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开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但是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却并不合乎历史实相。

世界经合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提出了一组数据：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20年(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12国的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居世界第一。

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讧而闹出“和申案”，成为“盛世”实相的两面。

《世界经济千年史》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

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挨打。

近代中国落后，根源何在？大陆官方教科书将其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欺凌”。固然，在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相当程度的损害。然而外力，不可能成为中国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同期也有类似遭遇，比如日本。

19世纪末，日本推行“明治维新”，由于皇权的开明和支持，变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实现君主立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结束闭关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同一时期，中国推行“戊戌变法”，却由于皇权中的保守派的干预和压制，变法（即“政改”）失败，中国继续沦陷于封建专制泥潭，仅保持经济改革----“洋务运动”。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中日对比，又是一个反证。满清经“洋务运动”，国力大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随后发生的“甲午海战”中，相对强大的中国海军同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决战，竟致全军覆没。船坚炮利(硬件)何益？只要制度与人心(软件)未改，表面上的富强，不过是贫弱的面具。

中国民众渴望繁荣和富强，但历史的警讯却一再告诫国人：繁荣和富强，未必救中国。繁荣和富强，是救国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毕竟，历史上，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不止一次，但终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先进的制度和焕发的人心，一时的繁荣和富强，都化作过眼云烟。

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陈旧的制度，在于官场的腐败，在于政府的昏庸。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内部：毛泽东厉行独裁，煽动政治狂热，制造红色恐怖，荒废建设，破坏生产，使中国之倒退与落后，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即便今日，大陆官方依靠外资和外贸，打造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制度糜烂，官场腐败，丝毫未改。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综合指标而言，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犹如“龟兔赛跑”，继续保持落后姿态。

中国历史几千年，多少分合轮回，多少兴衰更替，但始终没有走出极权专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带来短暂的共和与民主，却很快又归于专制复辟。悲情的中华民族，仿佛与自由无缘，而只能与奴役为伴。民众起义，为野心家搭起一个又一个舞台，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权力争夺。当每一波动荡归于平静，专制与独裁，便以新的面孔复位。王朝兴起，王朝腐败，王朝没落，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中国反复上演。当今中国的权贵专制，更是将这一剧情推向极致。

没有以民权为核心的革命，只有以最高头目为中心的奔逐；不是致力于制度改造，只是热衷于江山轮坐；极权与专制，由此重复，周而复始。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民间摆不脱个人崇拜的情结，强者放不下专制的欲望，国家挣不掉人治的阴影。于是，围绕皇权或最高权力，各种势力殊死争斗，无休无止。思想与文化的禁锢，历朝相似，由此也禁锢了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日趋保守和萎靡。

漫长的中国历史，曾经有两度文化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宏论；民国初年，言论自由，气象万新。集有大成并影响世界与历史的中国思想家，大多诞生于这两个时期。发人深省的是，前一时期，出现在国家分裂或分治之际；后一时期，出现在共和与民主初生之时。这种现象，对臣服专制而不自觉或盲目信奉“绝不”的人们，岂非当头棒喝。

说到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人们不妨将目光回到100多年前。

1909年1月14日，农历腊月廿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逝世还不到3个月，全国人民显得还必须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还是八音遏密，过年的气氛淡了不少。就在这时候，一场反腐风暴突然刮起。这一天，纪检官员（“监察御史”）谢远涵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弹劾邮传部尚书陈璧“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第二道奏折则是“综述”，认为现在“吏治窳败，请严饬实行整顿”。谢远涵是京城“名记”、“清流”中坚，奏折一上，最高领导的批示当天就下达：对于弹劾陈璧之事，由大学士孙家鼐、那桐“秉公查办、毋稍徇隐”，而对第二份奏折，则转给专门负责新政改革的“大清体改办”（“会议政务处”，原称“督办政务处”），要求他们会同组织部（“吏部”）研究商议。

大过年的，平地里响起这样一声惊雷，令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忐忑不安。此时正值宣统新朝开张，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两周前（1月2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已经因“足疾”开缺回籍，袁的死党、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已被免职。

媒体披露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陈璧的腐败，一是经手国际贷款时，收受巨额回扣；二是利用职权“卖官”。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在585万英镑之巨。邮传部是大清国官场肥缺最多的机关，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等新兴事业，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民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帮派“交通系”。元宵节后，组织上的调查结论就出来了：陈璧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协商，陈璧被认定要对两个罪名承担领导责任：一是“开支用款、颇多糜费”，二是“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交部严加议处”的结果相当严厉：陈璧被“双开”。这就是清末著名的“陈璧案”。

至此，陈璧已经任职1年零8个月，成为邮传部在位时间最长的部长（“尚书”）。而6年间（1906～1911年）13次更换部长的邮传部，也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将陈璧革职后，敲山震虎的效果显露出来：邮传部立即开始清理整顿，裁撤冗员、削减经费。法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大理院等纷纷主动开始裁员节费。

其实，陈璧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上任后，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收回京汉铁路、收回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等，政绩斐然。但他的大刀阔斧，也被人理解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能”，因此“舆论多薄之”。自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如《大公报》就认为：“今日贪官污吏足跻满朝，而陈独负其重咎”，认为这还是一种政治路线清洗而已，陈的错误在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确生动反映了1909年大清国的国情。从辛丑变法（1901年）开始，大清国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历时8年，却依然没有能在治理腐败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大校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总结道：“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新政改革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大肆寻租肥己的好机会。

1906年，在宣布立宪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们会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步骤、路径等进行辩论。在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学部尚书）荣庆认为，政改应该缓行，因为当前“政体宽大，渐流驰紊”，官员队伍过于腐败、无能，不仅不能依靠他们实行改革，而且改革会给这些“神奸巨蠹”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他坚持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清的国情，不可“不察中外国势之异”，更要实事求是，不可“徒徇立宪之美名”。

历史记录没有显示荣庆的观点是否受到其他与会者的反驳，但显然，中央集体考虑到了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因此，会议的结论是：一、必须实行立宪政治改革；二、鉴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须先行预备。

反腐败与政治改革，的确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方面，腐败不除，依靠这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队伍，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样，成为新的寻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败已经表明了旧的体制和机制并不具备自我代谢的能力，不改革就无法消除腐败。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而在野者却无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保皇党、革命党，抓住政府的腐败大做文章，章太炎就认为，“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

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特征：矛头永远只指向政府和政敌，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当权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成了永远正确、不需监督的天使，这成为今后中国一切反对势力的固定操盘模式：保皇党从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将“保皇”、“勤王”的口号，转化为了在海外锦衣玉食的“生产力”；而革命党在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同时，将自己的团体从形式到实质都日益演化为并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帮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日本间谍的分析，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大小。同样，所谓的“反腐败”，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的斗争手腕，骨子里崇尚的还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主义”与“思潮”就不断流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力的质疑与约束，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上垒”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对于旨在“改朝换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败无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贯穿在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另一方面“施于人者、己必不欲”。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

100年过去了，如果人们将目光回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就会发现，当权者和国民，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少进步，离世界先进文明，何止是100年的差距！每念及此，不由人背脊生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