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

还记得前几天我去凭吊张国焘吗？其实，在那墓碑前，在那瑟瑟寒风中，我还想到了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蔡孟坚。这个蔡孟坚是张国焘的江西老乡，当年，张投奔国民党后，与他建立起最亲密私人关系的人就是蔡梦坚。据说，张晚年贫困之时，也多受已旅居美国的蔡的接济。讽刺的是，当年蔡孟坚曾经是中统里最能干的一员大将，尤其是在对付共产党方面。那次，顾顺章就是在武汉刚刚完成护送张国焘的任务后，被中统武汉站负责人蔡孟坚抓到的。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张国焘和顾顺章一同被捕会是个什么情形？也算造化弄人，曾经最对立的两人，阴差阳错，最后竟成为可托生死的朋友。

蔡孟坚没有遇到个好上司。捕获顾顺章这样天大的功劳，换来的却是徐恩曾的提防。当蔡孟坚将顾顺章押解到南京后，徐恩曾不但不为自己的部下邀功请赏，反而急着哄蔡孟坚回武汉，生怕抢了自己的风头。在这样的老板下面混，终究混不出什么名堂，没过多久，蔡便离开了中统。

第二个例子！

在1940年军统的年会中，戴笠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他把军统局死难者分为三类：牺牲在敌人手里的，为殉国；尽瘁工作而殁的，为殉职；违纪犯法，背叛团体被处死者，为殉法。这其中，尤其对殉法者，不惟仍视为同志，毫无鄙薄之意，并对其遗族，仍负终身教养之全责。他的观点是：殉法的人，以生命维护了团体纪律，其贡献不亚于其他死事之人，应赢得礼敬和怀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理君，这个曾刺杀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的军统著名杀手（其实，这一刺杀倍受非议，蒋委员长因此多受诟病），因默许手下杀害党国要员而殉法。戴笠对其家属予以厚恤，并资助其弟赵泽伦就读四川大学。抗战胜利后，军统遴选40人赴美国学习，赵泽伦为其中唯一非军统干部。

且不论戴笠的这种论述和做法是否恰当，也权当戴笠以此权谋笼络人心，但它先进，它有效！先进之处在于对死者家属的一视同仁，这点别说在当时，就是放在今天，能真正做到也是很难！有效之处在于解决了所有人的后顾之忧：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躺下的，至少你不用担心身后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职业，请别说这叫残忍！

以这种理念和胸怀统领的军统，对比那个文人弄权的中统，哪个更强，不尽言表啦。（都一百多岁的人啦，还对当年的中统耿耿于怀，时时不忘贬低人家，不应该啊！呵呵）

静安寺路（今天的南京西路）与极丝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几乎相连。曾经，我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如今，我走在几乎可以算是精致的南京西路上，我已想不起它当年的模样了。对此，我并不吃惊；让我吃惊的是，那家鸿翔时装公司居然还伫立在原址，除了门脸儿涂了层摩登的俗粉，那招牌仍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当年这家店号称上海滩的“女装之王”，宋氏三姐妹都穿他家的旗袍，女神蝴蝶结婚的礼服也是在他家定制的。今天的女孩子，估计不会有人把“鸿翔”与时尚链接在一起了。而那时年轻的我，也曾一掷五十大洋，在他家，为我的女人定制过一套旗袍。那是我为我唯一爱过的女人买过的最贵的衣服。那年，她三十六岁。十五年后，她再也不愿见我。。。

袁女士比我先到了，在一个靠窗的桌前安静地坐着。从女人的坐姿，能看出女人的教养，尤其对于一位四十几岁的女人。

我可以确定那就是她，因为透过她的气质，我看到了当年演《自由神》的那个王莹，而那个王莹正是袁女士的祖父袁殊当年的偶像，同志，或许情人。

我微笑着坐在了这个优雅的女人的对面。女人也一直微笑着看着我，并点头示意我坐下。

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来没有享受到过来自晚辈对我这个长辈的恭谨。按礼，袁女士会站起身，并过来搀扶我老人家，可谁让我看上去和她差不多同龄，甚至比她还更显年轻些呢，习惯了。

女人先开口说道：“你们做特工的都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坐在别人面前，而不先和她打招呼吗？你确认我就是她吗？”

“刚才还不是百分之百确认，现在是了。” 我一边将手中的手杖斜放在椅子边，一边接着说道：

“袁女士，可你又如何确定我就是你要等的人呢？你不觉得我应该再老点儿吗？”这样的开场白，还真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特工接头时的场景。

“嗯，难道你的这身装扮不是在提醒我，你是从七十年前穿越来的吗？” 袁女士继续报以微笑，眼中满是温煦。

“看看你的眼镜，你是手杖，你的西装。。。”她应该对曾经的老上海很是了解，她问我的眼镜是不是克罗克牌子的，问我是不是也抽茄力克牌子的香烟，问我现在的这身打扮是不是也算当年上海滩上的“土豪”。。。

这是一个别致的女人，她的话挺多，但一点儿也不八婆。娓娓道来，如和风细雨，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

JESSFIELD清吧的陈设，充满了怀旧的味道。这大概也是上海人的一种情怀吧。在他们看来，不论今天的上海如何炫目摩登，那个大上海的风韵却只停留在了民国。而今天的我，可能是这间怀旧清吧中最贴切，也最搭的一件陈设，还是活的。

JESSFIELD允许吸烟，这在上海的清吧中可并不多见。大概，在烟雾缭绕中，可能更能让人感受到时光的穿越吧。

红格子的台布桌面上，女士面前摆着杯咖啡，我的面前是一壶红茶。中间放置着一个可以装五十支香烟的老式听筒，只是听筒里装的已不是当年的茄力克了。我俩都不吸烟。

“你了解我的祖父吗？”没一会儿，袁女士就问出了她这次来最想问的问题。

其实，我是知道她不会是仅仅为了写个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而要和我见面的。她更有兴趣知道的应该是，在我这个军统人的眼中，她的祖父袁殊，在那个年代到底是充当了个什么样的角色。毕竟，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共产党的天下，她这个身份背景及其复杂的祖父，一直是被认做为共产党做事的红色间谍的。然而，这个红色间谍为什么又在解放后，被中共前前后后关押了近20年呢？这里面的是非曲直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对于她的祖父，袁女士知道的不见得比我少，应该比我还多。但人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总是要从第三方的角度说出来，他才会相信。就好比一位要看心理医生的女士，她是绝对不会去找身为最有名的心理医生的自己的丈夫的。

袁女士目光柔和地望着我。不知为什么，我能感到那柔和中隐含的某种好奇和一点点不安，那应该是一丝少女的眼波。我内心竟在刹那间充满了柔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