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时空
学习历史，学习哲学，学习宗教，认清时事，感悟真理，与时俱进，定位人生，追求健康，净化心灵，高尚道德，养生长寿
正文
一、花园校园幸福童年
龙志家在学校南园的南端，为十家院之一家，是一个有客厅，书房，两间睡房，厨房，餐厅和储存室的一栋西式洋房，家中地面铺有木质地板，窗户有玻璃纱窗，还有美国运来的一套水暖设备，由一个小锅炉、水箱和水管组成，后来因为锅炉烧煤太多，便改成用我国北方的铸铁煤炉和烟筒取暖。解放后，学校陆续派来了许多工农干部，房子紧张，只好把洋房一分为二，住两户人家，龙志住在朝南的正房（原来的客厅）和另外两间房，他们又自己加盖了一间厨房。房子周围有几棵丁香树和桃树，龙志和孩子们自己又种植了几棵葡萄树。龙志家周围有两块一二分大的空地，他们在地里种植了西红柿，向日葵和玉米。每年春天，全家人为土地翻土，施肥，播种，为葡萄树搭架子，房前的一棵葡萄树的架子和家里的客厅连起来了，全家人到了夏天可以乘凉。夏天要为西红柿，玉米除草，浇水，施肥。龙志家的附近被一棵棵高大的杨树，柳树，槐树，榆树，杏树环绕，温暖的阳光一年四季都从树枝间照射到院子里和家里。
到了春暖花开时，家里的那几棵野生桃树和满园的近百棵野生杏树上率先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和杏花，整个校园的天空和地上成了一片粉红色的汪洋大海。随后杨树和柳树也发出了枝枝绿芽，杨柳絮随风飘扬。过几天，丁香花，榆树花（榆钱）也开了，院子里飘荡着一阵阵清香。孩子们爬到树上，大口大口吃那新鲜可口，微微带一点鲜香味的榆钱。在北方，榆钱又可以做菜，和玉米面一起做成半干状况，先蒸汽熟了再炒一下，叫“窟蕾”。夏天是槐花盛开的季节，微微带一点甜味的槐花更是香甜可口，槐树上有许多刺，最好采摘的方法是用一个木杆，前面绑一个铁钩，把一枝枝槐花折断，槐花也是做“窟蕾”的原料之一，有一点甜味。
那满园的杏树上的果实才是是淘气的男孩子们从晚春到深夏解馋的小吃和美餐。从四月底到五月初，杏花开放，招来嗡嗡的蜜蜂采蜜，一两周后，毛杏便结在花蕾下面，有了豌豆大小。孩子们就开始采摘那些低处抬手可得的“绿蛋子”享用，毛杏的肉酸的打牙，白白的杏仁还是黄豆大小，软软的一个小包。杏仁白色的外壳开始是软的，也可以吃。再过一两周后，毛杏便有麻雀蛋大小，杏仁开始变硬，但是毛杏肉和杏核分不太清，可以将那层肉啃下来吃。再过一两周后，毛杏肉开始发白，杏核开始发黄变黑，肉和核可以分离了，杏儿算是可以吃了，不过还是又酸又涩。再过几天，到了大概夏至时节，那些毛杏开始半黄半绿，有七成熟了，大概有了鸽子蛋大小。孩子们等不到全部成熟，便展开了“大举进攻”，他们一群一伙围在树旁，从地面上用长杆，用石头、砖块、土块将杏儿打到地上，被所有的男女孩子们一抢而光。胆子大的男孩们便爬到树上，将摘到杏儿满满地装到内衣背心和肚子之间的空挡里，一个个变成了“大肚娃”，将那些“战果”带回家里慢慢享用。树梢上的杏儿往往要大一些，肉要厚一些，味道也甜一些，因为能够晒上阳光，向阳的一面是红色的，就是所谓“红杏出墙”，为每棵树中的精品，也最难摘到。久而久之，孩子们便知道了每棵杏树的特点，如成熟期，口感口味，甜酸苦涩，甚至杏仁的甘苦。在每棵杏树都被“扫荡”完了之后，每到刮风下雨，许多在高处看不见，够不着的杏儿会落到地上，只有那些杏儿才是熟透了的精品，黄里透红，酸甜可口，个头又大，又软又好吃，平时只有那些馋嘴的乌鸦和其他鸟类才能享受得到。
龙志家门口的那几棵桃树结果期比杏儿要晚，刚刚长出的毛桃却与毛杏不同，一来桃子外面的那一层厚毛不容易去掉，弄不好搞得全身到处是桃毛，周身发痒；二来桃肉木木的，甚至没有一点酸味，一点也不好吃。到了初秋，后来者居上，大批的桃子才熟了，大部分是黄绿色的，有的在尖上和向阳面有一点红色，肉是白色的，个头也比杏儿大的多。有的桃核是木色的，有的桃核是红色的。龙志家在好年景可以收获到上百斤桃子。桃子是甜的，没有杏儿酸，而且和杏儿不一样，桃子吃多了也不坏肚子。在三年困难时期，那些桃子是龙志孩子们的绝好营养补充。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些桃树和杏树上的果实陪伴龙志的孩子们和他们的伙伴朋友们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
每年待到春暖花开时，铭贤校园参天古树林里的鸟儿有斑鸠、白头鴖、扁鹊、乌鸦、喜鹊、麻雀、黄莺、啄木鸟、喜鹊、伯劳、山雀、松鸦、杜鹃、秧鸡、八哥、蓝雀、灰鹤、鹦鹉、 ...。他们载歌载舞，齐声歌唱，还有那老鹰在高空云端静静地盘旋。满园的杏花、桃花相继开放，校园被染成了粉红色的海洋。再加上满园的植物花卉也竞相吐艳，校园内鸟语花香，万紫千红。蜜蜂和蝴蝶在暖暖的阳光下飞来飞去，杨柳絮随清风轻轻漂在地上，宛如片片薄云。槐树花，丁香花也不甘寂寞，绽放出迷人的芬芳，香气袭人心肺。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幅立体人间仙境的画面，令人陶醉，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有诗为证：
【七律】《春色满园》
日丽草青浴清风，万紫千红争艳春。
漫天杏花落粉雨，遍地柳絮浮薄云。
群蜂嗡嗡忙采蜜，彩蝶翩翩逛花城。
蝉儿百鸟啼不住，槐芳丁香醉学人。
在上世纪50-60年代，学校里的森林树木是那么茂密，夏秋两季，飘扬满地的树叶显然是当年龙志饲喂那些饥寒交迫的试验猪的得天独厚好饲料，以榆树，槐树和杨树叶最受猪的欢迎。龙志的弟弟张龙田在50年代初来太谷探亲访问时，龙志让他义务打扫树叶喂猪。后来龙志自己在文化革命中间也经年累月地收集树叶、野草和菜叶喂猪。为国家节约了几千斤饲料。龙志是在试图解决我国当时粮食紧缺的问题。当然，那些树叶和青草，应当是上帝主要为马、牛和羊等草食动物准备的，猪是单胃杂食动物，对粗纤维的利用能力有限。前已述及，龙志对中国杂交猪对于粗纤维利用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也解决了当时国家在养猪生产上的大难题，其中也有树叶的功劳。
到了60年代后半叶，史无前例文化革命开始，天怒人怨，天气变得越来越干旱，太谷地区的降雨量越来越小，铁路两旁的许多有一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都渐渐干涸了。太谷县城东边有个小湖，叫“东城濠”，约三四个足球场大小，城西南脚也有一个小湖叫“西苑”，有约五六个足球场大小。在县城东面和南面约10里地，有储水量较大的石象村水库和侯城村水库，后来也不能幸免，在文革后期也一个个渐渐干涸了。
农学院那些杏树桃树开始遭遇干旱，一棵棵开始老化死亡，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到了70年代初就几乎全部都死光了，包括哪些满园的丁香树也是如此，似乎都难逃“生老病死”的厄运。与此同时，满园春光的褪色也让大部分栖身于树林中的千百种美丽的鸟儿远走高飞，失去了踪迹，只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乌鸦和麻雀，成为美好的回忆。
铭贤学校的许多高大的杨树，榆树，柳树，槐树和松柏树，历经多次砍伐，剩下的还有几十棵百年老树，已经如同文物一般见证历史。当然，在那文化革命十年期间，龙志一家的政治命运也似乎和那些杏树和桃树，以及那些水塘湖泊的命运的命运一样，达到了人生最低谷，此乃后话。
前已述及，在1951年铭贤学校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接管时，铭贤的小学部与杨家庄小学合并，学校的孩子们都在杨家庄小学上小学，杨家庄小学只有初级小学四个年级。在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中，山西农学院小学部成立，而且是一下子就设立了小学六个年级，包括了初小和高小。用李子康院长的当时的话，农学院小学部一下子就下了6 个蛋。其中当然难免有“大跃进”的成分。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农学院附属农校毕业生担任，有梁玉金，杨根思，徐琳，任德义，孟宪曦，李梦英等，负责人是苗原和李桂荣。校舍先在农学院南院崇圣楼附近一个小院，后来又搬到北院老爷庙里。
农学院附属农校（专科部）1962年撤销后，其部分校舍也归于小学部使用。文化革命后期，小学部又办起了中学，更名为山西农大子弟学校，教职员工也大大增加，现在已经成为太谷县的重点中小学之一。
龙志的三个孩子从1958年起，就在小学部上学。他们的主要老师有徐琳老师，梁玉金老师，任德义老师，孟宪曦老师。其中，徐琳老师教文炳和文焕的小学5-6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梁玉金老师教授文灿小学5-6年级的语文和数课程。那两门课是小学升初中的全县统考课程。两位是小学部的王牌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教学严肃生动。那时太谷县仅有一所重点中学。在考中学升学率上你追我赶，竞争激烈，使小学部的升学率在太谷县名列前茅。小学部的学生到5-6年级，学校借用大学教师开设了英语教学，在太谷县独树一帜。学生大大受益，家长也非常满意 。
文化革命结束后，许多当年在小学部的学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成为留美博士，政府高官，公司高管等等，平心而论，他们虽然在文化革命中失学，但是在小学部的严格训练使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打下了坚实知识和道德基础，功不可没，此乃后话。
龙志因为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为了受教育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也深深理解教育要从小孩抓起。所以从小时候起，龙志常用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来教育他的孩子们。虽工作繁忙，龙志经常在百忙之中访问老师。不管他在那里，督促他的孩子们的读书学习总是他的头等大事。
在龙志看来，最令这他高兴和引以自豪的就是他的孩子们学有所成。对他们弟兄三人，龙志采用有别”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以指导学习方法为主，如不要粗心大意、课前预习、独立完成作业、利用课余时间记单词等。中小学阶段他的孩子们的学习成绩都在力所能及的中上水平。1962年，长子文炳（小龙）没考上太谷重点中学初中，龙志为了要让他的孩子们接受教训，特地在家里面的储藏室门里面贴上了座右铭，以志不忘：
中学发榜了，几家欢喜，几家愁。
小龙败北，出乎意外，粗心大意害死人。
此非盖棺定论，事在人为，天道酬勤。
炳、焕、灿均须接受教训，痛定思痛。
学而不厌，克勤克俭，奋发努力。
为张家扬眉吐气！”
龙志的谆谆教诲的确对他的孩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激励，他们都暗暗下了决心，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向父母汇报，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殷切期望。龙志为文炳联系了动物科学系的学生党圣暄同学做家教补习数学。后来文炳和学校几个子弟上了太谷城关中学，该校没有英文教师。龙志在百忙中为他们学校联系农学院的陈经纲先生为英文教师，并且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他。龙志还为城关中学解决农学院废弃的桌椅板凳及仪器设备。
龙志曾经多次访问文炳的班主任梁老师，那时物资稀缺，一次龙志竟然将1964年在北京开全国人大特供的几合“中华”烟送给了梁老师。而他自己则买农民集市上出售的旱烟叶，用稿纸卷成”大炮”。文炳在龙志的激励下，开始努力读书，学习成绩扶摇直上，在城关三年中学数理化和英文门门第一，并且终于不负众望在1964年高分考上了晋中“经纬纺织技校”，考试那天，英文老师陈经纲先生亲自到场助威，还在把手表借给文炳使用。当然背后则是他父母的心血和汗水。为了将来能够上大学，龙志又亲自出马，经过晋中地区专署，与一位家庭困难愿意上技校的女孩交换，如愿以偿将文炳送人太谷重点高中。
可是到了后来文革中间，高中生都找不到工作，而技校可以留下来做纺织技 工，做令人人羡慕“领导一切”的产业工人。文炳文革后期去了山西省果树研究所当了农业工人，文炳和他的兄弟曾经为此懊丧不已。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孩子们怎么能够想到和理解龙志的宏伟计划和那些后来做梦都预想不到的结果呢？
龙志从小要求他的孩子们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能贪图便宜。孩童时，他的孩子们有一次抢婚礼上的喜糖，龙志知道后非常生气，把他们的手打得红肿。1957年文焕在杨家庄上初小时，把新买的橡皮铅笔给了农村的小朋友，龙志知道后点头认可。有时他的孩子们拣废弃的注射器当水枪玩，龙志发现后坚决让他们送回原地。他的孩子因拿了他办公室的回形针和稿纸后他的严厉批评，龙志还动员他的孩子们为他的粗饲料试验四处游走捡拾葵花盘和玉米芯。龙志出差回来市内交通从不报销，因说不清是办公事或私事。
龙志夫人桂琴对孩子们受教育也充满了关怀体贴。从小教育孩子们不要贪图小便宜，“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从1961年到1964年间的每年夏天，兄弟三人中都有一人要自带干粮，到位于县城的名校太谷中学去参加全县统一重点中学入学考试。桂琴每次都早早起来，为考试的人特制两个糖饼子，煮两个熟鸡蛋，并且在饼子两面用菜刀工工整整地雕上“100”字样，祝愿孩子们数学和语文两门功课双双考上百分，充满桂琴对孩子们的后勤支持和关爱。唐代诗人孟郊的一首《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便是这一幕的生动写照。 所不同的是，虽然他们的孩子们没有远离父母“赴京赶考”，但也算“赴城赶考”，几千年来，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爱子之心却都是一脉相承的。
龙志与桂琴的教诲和关怀还是见到了成效，1963年文焕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文焕上初中开始是俄语班，龙志让他转学英语。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学毕业后先后去美国学习，才知龙志的远见卓识。1964年，文灿取得了数学100，语文90，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记的一道数学植树题很难，全班只有同学谷大水和文灿作对了。后来上了初中学了代数，一次考试又出了那道题，许多同学用代数方程式也解不出来。
其实，能有那样的优良学习机会和环境，他们兄弟还真是非常幸运的。除了学习成绩外，政治因素已经开始作为“一票否决”的关键考虑了。从1962年起，在重点初中和高中招生中都要经过政治审查，开始执行所谓“阶级路线”。有的同学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右派分子的子女都受到株连，被迫早早失学，到乡下插队，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兄弟三人至少在文革之前都幸运地，按部就班地在太谷重点中学读初中，高中，按照龙志安排的道路，准备上大学，走他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不能不说和龙志精心营造的“政治条件”有关。
龙志自己一生都非常俭朴，无意物质享受。他怕孩子们成为纨绔子弟，玩物丧志，深知爱子反误，常教导：“学习上要向上看，生活上要向下看，要夹着尾巴做人”。除了学习用具外，基本不给他们买玩具，衣着也是补丁加补丁，都很朴素。孩子们小时候最大的心愿是有滑冰鞋和气枪，多次向龙志请求，龙志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孩子们还写信要求，龙志始终不予理采，笑而不答。
记得从小吃饭总让把撒在桌上的饭吃了，饭碗也得吃干净。到了太谷中学，龙志让孩子们三人都住校，和农村的同学同吃同住。当时的学生灶连供应的食油都买不起，有的饭吃了就烧心，宿舍有虱子和臭虫，咬得孩子们浑身奇痒，苦不堪言。但从那时起，弟兄三人都能吃苦，不讲究吃穿。这些品质的形成，让他们在面对以后的政治风雨和上山下乡，以至安身立命，非常有益，胜过万贯财产
龙志忙于工作，很少顾及家务，仅在每年春节时做些榆林老家的炸豆腐炸土豆等。桂琴从小就训练他们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喂鸡养兔。家里有个本本记着每人做的家务，以免争吵。文灿十几岁就骑车到乡下割芦子草，卖到马车社挣零用钱。孩子们放学回家拣树枝，一起烧火做饭，虽然烟熏火燎，倒也雷厉风行、其乐融融。
三、母爱无私共度难关
桂琴本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爱吃大米。来到太谷后，不仅渐渐地向保姆学会了做山西的面食，而且精益求精，粗粮细作。龙志是典型的学者，一心扑在事业上，工作忙累，家务事难以顾及。从1957年起，反右运动开始后，桂琴便将家中的保姆辞退了。那时保姆的月工资不到20元。桂琴的正式工作是学校图书馆的出纳，每天楼上楼下跑上近十个小时。回家后另一个全职工作才真正开始。全家一日三餐，采买置衣，缝补浆洗，打扫卫生，日以继夜，不可开交。加上弟兄三个男孩的衣食住行消费量大，一家五口人的家务事担子比工作还重，桂琴却将家里家外安排的井井有条。
全国人民都必须为1958年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付出代价。除了工农业生产“卫星落地”，1958年对于全国每个家庭的重大影响是“大办食堂”。所有的人都被迫到食堂用餐。在农村，“大锅饭”持续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将所有储备粮食吃完了，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由于农产品和副食品的极度紧张和匮乏，从粮、油、布、肉、蛋，到烟、酒、糖、茶，都实行按人发票、凭票供应凭票供应，每人每月的粮食26斤，油3两，猪肉半斤，白糖2两。还有红薯干，代谷粉，人造肉等不但没有营养，连大便都困难的代食品。
因为营养缺乏，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因为桂琴是四川人，本来对山西的面食不能适应，那时更加困难，也得了浮肿病。給她每月特殊供应2斤大米也舍不得自己吃，省下来为孩子们炒个四川的“蛋炒饭”解馋。龙志一家的一日三餐也成了很大问题，三个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饥肠辘辘，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掀开锅盖找东西吃。最为困难的是做中午饭，因为时间紧迫，下午大家都要上学上班。山西的煤灶往往不好用，有时还会熄火，很多情况下全家人眼睁睁地在苦苦等待着一锅水开，然后下面吃饭。为此桂琴特意加安了个柴火灶，大家到外面捡树枝回来，到中午，烟熏火燎，急急忙忙热热闹闹吃顿饭，果然比煤火灶来的快多了。
困难年代，国家对于高级知识分子采取了一些照顾，可以平价购买一些物品，龙志曾经与另外一位教授分了一套黄色呢子衣服，龙志抓阄得到了上衣，可能是他解放后购置唯一的一件呢子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外出开会时才穿上。
为了帮助大家度过饥荒，学校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则，为每家都发放了一块“自留地”。龙志亲自出马，率领他的三个儿子，为三分自留地种植了玉米，常常掏粪施肥，浇水，除草。夏天，秋天收获后，收成还不错，还要自己想法将玉米磨成面粉，那时用的都是手工推磨。龙志抽的香烟也脱销了，开始自己到农贸市场买烟叶，自己炮制烟丝，拿报纸卷成“大炮”。既便如此，龙志和桂琴也没有任何抱怨，国家有困难，学校有困难，每个家庭也有困难。与大多数同事，同学们相比，龙志和桂琴的工资收入还是相当高的，可以到太谷集市上购买高价副食品。有时还可以得到许多特殊供应和照顾，如自行车，呢料衣服等。
1961年，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发生了巨大困难，经过国内层层挖掘动员当时国内为数不多与美国有关系的人士取回在美国的存款。因为中美没有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政府安排龙志写信，通过香港的一家银行取出了自己在美国银行的部分存款，为国家换取了几千美元珍贵的外汇。国家为兑换外汇特供了外汇卷，可以平价购买以当时紧缺的大米，食油，食糖，毛料等物资。桂琴曾经多次带领文焕，文灿坐火车到太原特供商店购买那些紧俏物资。为那几年节衣缩食的生活雪中送炭，一时在不大不小的农学院搞得家喻户晓，人人羡慕。有十几万银行存款龙志一家人实际上当时在农学院如果不能算是存款“首富”，也是紧俏物资上的“首富”。也有人嫉妒，趁机提意见说他“里通外国，追求资产阶级金钱和物质享受”。龙志更愿意与大家同甘共苦，不愿张扬特殊，竟然告诉桂琴将剩余特供的证劵放弃不用，任其作废。
世间的事物往往是“相辅相成，福祸相依”，许多事情，当时看上去的一件“坏事”到时过境迁时就是一件“好事”。“枪打出头鸟”，到后来的文化革命龙志一家人也为此付出了较少的代价，关于龙志多吃多占，生活腐化方面的意见和大字报几乎没有。倒不是龙志有先见之明，而是龙志一贯谨小慎微、克勤克俭，在生活上和金钱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奢求，而是追求淡泊明志，事业有成。
除了任劳任怨，相夫教子，公务家务双肩挑，里里外外一把手，作为贤内助、好母亲，桂琴的最大特点是知书达理，政治坚强，机智沉着，把握原则，明辨是非，公平正义。这一点在后来文化革命的黑暗时期和严峻考验到来时刻，帮助龙志和儿子们看到前途光明，度过重重难关，挽救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家庭，表现出极大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此乃后话。
《母爱》
难忘慈母养育恩，田园处处留倩影。
儿幼多病感风寒，请医取药步匆匆。
午炊青烟催辣泪，晚涤衣衫挂满绳。
日日三餐注关爱，期盼父子建功名。
公务家务忙分秒，大事小事决断明。
生死关头见智慧，蒙难岁月知信心。
龙志不仅对他的孩子兄弟三人的成长关怀备至，对于他的助教和学生的培养也是“诲人不倦，慈悲善良，爱生如子”。山西省农科院畜牧所高级研究员米文正先生2007年回忆道：
“我于1954年8月考入山西农学院（现改名山西农业大学），本年度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在职干部。当我入学后，被分配到动物科学系，我本想上农学专业，因我原先在长治专署农场技术室搞小麦选育研究，从而背上了不安心专业的包袱。恰巧农学系有一位叫姚希义同学愿同我对换专业，我俩找朱先煌教务长，取得同意。然后我找到动物科学系主任张龙志先生，请求对换专业，当时先生态度很谦逊又和气给我讲，人们都愿意吃肉、吃蛋、喝奶、穿毛呢料衣服，这些都离不开饲养的猪、鸡、牛、羊；学畜牧就是学会怎样科学饲养管理这些动物，提高它们的生产性能，讲解了许多畜牧业的重要性等，最后告我你回去好好想想。经过十多天，我又去找张先生，一进办公室，先生说：“听说你爱吸烟”，就给我一支印度香烟，使我很难再提换专业的事了！先生就说：“你是否想通了，不再换专业了，安心学习好了”。然后就转向聊天话题了。
二年级下半学期，先生让我去猪场参加抗生素对肉猪饲养效果的试验。先生带我去猪场，开始教我为分娩母猪如何接产，怎样给新生仔猪编（打）耳号，猪病了如何测体温，试验猪配合料人工搅拌时怎样就能拌的均匀等等。这为我毕业论文做试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年级后半学期，我去先生办公室求教有关家畜近亲繁殖时亲缘程度计算方法中如何确定共同祖先等问题，先生解答完，就顺便问我，你打算毕业论文做什么课题，我当时答不出。先生说: “那咱们再多考虑考虑”。经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次下课后先生告我去他办公室，先生热情地告诉我，让我做“大豆不同热处理喂猪效果试验”，事后我同先生的辅助工李荣盛同志在猪场开始做试验，同时进行断奶仔猪、中猪、生长育肥猪的试验，经过二个多月，实验结束后，对有关数据进行生统处理，最后将论文写好交了卷。这是先生引导我第一次走进了科学殿堂。时隔二十多天，先生又告我，你撰写的那篇论文当前拿不出去，因为国内大多人尚吃不饱，还能用大豆喂猪？于是让我重新撰写，题为“山西生长肥育猪暂行饲养标准的建议”，内容包括“1.依据；2.拟定标准及饲粮组成；3.印证。”既有农业社的标准，还有国营农牧场的，又分一贯肥育与分期肥育标准。做这样课题需要计算大量数据。当时先生手里仅有一台德国产的手摇计算机。先生毫不犹豫地将计算机借我使用了将近二个月，才将论文写完，并通过了答辩。毕业留校一年，先生让我与另一女同学黄蔼芳赴南京农学院，听苏联养猪专家K.A.阿尔洛夫，讲学五十多天。随后又去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大型养猪场参观学习，为时六个多月。1959年山西（太谷）畜牧兽医研究所成立，先生兼任所长，把我调到畜牧所，但仍跟随先生在农学院猪场做试验，并同先生去湖南长沙参加全国第一次猪饲养标准研讨会，还参加晋南孚山、洪桐等县的猪种调查，与先生去太原市食品公司屠宰厂进行猪的屠宰测定二百余头。我与先生朝夕相处多年，处处得到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使我倍感亲切。我一生搞养猪科研与生产，对养猪工作由不安心逐步转向热爱养猪业，这完全与先生的教诲、支持与影响分不开。我觉得先生对我教诲最深，影响最大，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热爱祖国、热爱科学、追求真理；二是严谨治学，勤奋治学，勤奋求学，不断追求创新；三是生活节俭朴素，平易近人。”
龙志的得意门生，知名学者山西农大郭传甲教授在“中国养猪界的伟人张龙志教授”一文中回忆自己的成长历史道：
“张龙志教授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奋发进取、挚着追求、清廉简朴、心怀坦荡、宽厚待人、深入实际、科研严谨、教书育人、处于逆境不灰心的精神和作风，深深感染和激励着我。
我毕业后留校任养猪学教师，上班的第一天，张老给我上了至今仍未忘却的一堂课。他说自己是一个老饲养员，养猪学是一门专业生产课，搞好这一学科要有吃苦精神，要树立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能吃大苦的人，意志才坚定，这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大学毕业后要认真接触实践，才能消化吸收和应用所学的理论，才能更有效的学习新理论，只读书不实践和只实践不读书都有片面性，把实践、读书、应用和创新有机的结合于一体，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他让我搬到学校实习猪场吃住，参加猪的饲养管理，完成科研任务。虽然，我从思想上没有完全接受这些观点，但服从了张老的安排。
当时，在猪场所处的环境既脏又臭，所从事的工作既苦又累，与其它年青教师相比，自己是另一番天地。张老非常重视实践，经常来猪场参加专业性劳动，在他身先士卒的影响和耐心说教的启示下，使我逐渐安下心来。三年下放猪场，对我受益很大，我的成长和在专业上能做出点成绩与张老的教诲密切相关。”
在1960年，龙志曾经“特殊照顾”购买了一辆上海“海燕”牌自行车，龙志每天骑着它到猪试验站和办公室四出奔忙，一刻不停，那辆娇气的为城市设计的自行车确实不太适合在太谷农村的环境使用，特别是刹车系统常常出问题，再加上龙志的几个儿子也常常使用，很快就修了又修。龙志没有办法，将原来钢丝的抱闸刹车系统换成了“永久”自行车的刹车系统，把柔软的车座也换成了“耐久”牌的硬座。龙志骑自行车的方法也很特别，是先将右腿跨上去一登，慢慢启动。那个时候学校有许多公用自行车，龙志把它们让给系里的其他同志，自己从来没有骑过一次。到了后来1966年文化革命以后，不到60岁的龙志，再也没有骑过自行车，每天完全靠步行在学校里面和校外2里的畜牧站试验站去参加劳动改造，也许对于他来说，步行更能锻炼身体，也更为安全。那辆自行车也被送给了亲戚。
山西大学遗传学教授刘晓晖教授在“张龙志先生指引了我的人生之路”一文回忆道：“1963年，我在太原十中高中毕业，并参加高考。那个年代，许多有才华、有抱负，希望报效国家的青年，仅仅因为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问题而受到歧视，甚至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权利。我本人即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在读的太原十中是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我所在的高中班是新型二年制理工科试点班。所以，我报考的是当时的一类理工院校（二类是医农，三类是文史），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尽管我本人从小学到高中的品行和学习成绩记录无可挑剔，尽管我的高考成绩是太原十中第一名（十中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和名牌院校考取率在山西省排名第一），尽管我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大学的录取线，还是被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当年的那位新生录取人员以十分荒唐的理由拒之门外。由于北大做出了“榜样”，我的高考志愿表中所填写的所有院校竟然没有一所敢于录取我。所幸的是，党内外仍然有一批在教育领域工作的各级领导同志，珍惜爱护人才，对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补救，保护了一批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我有幸成为被庇护者之中的一员。而在这些可尊敬的领导同志之中，给了我莫大帮助的有十中老校长畅纯一先生，主管山西省教育工作的王中青副省长和山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主任张龙志教授。
当畅纯一校长得知我未被录取后，立即四出奔波，终于说服了并非我报考志愿的临汾师院录取了我。当畅校长告知了我事情的经过和结果后，我向他表示我不愿意去临汾师院，如果可能，我想去山西农学院。老校长立即又和省高考委员会交涉，事情报送到王中青副省长那里，王省长又找到山西农学院张龙志教授，张教授拍板录取我到畜牧兽医系畜牧专业。
1963年9月6日，我带着山西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到畜牧兽医系办公室报到。系秘书杜兆峰老师通知我，张龙志主任要和我谈话。第二天我在办公室见到了衣装朴素，面目慈祥的张龙志主任。他对我说，知道我的情况，本来是报考北大的，成绩很好，因为家庭的关系，没有被录取。现在到了农学院，从理科转到了农科，不要有思想包袱，行行出状元，只要努力，同样有前途，同样可以做出成绩来。他还向我介绍了“遗传学”，说这门学科很重要，很有发展前途。他在美国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勒什就是数量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我说，你数学功底好，高考考了95分，可以向这个方向发展。张龙志先生的这次谈话，充分显示了他做为老一辈学者的爱惜人才，诲人不倦的风范，对我的人生道路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本人生长在城市，高中又是读的理工班，没有学过生物学，也没有接触过农学和农业，甚至不知道畜牧专业是干什么的。只是受到当时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全党全民大办农业”的口号的感召，要求到了农学院。以前曾经幻想过当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但是现在却阴差阳错来到了农学院，因此，对以后的路如何走，感到一片茫然。和张龙志先生这次谈话以后，我对遗传学产生了兴趣，开始明确了以后的发展方向，主攻遗传学。”
“我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能够为山西省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事业做一些承前启后的开拓性工做和微薄贡献，应该感谢我的太原十中母校的老校长畅纯一先生，王中青副省长和张龙志先生为我争取到接受大学教育的宝贵机会，尤其感谢张龙志先生当年对我的指引和教诲。在此山西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撰写此文，铭记杰出的老一辈科学家和教育家张龙志先生。”
王中青是山西省主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文化革命之前，来到农学院的省级领导最多是王副省长，他常常乘坐波兰 “华沙” 或苏联“伏尔加”牌小轿车从太原来到百里之外，风景宜人的山西农学院指导工作。
王副省长敢说敢干，刚正不阿，直言不讳，他一次在山西农学院全校大会上批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说大跃进不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而是“一马跌倒，万马乱跑”。后来为此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严厉批判。
那时候，王副省长下榻的8号楼前边有几十棵高耸入云的白毛杨树，在树上有成千上万的乌鸦繁衍生息。每年夏天，那些乌鸦每天黄昏觅食归来，欢呼雀跃，嬉闹追逐，忘乎所以，乐不可收，吵闹喧天，搅得安静的校园里四邻不安，广大师生怨声载道。王副省长于是在他来访时带来一把威力很大的猎枪，在黄昏时屡屡出手打鸟，有时一枪上去就能打下十几只来，他每天黄昏都打上几枪过瘾，后来情况果然有所改善。
由于他与山西农学院的亲密关系，文化革命后期，王副省长的一个儿子王韧也来到山西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后来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副院长。王副省长爱惜人才，勇于负责，工作细致深入，为人豪爽，在山西省口碑很好，曾经帮助许多困难学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对于“犯错误”年轻学生热情关怀爱护有加，称他们为“屁事不懂”的娃娃，以帮助他们开脱过关。而龙志先生则是一生谨小慎微，守口如瓶，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从来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在爱惜人才方面，龙志与王副省长不谋而和，使用自己手中的有限权力，四处奔走，玉成其美。帮助刘晓辉先生入学山西农学院是他们两位热心人爱惜人才，珠连合璧，助人为乐的一个例子。
有诗为证：
【七绝】《爱生如子》
学而不厌真知行，诲人不倦沐春风。
举才纳贤尽伯乐，爱生如子点迷津。
P_8.1.龙志全家在学校一号楼后面合影（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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