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急转直下（一）

十二、急转直下（二）

洪刚回来以后就没有和我说过话，此时我也不想说话了。这次县公安的调查明摆着是因为有人告密。问题是谁告发了我们？为什么？

在对我的审讯中，让陈公安得意的是他手上有一张洪刚家的平面图，表明谁都坐在了什么地方。其实在有人告发我们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们当时的宿舍是两张床靠两边墙摆放，中间有一个可以放下一个双屉桌的过道。当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也可以听到洪刚在他的床上翻来覆去。整个晚上我们没有眼神交流，更没说过一句话。我后来一直在想，如果那几天我们多少能有些交流，后面的发展会不会不同？

当时我的当务之急是找出任何容易引起误解，又可能牵连别人的文字，像书信、日记等，立刻销毁。我现在早不记得都烧了什么，只记得当时烧东西时的惊心动魄：既怕被人看见，更怕引起火灾，但当时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回头想想，还真是有些可惜烧了那些文字。

这两天，我们那些在洪刚家聚会的人被一一叫到厂保卫科去面见陈公安，后来知道，被陈盯上的不止是聚会的人，还包括钟君、孙君同组的管道工和平时与钟、孙接触较多的北京学生。

我们这些人并没有被管束，还是照常上下班。只有钟君的室友，罗君，被派了一个24小时的随身“陪护”，入住罗君的宿舍。

洪刚回宿舍后的几天以后（第四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班上，有人突然过来告诉我，洪刚跳楼了，被送到县医院抢救去了。我木了。不久，又有人来告诉我，洪刚走了。当天中午我大哭了一场。

据目击者称，洪刚跳楼之前，曾在我们住的男单身宿舍的四楼楼顶上徘徊了相当长的时间。正巧罗君和他的“陪护”从厂区回宿舍，洪刚远远见到罗君，高喊一声：罗君，你看我！翻身就跳了下来，已然是义无反顾。抢救的时候，在他怀中看到一份登有毛泽东追悼会的报纸。

下午，县公安局派人到我们宿舍查勘，要求我在场并让我指明哪些是洪刚的衣物。来人不是审讯我们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可以用小心翼翼，甚至“客气”来形容，使我多少有些意外。尽管我表明他们可以随便翻检宿舍里的任何东西，他们却表示绝不翻动属于我的东西，而且在检查洪刚的物品时也是轻拿轻放，查后物归原处。当掀开洪刚床上的被子时，一股浓郁的，尚属新鲜的汗味冲了出来，可以想见洪刚那几天的思想煎熬。

到了晚上，我们一个住在四楼，已经成了家但老婆在西宁上学的哥们，高君，告诉我，洪刚离去前塞到他宿舍里一张字条，写给高君和我。据高君告诉我，字条上字数不多，大意是公安局的人逼他到夜里三点，并拿他出车压死人的事情压他。洪刚在若干年前曾在陕西出车时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农村老人因此伤重身亡。当时厂里曾派人前去处理，当地公安局确定洪刚不负主要责任而未给予任何处分。此时却也被我们县公安局拿来向洪刚施加心里压力。

我当时的直接反应是将那张字条上交。理由是人命关天，而我们这些人问心无愧，一切证物都应公开。看高君在犹豫，因为那毕竟是洪刚写给我们的属于私人的字条，我就说，那我就不看那张字条了，而且也绝不告诉任何人有这件事，除非这事被什么人先捅出来。后来高君又和其他人商量并把字条烧了。但最后县公安局竟还是知道了，让我恨不能捶胸顿足，此乃后话。

洪刚拒绝继续充当“突破口”的决绝无疑给这个案子带来冲击。公安一时停止了对我们的问讯，甚至没有找我了解洪刚被放出后到跳楼前的举动。

但不久，县公安局又恢复了对我们的审查，陈公安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以为没事啦？”

其实，县公安从一开始接手这个案子时就是有压力的。因为我们这帮“北京学生”在边远县城人的眼里都是有些背景的，所以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极为慎重。他们在立案前甚至开会统一思想，一致通过后才开始的。他们希望能做到各种证据确实，定案以后谁都不能翻案。此外他们在办案过程中也力图不使用任何非法手段，以免授人以柄。这是除了洪刚以外我们这帮人最后能得以全身而退的第一个要素。

1977年剩下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和陈公安的对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我是绞尽脑汁设法想出一些说得过去但又绝不伤及自己和他人要害的交代材料。其实我们本质上本来就是忧国忧民的好青年，又没有任何人和当时的任何政治组织有任何关联，甚至连和共产党的直接组织关系都没有，结果他们终究没有搞到能够定案的证据。

逐渐的，我注意到，除了陈公安，其他公安局的人对我并不那么狰狞。而且我们厂从上到下，对我们虽不敢说同情，但绝对没人落井下石。更主要的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大环境在邓小平于1977年7月17日正式复出以后是趋松而不是趋紧，于是县公安局退出了在我们厂的进驻，把我们交到了厂保卫科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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