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周阿姨的先生彭席祖老师在本公社新联大队的小学里任教。那所大队小学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指导下，毅然办起了一个初中班，在当时称为“戴冒初中”。母亲抱着侥幸的心理，试探着问周阿姨能否请彭老师将我“转学”到那个班上。周阿姨喜迎多年未见的老友，但没料到久别重逢的高兴和快乐一下子被担心和惧怕所取代。因为，她十分清楚将一个在生产队里务农的往届生变成应届生意味着什么。但是，淳朴又善良的她并没有一口回绝，反而答应将母亲的来意转告给彭老师。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用一份真诚和信念，沉着冷静地等待的同时，很快就从考试的失败中站起来，弹掉身上的泥土，拂去别人飞来的唾沫，开始向初中的课本进军。除了数学和语文外，突然增加了物理和化学，觉得一下子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原来有问题的时候，还可以向那些在复习迎考的人求教，特别是姒奇和马成敬。但是在经历两届高考、两次失败以后，想再读书的人寥寥无几。更为不利的是，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以后，姒奇和马成敬都去上学了。许多物理的问题只能通过书信向马成敬求教，可是他的回信常常被捎信的人遗忘在衣服的口袋里达几天、几个礼拜之久，甚至最终不知去向。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严重阻碍了学习的进程，为了寻求帮助，在得到姒奇的同意后，我偷偷地离开生产队，去了远在二十公里外的师范学校取经。 

那是一个周末，不少人都回家去了，教室也都上了锁，进不去。姒奇和我就在宿舍的外面摆上一张小桌，开始传道、授业、解惑。其间，有一些人围过来帮助答疑。许多让我焦头烂额的问题被他们三言两语就化解了，令我这个“家穷人丑，一米五九，小学文化，农村户口”的社员，羡慕他们既有学问又有铁饭碗。但他们却劝我说：“不要到这里来，将来要去考清华、北大。” 

师范校之行，不仅解决了堆积如山的难题，而且长了我的见识和胆量。无形之中，我觉得自己的视眼开阔多了、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认识到原来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毛病，继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着手自学、自问、自我教育的意识培养。

夏天的农村有三多：白天的苍蝇，晚上的蚊子，昼夜都有的疲劳。只要太阳落山，昼伏夜出的蚊子就开始蠢蠢欲动。它们的轰鸣声锻炼你闹中取静的能力，它们的叮咬赶走田地劳动和书中疑难导致的倦意。本来可以用扇子驱赶蚊子、散发热量，但那微弱的煤油灯苗根本无法在人造“疾风”的面前站立得住。好不容易熬到了深秋，庄稼地里的农活略有减少之后，母亲忐忑不安地再次拜访了周阿姨，喜出望外地得到肯定的答复。鉴于新学期已经去了一半多，大家都认为最好等到来年再入学。

早春尽管寒冷，但万物已萌芽复苏的景象。一九七九年春节刚过，父亲带我到新联小学报了道。在时隔两年半以后，又重返教室，由一位生产队的童工摇身一变，成为初中班的毕业生。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我个子不高，但被安排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前面的同学如果不打磕睡，正襟危坐的话，我就看不到讲课的老师，只能闻其声。当然，老师如果不站到讲台上的话，也不容易看到我。 

就在我刚刚重返教室，正试图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时，生产队里开了一个提工分的大会。与我同龄的人个个都从原来的三分提到了六分，唯独我例外，只提到五分。母亲觉得这是因为父亲不在生产队里劳动，他们就可以恃强凌弱之故。于是，就立即回他们道：“如果不能和其他人一样提到六分，那还是就保持原来的三分。”母亲的行为无疑是建立在对我的信心之上。我被她的勇气和骨气所激励，但同时又感到被切断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其实，母亲的“狠”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冒了那么大的险，又承受舆论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还将家庭内外的重担一肩挑，才为我换来了五个月的“停薪留职”。她了解自己的孩子，相信我定能将几年来，耳闻目睹的世态炎凉和亲身经历的艰难困苦化为前进的动力。因此，从我离家的那天起，她就没有想过还要看到我半年后再回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怀着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一头扎进了书山海题之中。“戴冒初中”的学制仍然是两年，一共四学期，我在第四个学期的时候插进来，既要穷追眼前的课堂教学，又要恶补前三个学期的课程。因此，除了体育和劳动以外，在课堂上必须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不敢有半点马虎。课后更是繁忙，一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解决课堂上的问题，二是要“不耻下问”地补习一年级的课程，使我在学习和补习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一战略往往会使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但是幸亏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才化被动为主动，使学习和补习相得益彰。在两个月的拼命扑腾以后，沉重的翅膀终于起飞了。不过，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主要是靠彭老师一家人的帮助和支持。

由于新联小学要比公社中学离家还远，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住在了彭老师的家里。这锦上添花的恩惠让人觉得仿佛进到了天堂。大量的课余时间和无比优越的条件使我心无旁鹜、潜心致学。当时，彭老师的长子，彭加杰在新开办的公社“戴冒高中”里读高一，次子彭加敏和从外地转学来的侄儿彭加虎都在新联小学读初一。我位居其中，学习初二的功课时要找加杰，补习初一的教程时要找加敏或加虎。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先到后山上看书、背诵古文。等到脑子被灌满了，就回家洒扫庭锄，同时开始向他们提问。

虽然满堂灌的课堂教学传授了不少书本知识，但是由于没有反馈和交流，学的人就来不及思索，只能囫囵吞枣地被动吸收，因此就容易忘记。我无意中发现从彭氏兄弟处学到的东西不仅难忘，而且能搬得家。究其根源，是因为学的方法不同所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与其说是学，不如说是争、吵、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常常被带到床上，一同进入梦里，直到第二天从老师那里得到评判。这样一种开动脑筋、积极思考的学习方式，不仅帮助我扭转了课堂上疲于应对的局面，而且忽然之间让我开了窍，把曾经在生产队里，煤油灯底下积攒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串了起来。因而，在接近毕业的二、三个月的时候，每一次的升学模拟考试都显示我在班上的排名在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夏天的气温也在不断升高。高考越来越近，复习的强度越来越大。彭老师四处为我收集复习资料，周阿姨倾其全力改善家里的伙食，将后勤工作做得细致周到。他们全家不仅待我为客人，也视我为将要冲锋陷阵的战士。近半年来的早夕相处，深深感受到了他们每个人的热情、真诚、歉让和宽阔胸襟。他们不仅为我铺平了通往竞技场的道路，而且还传授取胜的秘诀，为我擂鼓助阵。

终于，一九七九年高考和中考的号角吹向了。当年考高中的考场就设在公社中学里。那熟悉的水泥地面、熠熠反光的窗户玻璃、明亮的教室以及安稳的书桌，让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静下心来。三年前从这里分道扬镳，进城读完高中的同学们，都在前年的高考中全军覆没。如果没有放弃得太早的话，想必也该和我一样“二进宫”了。

推荐没有给我升学的机会，只希望借助考试争得进一步受教育的权利。和头一回临阵磨枪、仓促迎战不同，这一次算是有备而来，就没有手忙脚乱了，特别是开始的语文考试让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我看来，语文中份量比较重的是作文和古文(文言文)。那年的作文题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古文翻译选择的内容是《明日歌》。万分辛庆的是，我在这两部分上面都正常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由此获得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并保持到后面的几门考试中。在两天紧张又兴奋的考试结束后，所有人都静静地回到农村去，等候挑选。

同三年前一样，我再一次独自踏上那条从公社中学回家的路。时节依然是夏天，不同的是，没有悲愤和失望，而是归心似箭地想见到半年来独自一人承担了全部家务的母亲。

我立即加入了农忙，同时也忐忑不安地等着发榜。乡亲们每天都要询问、推测，比我更着急想知道考试的结果。说实在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都是非常自然、合情合理的事。试想，大家都一无所有的时候，关心他人有什么意思呢？只有当财富、权力、名誉或地位的分配不公平、不均等时，人们才要彼此比较，自然而然就互相关心，由此产生了不满、嫉妒甚至仇恨。在资源有限、机会不均的现实世界里，在能者多捞的游戏规则下，少数有幸脱颖而出者当存怜悯、敬畏、馈赠的心。否则，大多数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落伍者或弱势群体就不会有盼望、期待，社会就难以有和谐、安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126:5)乡亲们担心的事在刚开始收割水稻时发生了。我考上了高中，不是公社的，也不是区上的，而是县城里的。全公社只有我和班上另外一位同学被县城第一中学重点班录取。我清楚记得那天在公社中学里获悉这个结果时，被许多人盯住。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就我本人来说，是“还乡团”──毕业回乡后又回学校读书的人，胜了“正规军”──应届毕业生；对学校来说，是师资不全的杂牌──小学里的“戴冒中学”，胜了装备精良的王牌──公社里的正规中学。我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考进县城高中的人。总算可以让所有给予我帮助、支持和鼓励的人们感到一点欣慰，也给父母挽回来了丢掉的面子。这一年的夏天，父亲从公社请来电工，把电线从大队架设到了生产队，结束了姒山的人用煤油灯照明的时代。=

代表先进、象征关爱的电灯照亮了农家的屋里屋外，照亮了人心的每个角落，也照亮了我通往城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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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人世，行行美人泪，叹红尘，芸芸孤独心。自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以后，苦难就降临人间，令整个世界陷在罪恶之中，变得混乱、不和谐，充满了嫉妒、愤怒、仇恨。虽然没有人能免于苦难，但当它不期而至的时候，如何面对，怎样处理，我们有选择的自由。苦难是否会成为逼迫、咒诅，或造就、祝福，是否会成为走向深渊的道路，或通往尊贵的旅途，取决于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和能否找到受苦的意义。英国大文豪鲁易斯(C.S. Lewis)对苦难的诠释是：“我们都是石头，任由雕匠(上帝)刻凿成各种形状。雕匠的刻刀在我们身上划下一道道深刻的伤痕，其结果是让我们变得更完美。”  

在这个被罪恶捆绑的世界里，每一个灵魂所受到的苦难都可视为是人类共同的苦难。愿我们能以悲悯的情怀分担人类存在的一切苦难，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在患难中的人同洒辛酸泪。

除了苦难可以成为安身立命之本，搀扶我们度过沟沟坎坎、艰难险阻外，人生不朽的东西还有骨气和友情。一个有骨气的人应该是一个，敢于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阴暗，战胜自身内在的恐惧，从而建立起坚强信心的人。真正的友情是人性在苦难中发出的真光，如同在这寒冷的人间里燃起的一把温暖的炉火，照亮我们的灵魂，把我们冰冷的心融解。

贫瘠的土地出产艰辛、困苦和忍耐，信心的种子萌芽勇气、力量和希望。我丢下锄头，重新拾起自来水笔，带着满身的泥土味和浓郁的田园气息，第一次跨进了一所有围墙的学校。那一年，正好十六岁，恰恰在读高中的年龄限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