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延安开始造神，如我所说，这是中共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必然结果。

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人民的苦难、世代的受官府的欺压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盼。中共对根据地的土改运动，和后来全国的土改工作，适时地把百姓对神的期待和中共的到来联系到一起，从而产生更加巨大的社会效果，全民拥护中共、毛泽东是大救星。

在毛被推向神坛以后，在中国的道路怎么走的方面，中共内部的矛盾和争论依然激烈，表现在刘和毛在思想上越行越远。刘为了抵抗毛的左倾，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把毛的路线引入邪路，比如，把大跃进引入死胡同、让毛吃哑巴亏；把社交和四清运动搞成四不像；直到文革，刘依然行之有效地运作全国行政资源，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名，继续号召群众保卫各级政府。

刘作为国家主席，已经把持了国家的整个行政体系。文化大革命，使得毛寻找到了一个扭转刘的右倾路线的突破口，而刘为了和毛决战，煽动起全国的行政机关和毛对抗。毛不得已，重上井冈山，亲自领导最基层的群众，打碎全部国家机器，并重建。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亲自领导全国人民，砸碎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整套的行政机构，因为毛认为这套行政机构完全是听刘少奇的，而且是右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