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的社会里，稳定的规则必然会让社会分出层次。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能够节省大量的用于筛选的精力来注重于发展。相应的代价就是会有一个基数占绝对多数的群体经过阶层沉淀处于底层。如果这个国家发展状况较好，即便是底层社会也能活得有尊严，那么未必就能说他们是社会规则的受害者。但是进入社会金字塔中上层的人绝对可以称为规则的受益者。这些人被桑教授划分为精英阶层。

在左派理论中，精英阶层应该主动的为底层开辟一条更快捷的上升通道，让底层有更多机会进阶，分享社会成果。这一次我赞成左派观点。从左派而言出发点应该是道义。但是道德和道义都是一些主观的观念，以这些作为理论支撑点都是无力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一种更高明的道。

社会严格的实施统一的规则是公平的。但是这个公平在处于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来看则未必。上层规则受益者会欢迎并保持这样的规则。而底层则会觉得规则不利于自己，会批评规则的不公平。社会里的富裕阶层，四哥老提二哥这样的top 5% or up，为了能维持这种社会规则，要怎么办？一种greedy solution就是选择一毛不拔，因为自己挣来的钱也是辛苦付出和奉公守法的收入，凭什么要额外的付出？一种是主动做出表示，富人缴税额度更高，主动进行慈善捐献，承担更多社会义务和责任。第一种选择我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在重复实践。而现代西方社会则经过反思更多的选择了后者。

抛开那些虚头巴脑的道德不谈，社会中上层即是既得利益者，又是社会少数派，本身就依赖于当前社会规则。所以付出各种努力去维护规则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底层拥有的人口数量就决定了他们只要形成一致意愿就有能力去修改社会规则。新的规则未必就是好的，也绝不可能让底层都翻身进入上层。但是只要是能搅动社会，把一批底层人民搅合上去，至少底层从心理上就满意了。于是历史上就有了朱元璋。相较于严格的执行现有规则，上层主动的给下层开辟上升渠道，适当的腾出位置，更有利于与下层共同遵守现有规则。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在中国古代哲学里十分满并不是最理想状态。因为事情做到极致就必然招致亏损。最理想的状态是将满而未满。看似不能全取，实则是在相对高点巧妙维持更长久的时间，实现真正的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