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华大本周一的全校免疫学报告，讲员是美国当红免疫学家，Caltech 教授Pamela Bjorkman。她最辉煌的成就是在哈佛结构组当博士研究生时，解出了里程碑的MHC结构，使她的导师与华大教授Emil Unanue 分享拉斯卡奖。她的导师在田纳西旅行时离奇死亡，另一位合作哈佛教授是耶鲁校友和华大前教授Jack Strominger，Jack也是邱成桐的rising star儿子Issac Chiu的导师。中国乔治高也在哈佛其他结构组做过博士后，他在西方学术界看不到尽头后，去天朝指点江山。

Pamela Bjorkman经常从Caltech 向媒体做科普，她的演讲一与既往的精彩。我见到过年轻时的她，她做助理教授时就锋芒毕露。她现在已经相当资深，讲的重点是非洲裔博士后的Cell和Nature，他刚到斯坦福做助理教授。

现在面对新冠病毒，美国学术界可以说充满信心。Delta波正在消退，年轻人回到了校园，负面消息越来越少，美国到处充满生机。美国信心满满的原因是因为新冠的几个特点都被美国科学家掌控或攻破，我们离去交响乐厅听贝九欢乐颂的日子似乎不远了。

首先他们几乎都蒙对了唯一的新冠病毒中和抗原。在设计疫苗时，美国科学家只瞄准了新冠的S蛋白，以此希望封闭它与受体ACE2的结合，当时只认为S蛋白-ACE2的结合对于新冠病毒攻膜重要。这点现在看似简单，但是Moderna在去年2月份在托尼办公室设计mRNA疫苗序列时，只考虑S蛋白-ACE2相互作用是场豪赌，因为当时对新冠是否存在像艾滋病毒那样的CD4和CCR5多种受体都不清楚。如果中国西安弄错的CD147确实是新冠病毒第二受体的结论成立，那么仅封闭S蛋白与ACE2结合的疫苗或Regeneron与礼来的中和抗体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应该向去年初在西雅图率先接受Moderna mRNA疫苗的勇士们致敬，他们可能的巨大牺牲换来了美国和世界的希望。

既然mRNA疫苗刺激产生了封闭新冠与唯一受体的中和抗体，那么mRNA疫苗所激发的保护力至少应该与恢复期病人的抗体相似。

但是现在的媒体经常称恢复期病人比疫苗接种人拥有更强的保护力，我不这样认为，但是解释无数次都效力甚微。他们这样认为的原因是基于恢复期病人得到了病毒的全面刺激，但是沒有考虑中和抗原只有一个的事实。这次我索性问了这位专门做新冠中和抗体的Caltech结构生物学教授：“From structure biology viewpoints, do you see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neutralizing capacities between antibodies from convalescence patients and antibodies from mRNA vaccine-stimulated individuals?” （大意：“从结构生物学考虑，你看到过从恢复期病人分离的抗体和疫苗接种人产生的抗体的中和效力存在区别吗？”）。

Pamela Bjorkman的回答是沒有区别，并且强调这是好的事情，因为疫苗和治疗用中和抗体都会很有效，他们在文章中就说过。希望这些科学证据能够终止那些鼓吹只有以身感染才能成好汉的宣传，大家不要再以身试病毒感染了，人类科学创造的疫苗也能很好地保护你。

更深究应该mRNA疫苗的保护力还更高些，因为Moderna疫苗能刺激产生4倍的恢复期抗体。注意灭活疫苗只能产生0.4倍左右的恢复期抗体，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同意现在国内提与病毒共存的原因，也困惑为什么复必泰疫苗迟迟不能大规模上市，逢美必反是会吃大亏的。我也十分自豪自己参与揭露某科学家在Ad5疫苗上的胡吹，现在证明我当时预测是正确的，获准前往美国旅行的二款疫苗也是科兴和北京国药，根本沒有Ad5腺病毒疫苗。

另外一点是，新冠病毒的突变率奇低，Pamela Bjorkman甚至预估过特低的新冠突变率。因为表面的S蛋白丰富，使得抗体的Fab双臂能够有效中和它们。她在新冠前是做HIV抗体的，发现艾滋病毒表面因为中和抗原少，使Fab只能使用单臂，站都站不稳。

最三点是回答Skip Virgin 在疫情早期的担心或假设，那就是新冠病毒是否会在疫苗刺激和治疗单抗的大量应用后发生大规模的免疫逃逸行为。我当时在文章中就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昨天Pamela Bjorkman在回答问题时也称她没有看见这种趋势。

可见我的2020年12月22日的博文：“病毒通过各种途经变化从而避开免疫攻击，这种现象被称为免疫逃逸。Skip的研究组刚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新冠病毒的免疫逃逸的突变，文章在网上可以看到，不久就应该在重要杂志登出。他专门有张幻灯列出他们今年的好几篇Nature和Cell，声称公司也可以贡献智力创新。他进尔这样大胆假设，如果新冠病毒面对更大的选择压力，例如95%有效的疫苗和大量的治疗性抗体，当人体被诱导产生或外源输入的抗体或淋巴细胞将新冠病毒逼到生死存亡的悬崖边时，新冠病毒就可能突变。他这似乎说得有道理，但是他这个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不能解释人类造成的天花的绝迹，以及人类对脊髓灰质炎、麻疹或乙肝病毒的控制””

美国在新冠中付出的代价最多，但是美国应该是最终依靠科学全面走出新冠的国家。应该强调无论怎么说美国都是新冠的受害国，隔洋传过来的，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被政客们搅混水。

以前美国士兵从亚洲和欧洲战场凯旋时是会游行的，如果战胜新冠的那些英雄应该包括Kariko和Weissman。还应该包括在自己办公室决定mRNA疫苗的托尼·福奇，在国家科学层面上，美国抗疫的最大贡献者非托尼·福奇莫属。中国方面则应该感谢新冠病毒的最原始发现者石正丽和张永振，还应该吸取这两大教训：允许信息自由传递，严禁食用野生动物的恶习。

最后谈一下鲍威尔将军去世的消息，他接种了二剂疫苗，属于完整免疫者，但是他在84岁去世时仍然是新冠病毒阳性。在美国所有死亡病例中，只要是新冠阳性都会算入新冠死亡。

其实鲍威尔将军是死于多发性骨髓瘤，为一种产生抗体的B细胞终端分化细胞浆细胞的恶性肿瘤，它们能够制造很多免疫球蛋白的重链或轻链，但是病人产生抗体的功能却出现了障碍。我们知道骨髓是绝大多数免疫细胞分化与增殖的基地，除了现在发现的部分巨噬细胞来自其他地方外，大量恶性骨髓瘤细胞占据骨髓后使得病人的免疫功能障碍。

这些原因使多发性骨髓患者产生抗体的能力只有正常人的大约五分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鲍威尔将军接种的疫苗没有保护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