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耗去我大约二个小时的时间听了关于汉口协和医院历史的讲座，因为感兴趣，时间过得很快。弄得每天需要更新的博文，和华大例行的安全考试，都被我推到了一边。这个讲座主要是同济医学院英国校友会主办的，请到最早去援助协和医院的Thomas Gillison医生的孙子Walford Gillison为我们讲解汉口协和医院的历史。Walford本人也是英国外科医生，现年86岁，在汉口协和医院出生，长到11岁才返回英国的。

同济英伦校友舒笛为我们展示了这张英国人在汉口协和医院奉献的名册，这可以说是英国医学界人士贡献中国医学的历史缩影，五角标志显示了在汉去世的英国人。参与创办协和的Thomas Gillison于1882年抵达汉口，1937年在汉口去世，他在武汉三镇贡献了50多年。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纪立生，说一口地道汉腔的中文，他的儿子Keith也在协和行医多年，孙子Walford 则出生在自己经营的协和医院。

有张照片显示，纪立生指导我的天门老乡Chao Ch‘i Sun（孙兆祺）将医学教科书翻译成中文，现代医学就是这样被引荐到中国的，惠及到亿万的中国民众。

Walford在周末谈到的就是英国教会的援华史，如果没有教会的努力就没有协和医院的创建和发展。这点与耶鲁的雅礼协会和洛克菲勒援助中国的计划还有所不同，虽然雅礼协会早期去中国的人士都有很强的宗教使命感。写出这些文字时, 我必须说明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尊重历史的真相。

我们同济医学院是由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院和汉口协和医院共同合并组成的。现在中南地区最好的两所综合性医院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正是我们的附属医院。

同济深受德国风格的影响，当年德国的医学领先于英国，美国则只有派学生去欧洲留学的份。同济医院与医学院校本部连接在一起，我们自然以同济的德国渊源为骄傲。说句实话我除了知道汉口协和医院的门开在哪里，对那里的归属感很淡。在医学院的时候，协和医院对我来说感情连武汉市中心医院都不如，因为中心医院是我们完成了实习的医院，还有那些在“汉口租界”周围的难忘时光。

我现在己经在美国三十多年了，去德国是在美国工作与生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情。这样使我处在一个矛盾的位置，我在同济时归于医学二系，我的见习是在同济医院，但是我对属于英美派系的汉口协和医院则不熟悉。

这次讲座改变了我以前的很多认知，整个同济医学院的历史应该加上协和医院的篇章。我开始将文章的题目定为“应该还汉口协和医院一点公道”，随着文章写作的深入，我将题目改成“英国人在汉口创办的协和医院”，我这样做是想给那些从上海来的德国流派的家伙们一点面子。我在会上提到上海同济在迁汉前所写的关于武汉医学的考察报告，他们固然对协和医院赞美有佳，但是有对武汉医学整体不行的描述，这些造成了历史性的误传，什么武汉连appendicitis（阑尾炎）都做不好更应该是谣传。这些争议我以前时有所闻，这次从Walford Gillison 的演讲中得到了证实。从他描述的手术看，他们当时就是世界水平，从眼科手术、肺结核的人工气胸到上下肢的假肢他们都能开展。

我系统研究过耶鲁在医学上的援华历史，也读了不少洛克菲勒将北京协和医学院办成世界水准的医学教育中心的历程。洛克菲勒财团当年向中国投了超过四千万美元的经费创办北京协和医院，为他们在海外的最大投资。因此我在讲座时专门问了Walford他们是否收到过洛克菲勒的钱，他一口就否定了。我觉得历史学家还应该去追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医学的渊源，他们都是协和派系，使用“Union”和“协和”这完全相同的英文和中文绝非偶然的事情。当时齐鲁医学院也是美国和英国联合办的，还有华西协和。这些都需要历史学家的考证，这应该不难。洛克菲勒当时买北京协和时就是英国教会参与经营的协和，汉口的协和也是英国教会主导的。

我总的观感是，Gillison家族在英国教会里的影响力不够，甚至被抽调去山东齐鲁建医学院，在山东执行完任务五年后仍然惦记着返回汉口的协和医院。

汉口协和医院没有像北京协和、湘雅、齐鲁、中山和上海同济医学院那样发展成为医学教育中心，只是一个不错的医院。从另一个测面说当时的汉口比湖南长沙开化得多，因为我问Walford 中国普通百姓对西医的态度如何？他说西医当时非常受欢迎，而我读到的在湘雅医院的耶鲁毕业生给中国人看病时，当局是要求保安监视的，害怕“亡我之心不死”。汉口协和医院创办人杨格非在访问湖南时，差点被人打死。

思考为什么汉口协和医院失去了与英国的联系，而同济在改变开放后的1977-78年就派教授代表团去德国访问？这里可能有几层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当时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恐怕很少是直接在英国受训的，例如管汉屏教授是从美国回去的，王辨明教授拥有上海同济和美国背景，这与同济医院加上院本部的德国背景的影响力没法比。就是因为留英人数太少，对英国没有亲近感，我们在校时连协和是英国人办的都不知道。其次英国这个帝国的海外滥事太多，轮不上汉口协和。最后一层就在意识形态上，协和恐怕比同济更左倾，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至少从这次面对新冠时两院领导与上面互动的不同可以看出。这些原因或多或少地可以解释，为什么协和在与同济竞争时处于相对的劣势。同济要实在些，拥有德国人的传承。

与上面的议题相关，我们应该反向问个问题：为什么汉口协和保留它的建筑风貌的意思那么淡？北京协和医院和山东齐鲁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我都去过，他们都是美国建筑师遵重中国建筑风格设计的。内部结构融西洋建筑理念，外面则是古香古色的中式建筑，对我这个当时没有经过建筑艺术洗礼的年轻人来说，那种美感至今难忘。汉口协和早就没有这些了，只有将创办人杨格非（Griffith John）的塑像放在现代建筑中。

同济群里有些校友说英国向中国派的医生的水平不行，这纯粹是误解。Gillison家族的第二代，也就是Walford的父亲Keith Gillison是FRCS, 我查了为英伦几个地区外科协会的荣誉会员，应该是很优秀的。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当年也是派最优秀的人去中国广州或长沙，甚至因为传染病使有些医生和他们的配偶死在中国。记得以前读到从耶鲁毕业生带着新婚妻子，抵达中国后太太就染病去世了。当时美国教育是面向精英阶层的，那个年代能读耶鲁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贵族家庭。无论是耶鲁本科或医学院，当时都比现在还精英，他们拥有的就是宗教情怀很重的献身精神。这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耶鲁或美国其他医学院毕业生从湘雅和北京协和返美国后，也是担任美国重要职务的栋樑之才。

现在来说明我为什么将文章取名为“感恩英国传教士将现代医学传入中国”。首先我说出的是事实，在19世纪中叶之前，在耶鲁校友没有去广州创办首座现代医学的眼科医院的时候，在沒有英国传统士Griffith John和Gillison家族建立汉口协和医院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只有心、肾或肝这些名词，但是应用在这些器官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正是西方的传教士为我们带来了科学的新知。他们可以几代人贡献给中国人民，葬在中国。我们是一个尊重长者的社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强调感恩的民族，我很感动同济美国校友陆芸在Walford Gillison的演讲最后，向他表达了这层含义。

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不断改进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对意大利这个我们在欧洲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我们总希望能有机会重返。如果我再次见到Tuscany（托斯卡纳）的小村庄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来自WH的人，我会深感愧疚。虽然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自己的疾病有罪恶感，这是全世界通用的医学伦理学，但是武汉早期错过了太多步骤，500万出来的人将病毒传向了全世界，责任还是有的。我已经向包括阿肯森在内的美国人说了道歉，他说沒有必要，他是医生可以理解，普通民众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意大利是对西方文明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与希腊齐辉，他们的现在的居民说从来沒有见过如此危情。我以后会在罗马的街区或佛罗伦萨的小酒吧里，对达芬奇、米克朗基罗和Raphael的后代们亲口说声对不起。”。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002/202003/16561.html”

下面是英伦灯叔对我的提问的回答，我称他说伦敦腔的女王英文，他说自己是湖北口音，更准确地说是宜昌口音：

我的问题：“隔洋听了你们的演讲，英国腔的英文精彩还在耳边，有想写点东西的冲动了。以你的定义为准，Gillison家族不是协和创办人，但是几代人在超过60年的时间里贡献于协和，你们怎么定义Gillison家族？共同创始家族？”

这是英伦同济校友灯叔的回答：

“Thanks for supporting the webinar and raising online & offline questions。Not the founder, but the most pivotal family for Union Hospital’s survival and growth”。

“其实狭义地讲，也可叫founding family，因为协和的名字是28年建新院才取的，那时纪立生是院长（主持）他自己回到英国也当了个外科医生（well，外科大夫，兼院足球队员），是伦敦医院，当时在足球场上是我们St Barts医院的劲敌。后来这两家等合并成为了英国最大的医院集团，所以他和我也可以混成院友。伦敦医院后来皇家冠名，叫 Royal London Hospital。”

“纪立生属于那种很执着的人，觉得上帝就是让他在华中开展医疗事业，所以在齐鲁呆不住。因此是教会迁就了他，放他回了汉口主持协和医院”

“另外一个重要财源提了，但如果赶上网络不好，大家可能漏掉。纪立生的岳父是当时英国的bacon大亨，而大亨的女儿打从（与李俊同校的Royal Free Hospital）医学院毕业后，本来是尊从上帝的旨意到重庆行医的。没想碰到纪立生后爱情战胜了圣意，执意留在了汉口，办夫妻医院。哪个父亲抵挡得住女儿“索”要的赞助””

备注：这里指纪立生太太回英国度假时，为了建协和新楼把自己在英国的房子卖了。

演讲中的Walford Gillison。

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协和医院在汉口的位置。

Thomas Gillison与Chao Ch‘i Sun（孙兆祺）共同翻译英文医学书籍。

汉口协和医院当年能实施的手术。

通知太太买Walford Gillison的这本书。

Walford年轻时应该很健谈，现在也是，校友应该趁他们还在世多挖史料。Gillison家族的故事让我想到我们家的美国朋友Barbara 家，她的苏格兰和德国裔祖父母也是葬在中国。十分庆幸，85岁的Barbara在这个圣诞节还安好，已经患Alzheimer’s disease多年了，但是仍然不忘给我们寄来圣诞贺卡，也感谢我们的礼物。

现分享我的一篇旧博文：

芭芭拉家的中国情怀

雅美之途，2017-01-15 17:12:21

近几年每次趁儿子回来过圣诞节时，我们都请与我们家拥有几十年友谊的美国朋友芭芭拉聚餐。我们开车去密苏里河那边的圣查尔斯接她，餐后再把她送回家。芭芭拉的先生瑞德大约五年前去世了，他是位退伍军人，他们夫妻感情笃深。瑞德在世时我们与芭芭拉家的互动是反过来的，我们偶尔去她们家过圣诞节或其他原因的相聚，驱车去圣查尔斯有段路程，儿子年幼时正好在车里可以睡一觉。身为纽约人的芭芭拉在二十出头的花样年华，与在纽约长岛当兵的德州人瑞德相遇，婚后孕育四位女儿，三位在身边，一位远嫁加拿大。她就是美国所有电影或电视剧里的传统家庭主妇的形象，相夫教女，她甚至对自己成年的女儿在孩子年幼时出去工作都有微词。与她相反，她的所有女儿都是职业妇女。

他们年轻时向往离开纽约的生活，用芭芭拉的话说：“你所有的努力，只换来“我在纽约”这个存在用语，太不值得了”，纽约长岛自然是太贵了。于是他们将全部的家当和几位女儿放车上，一路西行，芭芭拉形容他们几乎通过在地图上掷骰子的方式来到了密苏里。瑞德当时除了军队的关系外，并没有确定的在纽约以外的工作机会。瑞德从部队退休后，他们家在密苏里的其他小镇停留过，瑞德随后在麦道公司从事技术工作直到退休，位于圣路易斯的麦道并入波音后成为波音的军机生产部门。几乎每次我们相聚的席间芭芭拉都是老风格，手里握着一叠照片，细数她的四位女儿繁衍的大家庭各成员的近况，她在去年的圣诞节告诉我们，她拥有九个孙子和八位重孙，今年更新说她的家庭还在壮大中，增加的都是重孙级别的。当看见照片中儿子小时候的玩伴小安迪现在己经成为歌手，他当时还是金童，我们不免感概岁月之流失。安迪从大学退学后全职成为在美国巡演的歌手，上次见面他刚从欧洲演出归来。用完晚餐后，芭芭拉邀请我们去我们十分熟悉的她家短述。

芭芭拉具有典型基督徒的慈悲，她的言语里经常引用圣经或上帝的话，我们也在不同的庆祝场合去过他们的教堂，但是在我们接触的几十年间，她似乎从来没有主动向我们传过教。我们的相识源于当年她主动在华盛顿大学的自愿者登记，目的是为了帮助外国学生学者家庭熟悉美国文化，而我们正好也在那里登记了。她就给当时英语还不是太好的我们打电话，邀请我们并告诉她家的地址，当时的记忆是我们需要在高速上“长途跋涉”才能抵达她家。

我后来才明白她专门选择中国人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家与中国的渊源，她家拥有一些零星的此文中展现的来自中国的家传古董。我们二十多年前去她家时就被客厅里的这张照片震惊，两位外国长者在中国的正式镶裱的照片里，上面和两侧是繁体汉字的注释，烤瓷的照片题目为：“高有耀暨懿贞师母肖像”。芭芭拉曾告诉我，这是她们家里的宝贝，她不时这样对我重复强调，并称她去世后不知这些宝藏谁会拥有。她知道我对这照片的兴趣，欣然同意我拍照这些文物，有时开玩笑说你以前不是拍过吗。这是她的在中国做传教士的外祖父母的照片，还有其他穿中式传统服装的更年轻的照片。外公是德国人，外祖母是苏格兰人，他们在中国相遇并结婚生子，家里应该是英文、中文和德文的混合使用。外祖父看上去比外祖母年长十岁的感觉，年轻时的俩人和年长后的模样变化较大，仔细看才确定是同样的人，当然外祖父年轻时是戴的瓜皮帽。

芭芭拉于2015年过了八十大寿，也就是说她生于1935年，当时几乎仅有家庭成员参加的聚会只邀请了我们这家朋友，她的近三十人的大家庭中以北欧血统的金发偏多，红头发的后代都有好几位。她常笑话我不知道这照片的年代，因为我凭自己仅有的知识实在不明白照片上的小字的含义。这次深究照片右侧的“民国丁亚年冬月”是什么？古狗一番现在才知道，可能是“民国丁卯年”吧，也就是公元1927年。她母亲离开中国抵达纽约时应该是不到二十岁，一口流利的中文，芭芭拉小时候还记得母亲喜欢做米饭和使用筷子。芭芭拉天生丽质，人是相当聪明贤达，开朗大方，虽然为没有读过大学的全职家庭主妇，但是她熟读圣经，所以书面语言仍然是相当讲究。

芭芭拉的外祖父的德裔姓氏为Lauderer，我和她开玩笑说：“这确实是德国人的名字”，她说：“那当然”。我以前知道芭芭拉的外祖父葬在中国，今年圣诞节我是第一次听她说，外祖父可能是被毒死的，与食物中毒有关，具体的情况她也说不清楚。他外祖父从德国去中国传教的时间应该是1890年左右，义和团排外运动刚刚结束不久，外祖父的死亡日期应该是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不知与什么政治动荡相关，芭芭拉外祖母把三位子女带到对她来说仍然是异乡的纽约抚养成人。苏格兰裔的外祖母名为Barbara，这也是芭芭拉名字的来源，苏格兰那边的亲戚还与芭芭拉有联系，他们一直都在写这位与中国有关的亲人的经历。芭芭拉外祖父母在中国生有二女一子，不明白芭芭拉的母亲排行如何，芭芭拉的姨为护士，无子女。芭芭拉的舅舅则是位医生，与犹太人通婚，最近她舅舅的后代将外祖父母在中国的绸缎礼服从纽约寄来。芭芭拉的母亲与英裔美国人结婚，芭芭拉有四位兄弟姐妹。

这次去芭芭拉家的路上，我还在猜测她是否会投川普的票，我把她的善良和她为纽约客的身份都考虑进去了，正反的可能都在我脑海里推测。当我们在她家门口看见川普的竞选标语口号时，一切都释然了。美国人对十分熟悉的人是无所不谈的，包括工作场合禁忌的政治观点，席间她告诉我们，她们全家无一人例外都投了川普。我只是向她提到“川普是你的纽约故乡人”，我们无从说起，但是绝无争论，虽然她也说自己不能看川普在电视上讲话的德行，然后加一句“谁知道那些富人怎么生活的”的无奈话。但是芭芭拉相信川普会对退伍军人好，而她当了一辈子的军属，后代也有随美军去科威特或伊拉克打仗的，记得当时战争期间饭前祷告时，瑞德还希望神保佑亲人在战场上的平安。几十年来我都知道她们是共和党人，观点倒和我这从共产党国家出来的无党派人士相似。

在那张穿西装的照片里，芭芭拉的外祖父大概已经近六十岁了，外祖母也有相当的年龄，两位老人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而外祖母必须选择逃离中国才能活命，完成了她从欧洲到中国再到美国的人生历程。25年前当我首次见到这些照片和文物存在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家时，我的惊呀程度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我从来不知道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学自然科学而对人文领域的无知，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生活在对外国传教士的历史一无所知的年代里。这些文物代表着我当年在中国受到的颠倒黑白的教育里不可能获得的真实历史，就像我们上学时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样。

我博文中来自Barbara家的祖传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