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讲述一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所伟大的精神圣地，北京大学吧！

当然，那是蔡元培的北大。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不过是一所官僚养成所；蔡元培之后的北大不过是思想的沼泽地！

看看那个时侯蔡元培的北大都有谁？

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变法失败，弃政从学的启蒙之父梁启超；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有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有只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前朝的最后一批翰林。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第一个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第一个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以民国教育部长的身份废除六经，倡导科学。可以说，没有了蔡元培，就没有新文化，因为，没有了蔡元培，那些新文化的先锋们就失去了在他们身后的强大后盾和护佑者。

他崇尚中庸，他不走极端：

他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反对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这里的美术可不是我们现在美术的概念，而是指一种世界观。

他反对帝制，但他却把拥护袁世凯，张勋复辟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保护在自己的羽下，因为他们是国粹；

他倡导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但他坚持“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他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他说“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

他崇尚西方文明，但从来不对自己的传统妄自菲薄。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北京饭店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席上放有筷子和汤勺，说：“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就只用筷子了”。。。

只有真正的儒者，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教育家。这是从儒者的基因中带出来的。兼容并蓄，有教无类，更是儒家教育的情怀和境界。

在这位“学界泰斗”的领导下，那时候的北大，从1919年5月起，便开始邀请西方著名哲学家，胡适的导师，杜威来中国讲学两年。之后，罗素、班乐卫、杜里舒、泰戈尔等大家相继来到北大讲学。前苏联盲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于1922年春到北京。蔡先生便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200元。。。

那时候的北大是真正敞开式办学的。你想听谁的课就去听谁的课，无论是胡适的哲学，还是辜鸿铭英国文学；无论是王国维的诗词鉴赏，还是马寅初的西方经济学。只要你能够挤进那个对任何人都开放的教室。。。

冯友兰在回忆梁启超讲课时的情形写到：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口水，并掏出大块儿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少年梁思成便跳上讲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下课钟声响起，他都讲不完，总要压堂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走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敢先离席。。。

这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啊？在那里有精神的自由，在那里没有门户的壁垒；在那里有人情的温馨，在那里有道德的肃穆。。。

那是所真正的中西合璧的精神圣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