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

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就是光阴，特别是幸福时光。如果说大学四年像一出戏一样可划分为序幕、发展、高潮与结局的话，一年级就是这出戏的序幕，转瞬即逝，接下来当然就进入二年级的发展阶段。对群众运动已经产生了依赖性的国民，总要间歇性地发作。“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讨论还没有寿终正寝，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讨论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事情的起因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大三学生张华在一九八二年夏天，为救一个掉进了粪池的掏粪老农而被浓呛的沼气熏昏溺死。讨论的重点不是在如何救人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个大学生去抢救一个农民是否值得的问题上。很显然，这个问题无疑在传达这样的信息，第一，大学生的“价值”要比一个农民的高；第二，当他人处于生命危险的紧急关头时，我们在施行救助以前，有必要权衡一下施救者与被救者的“价值”。

虽然当时的我，还没有足够的洞察能力看清那场讨论的荒谬，但是接连不断地开会、听报告的活动令人生厌，可又找不到逃避的借口。就在苦于没有发泄的渠道时，有一天晚上，在一个教室里上晚自习，遇上了当时比我高两届的系学生会主席。我进校的第一天，就是由他接待，并帮助办理入学手续，安顿住宿，从此就有了一些接触，关系因此显得并不陌生。他和我聊起天来，慢慢地就扯到了当时的政治议题。当我问，大家花费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大学生该不该救农民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里时，他一把将我拽出了教室，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质问我：“你怎么可以在教室里讲那样的话呢？”我被他好言教训之后，心理非常不是滋味。我的难受并不在他的告诫，而在他、我、还有其他不少人的媚俗与盲从。在我看来，我们的教育不是使我们变得谦逊的高贵，而是变得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庸碌。因为当大学生轻视一个掏粪老农的价值时，就是轻视所有人的价值，包括大学生自己。这很快就在我本人的身上得到验证。

有一次，班上的全体同学坐校车去农村实习。那里没有公共厕所，我和另外一个人为了解决内急的问题，只好穿过一片稻田，爬过一个小山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户人家。等我们轻轻松松回来时，目瞪口呆地见到校车已经绝尘而去。两人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叫喊。那些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发现有人掉队了，也帮忙喊起来，但仍然无济于事。个体的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怎能快得过学校的汽车轮子呢？我们只好望着阴冷的天空，垂头丧气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带着满腔的愤懑步行十多公里，摸黑赶回了学校。雪上加霜的是，第二天又受到了无视纪律的批评。

这件“难忘的小事”给我当时的道德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善与恶有了更多的思考。不可否认，我们平时谈论、推崇和实行的所谓关怀、施爱、行善等，虽然有些的确是发自肺腑、出于真诚，但是也有的是伪造出来的。这些刻意而为的善行要么带着功利、投机，要么怀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背离了善的本质，成为伪善。它们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恶果是，人们对那些即使是真的善行也不敢轻易信以为真了。另一方面，与善行有真假之分不同的是，那些为人所不齿的歧视、仇恨和自私自利，则又全是真的，从来没有假货。它们虽然显得肮脏，但却发自人的内心，是人类的禀性、本来面目。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容忍、接纳它们，任凭它们肆意支配我们。

其实，那场“生命价值”的讨论本来可以启迪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灵魂，让每个人都认真对待最重要、最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就是要搞清楚我们这些“天之骄子”究竟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仅有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而且也有悲悯情怀和献身精神的良好公民呢，还是固步自封、明哲保身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在严酷的高考竞争机制下，苦苦煎熬出来的天之骄子们似乎对这些形而上的东西缺乏兴趣，更不要说积极主动地去探究。实际上，由于进大学不容易，许多人为了上大学，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就一直像是被洪水猛兽追赶一样。在那样的竞技场中，也难怪参赛者必须专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竞争，而难于顾及群体内的合作、协同和对弱者的体恤与怜悯。当我们一旦从追赶、鞭策、不安、忧虑中苦苦煎熬出来，如同从十多年的寒窗生涯中刑满释放，就报复性地投笔弃文，代偿性地恶补失去的童趣、青涩和浪漫。驱动力不足、责任心不强，不思想将来的前途，不考虑长远的利益，只等“由你玩四年”(模拟University的发音而来)后，敲钟吃饭，盖章拿钱。

如果说潘晓文章带来的讨论，使我对自身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张华事件带来的讨论，就使我对大学，其实就是对所受的教育不满足。不得不承认，刚进校时的优越感和自豪意识似乎在这两次的讨论后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倍感肤浅和空虚。儒家的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是，我们的大学，在用钢筋水泥的防护栏把我们的肉体圈在一个有形的围墙以内的同时，也用高学历、铁饭碗等物质上的许诺和保证，将我们的心灵囚困在一个无形的城堡当中。对权威、对专制一味地附和、顺从使我们失去了独特的个性和创造性的思想，普遍变得迟钝、平庸，且平庸得心安理得。

在这样的自省与鉴察之后，仿佛觉得学校里的空气有些令人窒息，就走出校门，在栽满梧桐树的街道上踽踽而行，不知不觉中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徘徊良久之后，顺道钻进了一间新华书店，在新书架上，忽然看到了《人啊，人！》。我想，那不正是我在琢磨的事么？于是，请售货员把书递给我看看。当第一章看到一半的时候，一句话跃入我的眼帘：“折翅方识沧桑道，舔血抚痕痛何如？”顿感作者一定有不同寻常的故事要讲，有跌宕起伏的情感要抒发。一种强有力的冲击和共鸣涌上了心头，正想接着往下看时，售货员不耐烦地催问我要不要买。我放下书，急忙赶回学校，向同学借了钱，一路小跑到了书店，趾高气扬地到收款处交钱、取书。

通过《人啊，人！》，首次知道了戴厚英这位语言犀利、思想深遂的作家。她的书把我带到了一个世界，一个有暇疵，但也有真实的世界。她不善于粉饰太平、装腔作势，而是显得真诚、勇敢、叛逆，敢于直面人生、反思人性。比如说，作者在后记里写道：“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被如此赤裸裸的表白震撼，心里好像开启了一扇窗户，突然感到又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进来。戴厚英的睿智使我明白，我们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要积攒多少知识，掌握某项技能，不如说是要获得洞察事物的能力和认识自我的智慧。若非如此，我们可能会成为有知无识，知学不知问的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首先开始琢磨的问题是，大学是什么？学问是什么？我们在大学里到底要学得什么？继而，大学之后呢？我不由得想到了两年后就将面临毕业的事。届时，去路不外乎有三条：大部分将被分配到基层单位，少数能读研究生，个别的或许可以留校。对我来说，留校显然不在考虑之内。分配的话，意味着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学校的安排。就像初中毕业时，由学校决定何人可以读高中，何人必须回乡务农一样。选择是上帝赋予人类珍贵的自由，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时，其尊严和价值势必要受到极度漠视和严重践踏。

我先天没有可靠的人脉与后台，后天也没有培养出拉关系、攀裙带的本事，在分配上显然没有优势可言，唯一可以由自己主动选择的是继续攻读研究生。虽然研究生毕业后也要面临分配的问题，但至少那是三年后的事情，更何况，读研究生还显得有体面、充满挑战和希望。可是研究生的考试都少不了外语，其中主要是英语，而且是全国都用同样一份考卷。我在高中时才接触ABC，在高考中只取得了十几分的成绩，那可能都是通过对选择题进行抓阄而有幸蒙上的。进大学以后，由于已经“农转非”，所以并没有觉得有攻克它的必要性。加之，当时所用的英语教材是在刚刚恢复高考后，由某个林学院编的初级试用课本，而教我们的英语老师原本是一位俄语教师，但在几年前“大干快上”政策的鼓励下，毅然转行学了英语，并趁热打铁地向我们传授，显然是深谙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教人学习的道理。

说实在的，英语不仅是我考研究生的最大障碍，恐怕也是其他考研者的拦路虎。它令不少人望而生畏的原因，并非深不可测，而是对它没有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以及缺乏使用的环境。记得两年前，在县城读高中时，“研究生”对我来说，就像“香槟”一样还是一个外来语，觉得神秘、莫测。可如今发现，它居然像一件紧俏的商品，在出售的时候还要搭上一件滞销货，叫人难以取舍。

就在我反复权衡考研的利弊得失，拿不定主意时，漆玉邦和宋雪华老师为我指点了迷津。他们是我高中的同窗黄勇的姨父和姨妈，当时都在我就读的大学里执教。我平时以叔叔、阿姨称呼他们。漆叔叔对科研、京剧和家庭无比关注，特别是对学问的钻研精神非我所能望其颈背。而宋阿姨则是少有的贤妻良母，她的使命就是相夫教子。每次拜访他们的时候，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读书、教育、科研和京剧。有一次，我试探性地向他们询问考研的事情，漆叔叔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情况。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告诉我有些学校可以从大学毕业生当中招收出国研究生。在当时的我，或许还有其他不少的人看来，出国意味着名利双收，其价值丝毫不亚于“农转非”。这样大的回报怎不叫人趋利而行呢？于是，对科学研究还未入门，更谈不上为之献身的我，很快就拿定了考研究生的主意。

至此，在一年多的大学生活里，尽管没有搞清楚大学是什么、学问是什么，但总算明白了我读大学的使命──通过考研出国去“镀金”，在人生的道路上寻求更大的资本。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以后，单调平凡的日子忽然变得有事可做，空空的心仿佛有了寄托。后来细想起来才发现，有目的导向的生活不仅带来了忙碌和奔波，更主要的是它催生了希望。回顾几年前，虽然没有高等文化、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充满希望，才使自己有了克服许多艰难困苦的勇气，能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成功实现从农村到都市的跳跃。在认识到出国读研究生其实相当于又一次“农转非”之后，攻克英语就不再是我人生的一个负担，而是一个积极生活的重要动力，推我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