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居士
明朝將門後。黃山隱居士。悲赤子哀嚎。慟神州殤恥。我歌實自慟，非獨為君泣。中華淪落急，救人即救己。
正文
转发自<光明觀察>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9/23/content_983433.htm
中国人口新危机
防风 何亚福 刊发时间：2009-09-23 06:00:43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人口飞速增长，人们面临着粮食、能源等各种资源短缺，为减缓人口增长、消除世界“人口爆炸”危机的呼吁不绝于耳。世界各国在这种形势下都相应地采取了一定措施以降低生育率。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生活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也是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酝酿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施，直到七十年代，才真正开展了计划生育，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快从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更替水平；然而由于年轻人口比例过大，使人口惯性增长不可避免，为了更快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政府在八十年代实施了更为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生育率大幅下降，世界人口发展不得不面向人口危机的另一面――过低生育率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老化。到1997年时全球就已经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全球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即生育率处在更替水平及以下)，联合国为此于1997年专门召开了专家会议，讨论低生育水平的问题。中国在当时也已经被列入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著名人口学家蒋正华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指出，中国政府希望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并不希望其下降得过低，即最好将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至1.9之间。
总的说来世界遇到了一个新的人口危机，那就是过低的生育率造成人口老化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显现出来。现在除了美国外的其他老牌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中，低生育率问题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关注。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跌到1.57的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媒体抓住了这个題材，结果“1.57震动”成为整个日本的头条新闻，促使政府在1990年建立了一个政府的部际委员会，以便“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尽管如此，到2004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还是下降到1.29，并且还在继续下降。这种趋势使日本政府十分担忧。担忧的原因在于生育率的下降会带来人口老化，人口老化正在加速并使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出现严重问题。韩国更严重，2003年总和生育率仅有1.17。还有新加坡、欧洲各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无不被这种低生育率问题困扰。他们为了应对低生育问题都采取各种措施，但是目前看来收效甚微，以至于一些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降到很低便很难再提高。
然而，中国的问题更为复杂，到90年代初以来，大家公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降到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种调查和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开始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后更是低于1.5，并一直在1.5以下运行，2000年更是到了1.22。对于这样的生育率，政府相关部门一直不予承认，对外宣称199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8左右，而且还要保持目前的生育政策不变，以“稳定低生育率”。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到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确凿无疑的。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3%，65岁以上人口7.1%，明白无误地显示中国老龄化的来临，成为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是“未富先老”的典范。除了老龄问题，中国还有一个其它国家没有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问题。通常新生儿性别比在103-107之间，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持续不断上升，到2000年达到难以想象的119，即每出生100个女孩要多出19个男孩。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到2020年中国25-35岁青年男子将比20-30岁女子多出4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将有4000万青年男子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这个比例将占同龄男子的1/3左右。对于这样性别比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深重的危机。
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世界人口问题已经不是担心“人口爆炸”，而是新的人口危机，即不得不为提高生育率、减缓老龄化以及解决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而奋斗。中国的危机更是严峻，不仅有“未富先老”的问题，还有出生性比失调问题；不仅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极端困难性，而且对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即过低的生育率还行乐观估计，加深这些问题的严峻性。
在各老龄化国家为提高生育率不得不用各种办法鼓励生育时，我们还在严厉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不能不说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认清的问题。下面就一些问题进一步详谈。
为了理解本文，我们先了解几个概念。
生育率，也称一般生育率，指每千名育龄妇女（通常15-49岁）一年活产的婴儿数。总和生育率指所有年龄别的生育率总和，反映平均一个妇女按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渡过育龄期所生育的孩子总数。终生生育率指某个年龄组妇女在绝育之后平均生育孩子的总数。总和生育率是用来模拟终生生育率的，是变动的，受政策等因素影响。更替生育率指群体保持总数不变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预期寿命有关，通常按2.1算，是以人均预期寿命70岁计算的，预期寿命愈低这个值俞大。政策生育率，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是指按计划生育的政策标准平均每个妇女终生可以生育孩子的总数。老龄化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
一、过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五六个孩子，确实使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使中国难以快速发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既是世界形势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然而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却引起许多人的非议。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正面临一场新型的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比所谓“人口过多”要严峻得多。
人口数量多，是一个问题，但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而要看人口密度和人均资源。在这两方面，中国的情况不算好，但还远不是最差的。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英、德、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当前的人口密度不足以阻挡中国的发展。人均资源方面的情况，与此类似。如果按2.0的总和生育率发展中国人口，即使按目前最乐观的中国人口总数估计，中国未来最多也不会超过16亿人口，这样的人口密度也远比目前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低。所以从人口密度的角度比较看，中国人口多并不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现在实际调查的生育率基本在1.3±0.1的水平，从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最近几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政府相关部门并不认同这个结果，而是估计为1.8左右，并按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最多时候出现在2035年前后，大约为14.86亿。这样的人口数量从人口密度的角度同其它国家比较，是难以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什么威胁的。然而根据计算分析，中国政策生育率只1.47左右，这样的生育率只是允许生育的生育率，但是存在大量的让人生而不生的现象，比如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丁克现象、单身现象，还有大量能生育二胎的人群在政府的鼓励下或者自己的意愿下而不生育二胎者，不要以为这不是小数字，透过各种媒体的报道看，这样造成的实际生育率比政策生育率减小的程度决不比因为部分超生现象的存在而使实际生育率增长的程度小；其次由于各种毛病或者疾病存在，在已婚妇女中还有大量的不育者，现在大量治疗不育不孕症广告很能说明这一现象，这种原因造成生育率的减少也不会太低；再次毒品泛滥、爱滋病漫延、笑贫不笑娼造成的“繁荣娼盛”而使性病广播，造成许多妇女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生育者；新的婚育观念使许多人三十多岁才结婚生育，这种现象使社会平均婚育年龄大大延后，这也必然减小生育率，不要以为这只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国的计生统计表明，近几年每年计生率都达到95%左右，也就是说只有5%左右人群有超生现象，就算为了政绩低报超生率，也不可能太高。这样分析，中国现在实际生育率水平在政策生育率以下在1.3±0.1是再合理不过了的事。如此低下的生育率必然造成中国未来极度老龄化。
现在大家都喜欢把地球说成是“地球村”，意思是说世界人民感觉相互距离如此之近，几乎与过去的一个村差不多，在这样一个村里人们思想趋同，习惯趋近是在的难免的。表现在生育方面，不仅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绝大多数处在低生育水平甚至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也都快速降到了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据最新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9左右，在四十年的时间内下降了一半左右，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由于严格地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城市地区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大家都能认同，根据调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0.7。农村地区的政策生育率在1.5左右，如果按政府部门估计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还在1.8左右的话，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2.25左右。当然如果全国总和生育率事实如调查的1.3左右的话，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只有1.5左右。高估生育水平，我们不得不冒更为严峻的人口老化的风险。
中国还将严格坚持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把保持1.8左右总和生育率水平寄托在农村超生和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胎的前提下。但是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趋势下是难以奏效的。日本韩国等不断强化鼓励生育的条件下，生育率仍不断下降，很难想象近邻的中国的城市人群会牺牲自我去提高生育率。事实上，最近在北京上海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独生子女青年中仅10-20%有生育二胎的意愿。农村生育意愿调查也发现，农村的生育意愿也仅仅只是平均每个妇女有生育1.5-1.8个孩子的意愿。
1.5以下的生育率是难以保证有良好的人口构成的，这一点是多数人口学者都认同的，这也是为什么1989年日本生育率降到1.57时会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根据调查数据，中国生育率实际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运行在1.5以下，这样的生育率不能不对中国未来造成结构性的危机。低生育率、男孩偏好的传统，使中国未来人口在年龄结构和性别比出现严重失衡。从年龄结构来说，由于生育率下降过快，低生育率运行长，中国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而在性别比方面，中国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
中国过低的生育率并不完全是在自愿的条件下形成的，独生子女政策强制执行是主要原因。独生子女在中国有着特殊的问题。
首先成长风险，由于意外伤害和疾病，独生子女遇到夭折、伤残、重病等意外，对家庭的影响非常巨大。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祖父母的生命意义全部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这样的风险对于他们特别是年岁较大不能再生育的父母，将是毁灭性地打击。据专家推算和不完全统计，我国１５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有４０万—５０万人，平均每天我国有４０至５０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国已有近100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伤残、重病等伤害更多。这些意外事故包括疾病、车祸、火灾、水害、自杀等，所有这些横祸都潜伏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可能降临。这些问题对所有独生子女家庭都是客观存在的生存风险，问题还在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安全问题（来自交通、犯罪、环境等方面）并未见减少。现实生活中，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案例时刻在拷问我们的灵魂和良知。
再就是成材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集、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科学等原因，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材问题的困扰。希望和压力并在，孤独和脆弱同行。独生和优生、优育、优教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联动机制。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材，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可能成为大问题：老无所靠反成其累。还有一旦独生子女父母重病或者死亡或者离婚，那么对独生子女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将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所有家庭可能遭遇的问题独生子女家庭也一样可能遭遇，而且由于缺少兄弟姊妹的相互支持，问题会更严重。
三就是养老风险，一旦独生子女离开父母去外地发展出现两地分居的情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的支持上必然出现缺损的问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更为巨大：农村大部分人都缺少社会保障，养老的重担都担负在独生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力不足必然引起极大的社会问题。
四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风险。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适当的人力资源的支持。过低的年轻人口比例，是难以支撑一个社会建康向上发展的。当国家受到安全威胁时，战争的选择有时在所难免，战争就意味着牺牲，可是独生子女是难以承担这种牺牲的，因为他们一个人的牺牲常常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毁灭。
二、人口老龄化危机
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不论按60岁标准还是按65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13%。按1.8总和生育率计算，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在31%、65岁以上人口在25%左右。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个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老年化率不断增高相关联。
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表现来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社会提出一些相应的要求，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首先，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的老年赡养系数上升，而老年赡养系数的上升则意味着社会负担的加重。社会扶养比的上升，严重挑战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就需要国家稳妥地解决好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老年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退出了生产领域，不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消费活动并没有停止，同时他们还需要医疗和护理消费，即经济消费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一般来说还有所增加。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负担的急剧增加，具体主要表现在退休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用、护理保健费用、社会福利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的快速增长。社会保障是年轻一代人供养老一代人，老年人越来越多和年轻人越来越少，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据上面的预测，到2040年中国每三个人中大约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届时每两个人就要养活一个老人，而这两个人中还有没有工作的儿童和学生，所以实际劳动人口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则更重。如果提高退休年龄，看似能够缓解劳动力不足，但是这是以老化劳动力结构、降代生产率为代价的。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极大地影响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并动摇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无信心，竟使日本首相都不愿意交纳社会养老保险。
中国的老龄化实际上是“未富先老”的状态，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城镇保障目前也只能现收现支，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甚至很多地区还一直“收不抵支”。这样的保障还只是社会扶养比很低时候的情况。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这个资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有1.4亿左右，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数仅仅有3860.2万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呢？
其次，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年龄结构及劳动力供应产生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渐趋于老化。这种变化会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第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老化以后，劳动力中青年劳动力比重低，中老年劳动力比重高，而人到中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衰退，眼花手拙，动手能力下降，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接受新事物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不如年轻劳动者，工作效率也会有所降低，因而劳动力老化以后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是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新兴的产业和行业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和行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老化的劳动力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较难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待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日本经济之所以在战后较短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充足、优质、廉价的劳动力。1990年以后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不能不说是日本社会老化的一个结果。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即收取“人口红利”时期，其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这个时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该趋势至今已持续20多年，已近尾声。“红利期”过后即将转入“人口负债期”。从2003年起，中国南方部分省市开始从“民工潮”突然转向“民工荒”，到2005年，“民工荒”已经扩展到东部、中部和西部。真正的原因就是人口结构恶化，年轻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造成的。
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他们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输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老龄化的危机，而我国“未富先老”，这种方法是很难有成效的。
从另一方面看，人口老龄化还将对社会就业和再就业产生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数量都有较大的增长。由于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的生存期日益延长。因而，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都还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也有参加劳动的愿望。但是，大量老年人口参与就业和再就业的竞争，必然会增加社会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因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直线攀升，1998年4月达4%，同年12月第一次超过美国的失业率达4.5%，2001年7月超过5%，以后数月日益恶化，同年2月为5.5%。2002年11月29日总务省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10月份的完全失业人数为362万人，比上年同月增加10万人，连续19个月增加，完全失业率为5.5%。日本政府估计，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对于中国老龄化继续发展，也会引起失业率增加，这可是前车之鉴。
再次，人口老龄化对教育领域、产业结构、消费领域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少年儿童的比重和数量不断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和数量迅速增加。这种年龄构成和人口数量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数量构成遭到破坏，形成新的人口年龄结构。社会的这种人口构成状况，必然要求有新的文化教育结构与其相适应，因而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原来形成的文化教育结构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过大的青少年儿童教育规模及能力与日益减少的青少年儿童教育需求及数量的矛盾，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及其接受教育的需求与现有老年教育设施的矛盾。中国在1997年小学生在校人数达到最多的近1.4亿，但是到2004年在校生仅有1.12亿，减少约3700万人，减少小学学校25万所左右。新生人口的快速减少，必然造成对相应的医疗、抚育、教育等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这也是造成目前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原因之一。
人口的减少，既意味着生产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减少。因此，即便可以通过机器人等科技手段以及延长工作时间、推迟退休和再就业等办法发挥人的“潜能”和“余热”来抵消因生产者减少带来的损失，可以用少量的劳动力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这也难以保证经济的发展。青少年是人口中消费最活跃、最前卫的人群，由于生育率低下，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老年化程度提高，推动技术发展的前卫消费不足，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延迟作用。
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青年来完成的，社会的老龄化必然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活力。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也接近二胎，即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在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减少，将使得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变得难以为继；其次，老龄人口增多必将动用更多的储蓄，导致储蓄水平下降，投资减少，单纯消费增加，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最后，社会保障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
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钱来养退休的人，没有积累，总是工作的人养老人。支撑这种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条件。虽然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现在中国领养老金的人只有4000万左右，以当前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3亿、4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人说现在趁年轻时多存点钱，老了就不怕了。但实际上，现在存的钱不过是一纸契约，今后将它换成养老，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钱，以后也许可以对付，但就整个社会来说，老一代要靠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钱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钱，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工作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总之，人口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而中国向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已不可逆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如何减轻其恶果，如何尽量缩短严重老龄化状况可能存续的时间，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危机问题
自然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03-107之间。长时期、高程度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特有的人口问题。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如果不计瞒报或漏报的影响，那么，这即意味着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伴而出生了119个男婴。在2000年之后，我国婴幼儿的性别比仍在继续升高。2003年我国0～4岁婴幼儿的平均性别比达到121.22。同期5～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9.66，10～14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69，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61。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近20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在迅速恶化。到2020年，中国25~35岁男性将比20~30岁的女性多出约四千万。这就是所谓的“四千万光棍”问题。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是下面这几个省份：江西（138）、广东（137）、海南（135）、河南（130）、安徽（130）。而且，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对生育过程的侵蚀。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实际上，我国性别比失衡问题应该追溯到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那时就已经发现这种状况，但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后来政府虽然下发了打击B超选择性流产的相关文件，然而，这个文件没有实施细则，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国痛失了1990年到2000年这10年打击B超选择性流产的机会。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
我国性别比失衡不仅伴随每年新出生人口数的减少而形成递增趋势，即出生人口越少，性别比例越大，而且是乡村、城镇和城市的全面失衡。
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生育要求的少生（1－2个孩子）与人们传宗接代思想和养儿防老摆脱贫困的需求相矛盾的结果。既有传统的僵化思想的不合理的一面，也有人们现实的合理需求。同时由于技术进步，“B”超的广泛使用、流产风险的减少，为先择性生育而导致新生儿性比失衡带来现实的结果。
性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这个差正好是4000万多一点。也就是三个多男青年只有2个合适的女青年可以追求。有人认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拉大婚龄差来解决。然而，婴幼儿人口持续下降、性别比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为低龄女性人口本来就越来越少，挤压的结果使低龄男性婚配机会更少，这样婚配竟争会愈演愈烈。有人以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来解决，事实是如此大量的青年光棍人口比许多中等国家人口还多，哪里能找到这样多的适益女性呢？现在中国还是个很不富裕的国家，跨国婚姻反而会使多的女性外流，使国内婚配形势更严峻。4000万难以婚配的青年男性，最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严峻的婚配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首先是造成家庭不稳定。由于女性选择配偶的机会较多，离婚选择更优秀配偶的愿望和机会都很高，家庭破裂的比例因此会很高。只要比例失衡较大，这种现象都会存在。再就是婚龄差别加大，夫妻代际矛盾加深，必然损害家庭的和谐。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其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由于庞大的无法建立稳定家庭的男青年的存在，社会人伦会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整个社会无法保持稳定。比如卖淫嫖娼现象会更严重、骗婚买卖婚姻现象会增加、性病爱滋病等会更泛滥。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这些问题必将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之中，国家兴旺与繁荣都将是一句空话。
看看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会发现，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仍很严重，女性就业比男性更困难，就业后女性收入相对较低，老龄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而所有这些严峻的事实，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当只能生一个孩子时，我们不难想象，千方百计要一个男孩的愿望会有多么强烈。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想通过立法严惩胎儿性别鉴定来矫正性别比失衡，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性别比严重失衡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很快就会品尝到它结出的苦果的滋味。
四、加剧人口危机其它因素
一是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现在婚检率下降、吸毒、性病都不可避免地提高了缺陷婴儿的出生率。缺陷婴儿对未来人口总体质量的影响不言而喻。
二是人口的机械迁移带来的社会问题。流动人口的机械迁移造成“留守小孩”、“流动小孩”。流动人口子女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他们存在着边缘化危险。由于农民工收入与市民相差太大，贫富差距悬殊也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三是毒品漫延，吸毒者不仅损害了自身的工作能力，而且对养育后代非常不利，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加剧中国未来人口危机。
四是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增长对我国人口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人群已从重点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并已进入快速增长期。据专业机构的估计，到2002年底，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大约占全部成年人口的千分之一。如果艾滋病的流行按照最近几年的平均速度发展，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人口可能达到1000万人左右。
艾滋病对中国人口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假设到2010年时我国有1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即成人感染率由目前的1‰上升到1%，而后开始持续下降到2020年时基本没有新发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仍有部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尚未转为艾滋病患者，按着正态分布模式，2010~2030年间大约有2000万人直接死于艾滋病。由于死亡人口绝大多数是20－40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口，他们的死亡不但直接减少人口总量，也将间接地减少出生人口。第二，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目前我国报告的艾滋病人口中，90%是最具有社会创造能力的20至49岁的人口。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不但是物质再生产的主力军，同时也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部分人口的丧失会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加剧人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老化指数。第三，对老年人口的影响。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涉及中国大陆所有省市区，但主要在农村和落后地区。在农村老年人口缺乏社会保障，养老主要靠子女的情况下，艾滋病患者的增加无疑会使本就脆弱的农村老年养老机制雪上加霜。
五、中国人口数字考查
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像迷一样困绕着许多中国人口学家，他们大都不敢肯定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到底出生了多少人。有人说2000年中国不是进行过人口普查吗？普查后的人口还不清楚吗？可是人口普查事后分析和调查表明，普查存在严重的漏报和重报问题，以至于计生委和统计局在调整90年代以来的人口公报中的出生人口时竟用国家教委的小学新生入学统计数据作依据，而且调整后的数据与普查数据相差很大。这样的数据我相信大部分人口学家是不会认可的。而政府有关部门正是根据这样的数据把2005年1月6日确定为中国大陆第13亿人口日。当然，还有不少人根据自己周围有很多超生现象，竟然认为现在中国大陆远不止13亿人口，可能有14亿到15亿甚至16亿之多。总之中国人口状况不管是专家还是民众还是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可以说如同走在迷雾中一般，谁也不敢肯定；然而，当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为人口减少或老龄化问题而想法促进生育时，我们还在迷雾中想法稳定低生育率，这样下去当迷雾散尽，人口老化、性别比失调问题到来之时，我们将如何面对呢？如果到时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从而阻碍了中华民族强盛复兴之路时，我们有何面目面对子孙后代呢？为此笔者搜集各种数据，以期找到中国人口真相，让我们从人口迷雾中走出来。
2005年1月6日，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大陆第13亿人口出生的日子，被称为13亿人口日，这一天政府多个部门对我国大陆第13亿人口的到来作了非常高调的宣传，都强调人口形势还很紧迫，计生工作还得抓紧抓好，其依据是今后十几二十年，中国每年将有800至1000万（国家统计局局长）或1000万左右（计生委主任）的人口增长，如果不抓紧，中国未来人口就会超过16亿。（见13亿人口日讲话）。而实际上统计公报表明，中国人口每年增加数从2003年开始就低于800万，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提高，死亡率上升，以后每年增加人口还会逐年下降。实际情况请看下表：
表一、是国家统计公报历年公布报告的人口总数及新生、死亡、净增人口数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对应年龄人口数。
年份总人口/万新生人口死亡人口净增人口五普对应年龄人口
1988---111026---2464---731---1733---2458
1989---112704---2414---732---1682---2514
1990---114333---2391---757---1634---2621
1991---115823---2265---771---1494---2008
1992---117171---2125---774---1351---1875
1993---118517---2132---782---1349---1791
1994---119850---2110---774---1336---1647
1995---121121---2063---792---1271---1693
1996---122389---2067---799---1269---1522
1997---123626---2038---801---1237---1445
1998---124761---1942---807---1135---1401
1999---125786---1834---809---1025---1150
2000---126743---1771---814---957---1379
2001---127627---1702---818---884
2002---128453---1647---821---826
2003---129227---1599---825---774
2004---129998---1593---832---761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首先，即使按统计公报数据，十多年来中国新生人口不断下降，而死亡人口不断增加，到2000年每年新增人口数就已经低于1000万，2003年新增人口数就小于800万，如果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继续稳定低生育率，随着新增人口数不断下降，根据变化趋势，2020年前后就会出现0增长，因此即使按照公报数字，未来二十年中国每年平均新增人口决不会多于400万，政府官员所说未来十几二十年每年新增800至1000万的人口依据何在？
其次，按统计公报数据，1991年￣2000年新生人口共计20347万，到2000年底，即使假设死亡率为3%，2000年底0￣9岁人口至少应该有19737万；而2000年人口普查0￣9岁人口只有15911万，少了3826万，即17%的比例，反过来如果普查结果是真实的，十年统计公报的数据则多报了24%以上。
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权威解释；对于第二个问题，政府相关部门是这样解释的：基于小学入学人数的统计，2000年普查时0￣9岁人口严重漏报，以及根据总和生育率在1.8的估计，调整了各年的人口公报数据。
计生委一直宣称中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近几年一直在1.8左右，其根据竟然是不合理地的利用小学新生入学人数和对80年代的经验上。事实上，从历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开始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后更是低于1.5，并一直在1.5以下运行，在1998年甚至到了1.11，2000年为1.22。当然90年代后的总和生育率数据低得难以想象，所以干脆没有标在统计年鉴上（除2000年外），上述数据是许多学者通过对历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计算的。笔者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1年、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表以多种方法计算，可以得到2000年、2001年以及2003年各年的前5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均在1.3±0.1水平。其它多种调查数据也都支持这样的结果。
计生委把调查得到的1.3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调高到1.8的一个理由是80年代人口变动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比90年普查的结果低，所要按比例把现有的生育率调查数据相应提高（实际比例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样的提高却没有任何调查依据，要知道80年代的高生育率有相当多的违反政策现象，他们瞒报是因为超生较多，但是90年代后期到现在，调查的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了，哪里还有多少超生的孩子需要瞒报呢？因此这样的调高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因为瞒报漏报需要调高，比例也应该很小的。
再一个调高生育率到1.8的依据是小学新生入学人数的统计。这里第一个不合理之处就是小学新生入学数量是明显偏高的，与小学在校人数明显不符，原因是人口流动大，入学门槛低，再入学现象很普遍（如异地再入学、跟不上退学后再入学等）。再就是1997年小学在校人数最高，当时为了减小学校压力，有些学校延后入学年龄，而以后由于小学人数锐减，大部分地方都降低了小学入学年龄，所以比较两个数据时1997年至2002年的小学入学人数不只是共6年出生的小孩，恐怕是7年甚至更多年出生的小孩。今年教育部没有公布2004年小学新生入学人数可能也是由于新生入学人数太低的原因，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在校小学生人数减少的程度可窥一斑，因为降低入学年龄是有限度的。
那么1.3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合不合理呢？政策生育率只1.47左右，这样的生育率只是允许生育的生育率，但是存在大量的让人生而不生的现象，比如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丁克现象、单身现象，还有大量能生育二胎的人群在政府的鼓励下或者自己的意原下而不生育二胎者，不要以为这不是小数字，透过各种媒体的报道看，这样造成的实际生育率比政策生育率减小的程度决不比因为部分超生现象的存在而使实际生育率增长的程度小；其次由于各种毛病或者疾病存在，在已婚妇女中还有大量的不育者，现在大量治疗不育不孕症广告很能说明这一现象，这种原因造成生育率的减少也不会太低；再次进入90年代以来爱滋病漫延、笑贫不笑娼造成的“繁荣娼盛”而使性病广播，许多妇女因而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生育者；新的婚育观念使许多人三十多岁才结婚生育，这种现象使社会平均婚育年龄大大延后，这也必然减小生育率，不要以为这只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国的计生统计表明，近几年每年计生率都达到95%左右，也就是说只有5%左右人群有超生现象，就算为了政绩低报超生率，也不可能太高。从上分析，中国现在实际生育率水平在政策生育率以下是再合理不过了的事。
第五次人口普查之前，各方面都已知道90年代以来多次抽样调查表明总和生育率总是低到难以让人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普查时都特别强调了防止低龄儿童漏报的问题，并推出了多种防止措施，因此要说2000年人口普查0￣9岁儿童漏报严重达20￣30%真的是不可想象。1991～1996年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1991～1996年累计出生人数为9414万人，而五普数据显示这几年出生的孩子为10538万，比计生统计多了1000多万，这样难道还没有把水份挤出来吗？
普查数据和多次抽样数据表明，计生委估计的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根本达不到的。那么根据普查数据和抽样数据进行调整，中国的人口形势究竟是怎样的呢？将表一中2000年统计公报人口总数126743万减去1991￣2000年公报中的新生人口数20347万，再加上2000年普查0￣9岁15911人口，那么2000年总人口仅仅为122300万人口，也就是12.23亿！同理2000年当年也仅仅能增加565万人口，而不是957万。由于老龄人口比例增加，中国死亡人口正逐年稳步增加（见表一），而由于生育年龄人口正逐步减少，如果仍保持现在的生育率水平十几年，每年新生人口还会逐年减少（是在并不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情况下，如果存在这种现象，那问题将更糟），通过趋势作图计算，这样大概会在2020年前后人口将达到最大值，这个值是多少呢？约12.8亿！
用最简单方法算：
12.23＋20*0.0565/2＝~12.8（亿）。
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算出2000年年中人口约在12.25亿，2001年生育率按1.3，2002年1.35，2003年1.41，2004年以后均按1.30算，到2004年年中人口只有12.45亿，推算到2019年人口达到最大值且只有12.95亿左右。王广州在＜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中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数量则应该在12.26至12.48亿之间”，基本符合笔者的推测。
从上面的考查考证来看，中国目前实际人口比公开发布的要少，特别是在低龄人口方面更甚。用这样的结果计算中国未来的老龄化程度以及估计未来中国人口危机，只会让人看到危机更为深重。
结语
当世界许多国家不再把减少人口作为解决本国的人口问题，而是想方设法鼓励生育，以解决老龄化危机时，中国不仅不应该藐视这样的危机存在，而且对于自身还存在的严重的出生婴儿性比失调的问题、未富先老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的问题以及高比例的新生儿缺陷、毒品漫延、爱滋病传播等等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和人口素质低下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而政府在害怕人口过多方面似乎有点偏执，不敢承认中国目前的超低生育率状态，处处高估人口多造成的影响，反而对中国人口结构存在的严峻问题不能重视――重视人口结构问题必然要反思计划生育政策，这实际上就成了危机中危机。处在危险中的人是危险的，不知已处在危险中人更是危险，而不承认处在危险中又不断加强危险程度的人的危险不言而喻。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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