一旦抱起团来，往往就是汉族里的所谓哥们义气差不多了，只问民族不问是非，只问亲疏不顾公理。这是所谓“回族惹不起”的肇因，当然后来又被政府的错误政策所误导和纵容，以致今天这个状况。

 

我们这里，曾经有两件在回族村里比较集中发生的违法现象，从这个现象里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恶果。

 

一种是造假烟。我自己想，最初肯定和地方政府的包庇有关系，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对一些回族村的造假行为睁眼闭眼，到后来，威胁到整个市的财政了，急了，想抓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有一段时间公安根本进不了村了。最后，就是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有次我到一个当时造假非常严重的民族村去，村里一个干部就非常痛心的提起这件事，当时，很多家庭都没有了男人，被抓起来，或者被判了死刑，有一个家里，兄弟四个，结果他们的父亲和兄弟四个都被抓了起来，有的判了死刑，最轻的也判了十几年，家里剩下一堆寡妇或者活寡妇，非常可怜。

 

另一个是运输车辆闯卡逃费。有一段时间，回族车上挂“杜哇”的，过桥，上高速，都不交费，收费员也不敢管，公安也不管，最后，从本市一直向外市漫延，从货运车向客运车漫延，最后是，从回族车，向汉族车漫延。最后发展到，一些汉族车主专门雇回族压车，就是也不让他们干什么活，只要在车被警察拦住的时候，下车对警察说一句“我是回族”就可以了。据说，一张本地伊协印的杜哇，在黑市被炒到一万元一个，就是为了挂在车上，闯岗逃费的。

 

呵呵，关于闯岗逃费这件事，在执法部门里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天，一个在收费站的警察喝多了酒，看到一辆车逃费，立刻冲上去拦，那车上司机下车说“我是回族”，那警察立刻骂到“去你妈的，一看你就是个假回族，我从来就没拦住过回族的车”。

 

当然，由于这件是最近发生的，民族工作部门吸取了一些教训，在治理过程中，没有发生类似假烟治理那样的悲剧。从这件事上我就想，到底是谁第一个闯岗的？又到底是谁第一批闯岗的那些人？如果第一批人闯岗就被执法部门坚决制止，还会有后来的大面积漫延吗？还会有那样的伤害回族形象的笑话广为流传吗？

 

 

《怎么样才能治理好新疆？》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

 

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

 

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胡耀帮等同志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

 

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3个方面的恶果：

 

1.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

 

“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

 

2.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

 

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

 

3.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

 

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胡耀邦等同志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

 

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

 

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强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征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

 

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

 

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王震，人称“王胡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率部解放新疆，后来主动向中央请命，将部下10万人集体转业，成立农垦兵团，亦兵亦工亦农，戍边西北，功不可没。

 

其实，在王震之前还有一个“新疆王”，就是解放前新疆省督军盛世才。其在新疆当政时期，如果有一个汉族人莫名奇妙地死在维族聚居区，那么方圆5公里之内的维族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要牵连其中，后果往往是全部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这种情况虽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其时，新疆民族势力确实不敢兴风作浪。与盛世才比起来，王震虽然也强调铁腕治疆，但针对的却只是少数恐怖分子。

 

1.铁血反恐。

 

对待新疆建设和普通维族群众，王震将军是满腔热忱；但在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尤其是恐怖骨干方面，却是毫不姑息。

 

当时南疆一些维族贵族不满特权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屡屡发起骚乱。对此等屡教不改的顽固分裂分子，包括敢于包庇者，王震是绝对的铁血政策，其态度之强硬、下手之无情，令今天的维族分裂势力谈起也胆颤心惊。

 

在王震将军经营新疆期间，什么“东突”、“西突”，统统没“突”。看来，不用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只有给那些闹事分子以恐怖，才能消灭恐怖。所以对待有分裂倾向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学学王胡子，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绝不手软，才能维护稳定，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比如诸葛亮讨伐南蛮，七擒孟获，才镇住了那里的反叛。首先是七擒，没有七擒，谁理你？一味地怀柔，只能是绥靖，到最后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在国家利益面前，强权就是真理。

 

有人认为王胡子治疆太过“铁血”。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想想当年那些被维族分裂分子砍头、挖眼、剖心、点天灯的汉族同胞和解放军战士，我们为什么不“铁血”？

 

2.创建新疆建设兵团。

 

王震将军沿袭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边”的政策，主动向中央请缨，将十万大军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建设兵团。

 

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平时，建设兵团基本以连队为单位分驻在最边远地方，地理形势就是将其它民族处在建设兵团的包围之中，一旦发生叛乱，建设兵团只要封锁道路就能关门打狗。

 

伊犁叛乱那次，叛乱分子满街杀汉人，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并焚烧人民币。库尔勒建设兵团、博乐建设兵团、伊犁建设兵团马上派人发放武器，包围了叛乱的维族分子。当年建设兵团少壮派强烈要求杀光被包围的维族叛乱人员，保证伊犁不再叛乱，被中央硬压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严后任何三个维族成年男人一起上街就杀掉。最后抓了20多名头目，宣判枪毙，维族人要劫法场，在出发前作了道场，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场，看到武警毫不犹豫地放倒前面几个领头的，动了真格，其它人一下都作鸟兽散了。可以说，新疆建设兵团的创建和长期屯田驻垦，就像一张网，牢牢地将新疆网在了中华民族的怀抱里。

 

3.严格落实民族政策。

 

王震将军既有铁腕，也有柔肠。

 

其率领大军入疆时，对维护国家统一、拥护新政府的维族群众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并废除买卖农奴现象，无偿给维族人民开垦土地，取消多妻制等陋习。即使对待民族分裂思想和分裂分子，刚开始时也是先以教育为主，以严惩首恶为主，只有对那些经说服教育无效的顽固分子，才实施高压政策。

 

在他的建议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还有了第一支成建制的维族军队。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伙食标准比我们一般军队都要高。这些真心维护广大维族同胞利益的切实举措当年都获得了新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而由王震将军一手创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更是数十年如一日致力发展当地经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在戈壁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座新兴城市（如石河子，奎屯等），同时从内地经济发达的省市引入技术人才……正是王震等老一辈人的辛勤工作和劳动，才使新疆的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几个工业城市如乌鲁木齐、石河子等与内地城市发展相比基本没有差别。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王震将军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在团结我们的维族同胞，始终在努力发展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震是真正有胆有识的英雄，正是他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势力的铁血政策，才确保了新疆几十年的太平；正是他成立新疆建设兵团的创举，才促进了新疆全面建设的长期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历史怎样发展变化，王震将军平疆治疆的伟大意义都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惠泽。

 

当前，新疆问题正在慢慢地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军进入中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凸显。美国正在以惯用的挑动民族问题的手法（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内政，有确切情报显示，美国中情局已经直接插手中国西藏和新疆分裂问题。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入选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担忧和重视。牢固地掌握新疆，开发新疆是我们的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有一套中长期和短期的计划。从长远来看，最终目标是让维族人民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并肩共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这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当前，我们应急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铁血打击，坚决粉碎“东突”和其它民族分裂行径

 

（二）多管齐下，彻底铲除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

 

1.要打响一场揭批“东突”恐怖罪行的舆论持久战。要在国际国内打响一场舆论持久战，用翔实的铁证，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记录片、图片展览等形式，以及各种外交途径向全世界深入揭露“东突”的恐怖嘴脸和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同时，在国内、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中开展长期的舆论揭批教育工作，一刻也不放松地揭露“东突”妄图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揭批其对内地人民群众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场舆论战是战略性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要彻底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金来源，一经查实有支恐行为，要毫不犹豫地予以收缴或冻结、制裁，对有条件抓捕的国内支恐分子，要坚决实施打击。

 

3.要在国际上积极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突”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这一点，“东突”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他们背后所依靠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势力。日前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深陷泥潭，对中国而言是既喜既忧。喜的是俄罗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为中国的威胁的时间就越晚，而且，格鲁吉亚问题的久拖不决为中国收回外蒙及北方的国土提供了一线希望；但忧的是南奥赛梯独立运动恐怕在中亚会引发骨牌效应，那时候，中亚的这些世俗政权还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难说。而且中国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比如，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当然，如果眼光仅局限于“东突”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最终剔除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4.要维护普通话在新疆的重要地位。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新疆经济的发展，和内地交流的增多，会自然而然地增强普通话的重要地位。毕竟，普通话占据着主导的经济地位。在维族中要从小推行普通话、维语双语教育，政府公务员应该使用普通话，懂一定程度的维语（或者把学好汉语作为一个提职的奖励条件）。内地的企业和各种基金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向维族的学生提供普通话奖学金等。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但长其坚持下去意义重大。同时，要潜移默化地、甚至雷厉风行地消除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部分狭隘维族沙文主义文化的影响。

 

5.制定民族政策不要以牺牲汉族的利益为代价。如前所述，牺牲汉族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真正维护民族团结。尤其是“三个60%”政策和要求政府“一把手”必须是维族的规定，更是在新疆各民族群众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拍脑门”政策，动摇了大量汉族群众扎根新疆的决心，形成八十年代回归内地的风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但和内地民众相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则上新疆的毕业生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学毕业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乌鲁木齐”、“发达地区不得从新疆招聘人员”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违背人权的政策，但新疆的社会动荡一天比一天严重。从“孔雀东南飞”到“麻雀东南飞”，政府真应该对以往的民族政策进行认真反思和检讨。否则，即便借世界反恐的东风，将新疆问题暂时压制，但只要这种政策不改，问题终归难以根治！

 

6.要依法治疆。要切实推行法律的执行，坚决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律上改善新疆汉人的生存环境，改变汉族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汉族的人心。

 

7.要加强新疆地区的军事力量。要加强新疆的正规军力量，增强兰州军区的实力。这些正规军，当然不单单是对付疆独，而是为了对付在中亚的美军和南边的印度。除正规军事力量外，民兵组织也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建设兵团自然不必说，另外，在城市中，如乌鲁木齐，也应该加强民兵力量建设。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为骨干网络，依托企业为力量单元，建立有效的训练和武装机制。一旦事变发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

 

8.要依靠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扼制维吾尔族的分裂势力。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口结构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行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如几大油田的分布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9.组建新的建设兵团。每年在全军范围内，征召一批有志扎根新疆、建设西部的复转军人，并在复转费、安家费、土地、住房、配偶，甚至医保、提干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政策倾斜。每年征召的人员可控制在一个师编制左右，这样不用十年，就可以有近十万的准军事力量进驻新疆。同时，积极鼓励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凡娶当地少数民族女子为妻者，要大力在各种政策方面予以支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从政方面，奖励力度要大，提职晋升要快。

 

10.要加强国际协作，让恐怖主义失去生根发芽的土壤。要借国际上反恐的东风，积极进行国际协作联合反恐，让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国无立锥之地。目前，世界上美、俄、英、法等主要国家都遇到了恐怖主义问题，彼此在反恐方面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对此，我们要积极响应，尤其要积极寻求政治外交支持，通过情报信息共享、联合反恐军演、引渡恐怖分子等多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行为。

 

（三）釜底抽薪，积极改变人文环境

 

治理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个地方的人文环境。这需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口结构，让真心拥护国家民族统一的人口占据大多数和管理地位，包括管理阶层和管理者所依赖的大众阶层，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生态环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条件。

 

关于第一点，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团结和扶持当地爱国的少数民族力量，分化和打击具有分裂倾向的人员和顽固分子。如乾隆皇帝所说“修一座庙胜养用十万兵”。然而，由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在作怪，总有一部分民族异已分子不愿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国家富强的时候，他们会勉强留在国家的范围内；可是一旦国势衰落，他们就会闹着独立，试图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种以单纯“示好”为目的的“修庙”、“供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团结当地民族；第二就是大量移民，使得爱国爱华的人口成为人口的主体，并且逐步团结、融合当地民族。这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东北的不二法门。每天几列火车从山东等地拉人到东北，这恐怕是近代东北没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国后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考虑的主要也是这条思路。让我们来看看新疆建设兵团的分布：兵团共辖13个农业师，1个建工师，共计174个农牧团场及众多的工、交、建、商企业。截止到2000年底，总人口242.79万人，在岗职工70.37万人。兵团所属单位遍布全疆13个地、州、市，相当于在每个地区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权的力量基点。可是，移民的政策目前在新疆也遇到了现实问题。第一就是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没有水，显然人就没法活。新疆虽然大，但实际上多数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在绿洲的区域上，人口密度已经200人，部分地区达到500人，已经与内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没有新的水源，那么，继续移民的空间不大。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回流的问题。人口的回流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治安状况息息相关。据报道，新疆在过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过20万的高级技术人才。这固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但它带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西部地区人才本来就相对匮乏，而这些流失的人才又是国家政权的依赖对象。因此，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力量。事实上，人才的流失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发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范作用，又必然会引起进一步的人才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除非有外力制止——如西部大开发，否则不会停止。现在流回内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汉族普通居民的大规模向内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规模向南联盟内部移动一样，那才是中国的噩梦，那也是前苏联失去中亚的前兆。当然，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使得这种移动暂时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东突”恐怖主义遭不到有效打击，新疆的经济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那么，这种人口的自发方向性移动将不可避免。

 

总之，反恐治疆，铁血与怀柔两手都要硬，绝不可有所偏废。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和分裂思想，就是要敢于用铁血手段予以无情打击；同时，要恩威并重，大力加强新疆基础建设，全面发展新疆经济，使新疆绝大部分民众从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怀抱。另外，对待“东突”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有人曾经断言，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够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内地出现严重的动乱，一时无法顾及新疆的时候。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在中国进入民主转型期，中央政权控制力大幅衰减，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届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肯定会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当时处于软弱状态的中国政府让步，同时扶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整合其力量，然后再利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等说法，进一步干涉新疆事务，等到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以后，那也就是新疆分离之时。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现几万苏式装备的正规军，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想见出现几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只要我们内部不乱，只要我们始终保证铁血、怀柔两手都要硬，那么新疆就永远不会分裂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