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急转直下（二）

十三、“说清楚”

县公安局的撤出，并不表明我们没事了。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一个运动叫“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可以说是属于文革的最后一个政治运动，我们自然成了这个运动的对象。

当时运动的对象分为“能够说清楚“的人和”有牵连“的人两种。两者的处理完全不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后者则是敌我矛盾，但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

我们这些人有幸成了“说清楚“对象。但最后是否会转化成”有牵连的“的人，就看我们的继续表现和厂领导对政策的把握了。

其实，在这个时刻，厂里已经准备收案了，只要不出意外，我们都可以过关了。但最后的程序还是要走，而且要走得郑重其事。其流程是：保卫科让我们在继续交代事实的情况下写检查，经过保卫科一遍遍地审核批回，直到被保卫科通过。然后分别在全厂大会上检讨，如果群众中没有异议，才算说清楚。一个哥们私下和我说，以后咱们这帮人只能是“历史清楚”而不是“历史清白”了。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可能是在县公安临撤离前，洪刚留下条子的事被捅了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动了。“说清楚”的过程自然地延长了。

从洪刚去世到这个时候，洪刚的事基本没人再提起过。和文革初凡是有人自杀都会被冠之以“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不同，县公安和我们厂都没有对洪刚的离去大动干戈，显示他们没有准备把洪刚离去的事往政治上引。此时他们关心的只是当时发生了什么。好在事实都清楚，可能县公安也不觉得光彩，厂领导看来也没有借题发挥的意思，此事没有闹大。我们每个人在检讨中需要说清楚的项目中自然增加了这一项。一个微妙的变化是，经过这件事后，我变成了第一个在全厂大会“说清楚”的人。

“说清楚”大会在晚上举行，本着成熟一个安排一个的原则，因此不定期，而且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说清楚”那天，会议安排在办公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厂里职工自愿参加。屋子不算很大，但坐满了人。不知是否说漏了嘴，厂保卫科的领导在叫我上台的时候，竟称呼我为xxx“同志”，这可是我这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次听到。虽然我知道他是说早了，但还是油然生出一抹“拨开乌云见太阳”的小激动。真是没轮到自己头上，实在体会不到那个中的滋味。

当我毕恭毕敬地念完我的检讨以后，领导让我先行出去，这时我才发现在二楼和一楼的楼道里安装了扬声器，可以同步听到会场的声音。而在这两层楼的楼道的两边全都席地坐满了人。整个会场，屋里屋外，是那么的静。

苍天有眼，对我们个人来说，当时最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对于“说清楚“的人其审查不入档案。要知道，人事档案是当时中国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每个人都有一份人事档案存于人事部门。任何人一生中的任何事凡被领导认为有必要的都会在档案里记一笔。凡记入档案中的内容，当事人有可能知情，更可能毫无所知。档案中的每一笔记录都不保证准确但却直接决定此人一生的升迁调动以及政治命运。当时所谓政审，首先就是查档案。凡是放进档案的内容，几乎不可能更改和撤销，即使是错误的或因记载不清楚而容易引起误解的。

所以，我们的幸运是，虽然错过了1977年12月七七届的高考，但厂里并没有阻挠我们参加1978年7月七八届的高考，后来的政审也未生出任何波澜。

因祸得福的是，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的考试，而且是考完以后先公布分数再报志愿，这让我们有了足够的底气去挑选我们心仪的学校和科系。就在这一年我们厂有十几个北京学生考上青海以外的大学，其中六人考回北京。相较我们厂参加七七届高考的北京学生，没有一个考到青海以外[1]。

我知道到了我离开青海农机锻造厂，离开青海的时候了。天未绝我！

下一章：谁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