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蒙不过三代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1-12 讯】作者： 陈奎德

人们恐怕还记得，北京很早就反複宣传并诅咒过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的预言，以警戒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精英们。1954年，杜勒斯预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前苏联与东欧的演进，惊人地兑现了他的预言，那里有某种深邃的政治直觉 笔者简括言之，就五个字：蒙不过三代。 

中国宪政主义的日出

据报载，今天，“有深度改革的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在北京举行;同时，今天又是柏林墙倒塌24周年，不知何故，联系这二者以及此前的宪政辩论风波，笔者的思路竟窜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京城，浮现出了当年国会请愿宪政运动如火如荼的场景…… 

今天的中国，恐怕已没有多少人知道103年以前的中国那场惊天动地的风云涌动了。 

1910年，正处於清廷自1906年肇始的预备立宪阶段，光绪慈禧相继於前年去世。立宪的热望如火山一样在国民中爆发了出来，人心沸沸，血脉贲张。当年的基本态势是，向清廷要求立宪的，不仅有民众，还有各省谘议局、地方督抚乃至中央资政院;而海外梁启超和国内张謇，则是引领风潮的核心人物。 

先是，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开会并组成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抵达北京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清廷以“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也”为由搪塞。 

1910年2月，梁启超创办《国风报》於上海，发表《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百余篇文章，遂成立宪派舆论重镇。 

1910年6月，各省议员和代表二度进京请愿上书，签名者达三十多万人，言辞激烈，意态坚决.面对此形势，摄政王於5月21日发佈上谕，指目前财政困难，地方遭灾，匪徒滋扰，没有条件提早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届时召开国会，不准再请愿。 

紧接着，梁启超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摄政王的上谕，断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二年之间，……今日政府专制制度不迅速改变，不及三年，国必人乱，以至於亡，而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史必无之事”。 

请愿代表得知第二次请愿再遭拒绝后，立即决定扩大请愿规模.北京请愿同志会要求各省、厅、州、县成立分会，准备号召官农工商各界人士两千五百万人签名上书。 

1910年农历九月初一，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开院礼，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半。开幕之后，第三次请愿运动蜂拥而起，直隶、山西、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省先后出现数千人集会，而东北三省，尤为炽烈。奉天各地集会均超越万人，签名达30万.10月7日，奉天在北京的学生牛广生、赵振清趁请愿代表不备，竟各自从自己的腿上与胳臂上割肉一块，涂抹於请愿书上，高呼“中国万岁”而忍痛趔趄离去，众代表皆动容流泪.此次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均前所未见。湖北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压力下，十八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设国会。 

清廷在国民运动声势及实力派官员合力震慑之下，作出让步，于11月14日(十月初三)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

梁启超得知，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初三上谕感言》，坚持立即召开国会。农历十一月，以奉天、直隶青年学生为主体罢课游行，第四次立宪请愿兴起。群情激愤，发动剪辫子，推举代表进京请愿，数百万民众蜂拥签名。有人当场割指写血书，要求朝廷还权於民，召开国会，实施宪政;倘能如愿，民众愿替朝廷还债。 

十一月廿三，第四次请愿运动被清廷弹压下去。但是，经过这场狂飙突进式的精神日出，宪政主张，已经广被士林;中国这艘古老巨船，一波三折，开始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缓缓地靠近了。一年之后中华民国的诞生，这场运动是精神上的重要助产士之一。 

这就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立宪派发动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其时国人无与伦比的热情及其可歌可泣的态势，堪比之前695年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堪比之后79年的中国天安门运动。

 

历史的回流

有鑑於此，103年之后，突闻今天宪政在中国大陆竟成禁忌，权力中枢竟然不自量力组织反宪政文章，顿有时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一个世纪的时光白白度过?

很明显，这一错位来自共产主义入主中国。那是全世界被卷入的历史魔咒，是人类的劫运.在中国融入全球主流的历程中，共产主义使中国步入了一段歧途，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回流圈。 

就历史的眼光看，1949年共产党君临中国，是中国自十九世纪迈向现代国际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最大一次断裂，一段倒退;特别是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的断裂与倒退，使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人们普遍关切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当下中国处于什么位置?

毛去世后的三十七年，是中国磕磕碰碰缓慢地从毛的歧路回头，放弃部分共产教条而重向国际主流秩序靠近的历史过程。这一在极低的经济水准基地上经由国际秩序及游戏规则获得经济发展的过程，引发全球瞩目。但由於共产统治遗产之反作用，目前正处於进退踌躇的最后纠结阶段。由共产国家内部的政治递嬗角度观察，大体上相当于极权体制因改革而松弛之后再次回光返照而重新“拧紧螺丝”的阶段;而由国际政治历史角度观察，则是“冷战残局”的最后收官阶段。

 

在应对这一局面时，新上任的北京当局开了哪几付药?

一曰加紧左转，乞灵于毛魂，发动意识形态战争;

二曰强化封网，钳民之口，重提“反动知识分子”，重走“反智主义”的毛氏歧途，杀鸡儆猴;

三曰为平民怨，抛出“替罪羊”，黑打民营企业家;

四曰炮舰外交，玩战争边缘政策，在南海与钓鱼岛等问题上，以好战姿态邀结国内民意，转移内政危机.

 

第一条已经失败。红色权贵面临危机时乱了方寸，八方出击，不是寻求移近国际主流，而是慌不择路，退回毛氏死胡同。他们居然挂起邓早已明智地收卷起来的共产血旗，发“九号文件”，搞“七不讲”，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反宪政论战。然不到两回合，就遭全面抵制。学者以写遵命反宪政文为耻，深知公然反宪政无异于职业“自杀”，故反宪文章多以匿名发表，仍引来网络骂声一片，饱受奚落，道路以目，千夫唾弃，败阵收兵，落荒而逃。网民有言：过去是毛在愚弄我们，如今是我们嘲弄五毛们。他们如此假装不知道该意识形态的大失败，就只好像那位奉命反宪政打前锋的杨晓青教授一样，遭民意解聘，灰溜溜无人理会了。

 

第二条，中南海面对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其言论封锁已经千疮百孔，捉襟见肘。吃过智慧果的人，不可能再次返回蒙昧混沌的状况;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万物就收不回来了。简言之：启蒙是不可逆的。铺天盖地的网络留言和民调预示了这场当局挑起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局。正像1976年毛江张姚镇压了“四五”运动，对“谣言”实施舆论斗争，泡制“反右倾翻案风”文章的命运一样，那些反人类的垃圾文字很快变成了历史上的笑料。

 

第三条，民营企业家成为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之一。如企业家曾成杰就以“非法集资”罪被湖南中院秘密处死，而素行公义有口皆碑的企业家王功权的被捕，企业家王瑛对委屈求全的所谓“在商言商”的抗议……，诸事种种，在企业界内部引发了剧烈地震。危机逼近而忍无可忍的民营企业家和学者们，聚集在北京的“天则研究所”，从长期下跪的姿态下昂然站起来，面对目前人身财产安全没有保障的恶劣情势，发声抗议，表现了中国企业家的政治醒觉与血性，表现了他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悲壮努力。他们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两种选择，其一，是用脚投票，近年来富豪海外置产的财富流亡潮就是其触目惊心的表现.其二，是奋起发声，留下来改造制度。正如著名企业家孙大午在天则会议上所说，民营企业家就是待宰的羔羊，需要联合起来改造制度，争取自己的利益。一般而言，企业家的直觉是超精准的，他们的商业成功有赖于此。他们的判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向的风向标。

 

第四条，炮舰外交。军头八方煽火，以好战言论干政，恶化了外交环境，强化了美日以及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盟约关系，自陷孤立。

 

冷战残局：基本的大势已经毋庸置疑。上述毛氏药方只是自取其辱，而前景，则已昭然天下了。用他们老祖宗马克思的句法：第一次以悲剧收场，第二次则应是以闹剧喜剧扫尾了。 

冷战在主战场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现在国际社会与中国面临的是冷战残局，是最后“收官”阶段——给冷战失败画上句号，载入历史。

这一残局最清晰的数字标识是——“5 vs.120”.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显示，21世纪初，在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而共产党国家，经1989-1991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之后，目前仅残存5个：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其中，北朝鲜已经在其“宪法”中剔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词句，成为一个金氏世袭的家天下专制王朝。越南除经济改革外，目前在最高政治权力更替中引入了选举竞争机制，并在外交上向美国靠拢.老挝则与越南亦步亦趋。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兄弟，一位病入膏肓，一位年事已高，权力继承深陷黑幕之中，风雨飘摇，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就是说，共产国家，命悬一线，其存亡完全系於中共政权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茕茕孑立，八面风来，百国“围观”，能不颤乎?

 

5个共产党国家与120个民主国家对峙。结局如何?恐怕不再需要劳驾肯尼迪和里根总统再去柏林墙发话了吧?

 

把全球120个民主国家所走的普世大道称之为“邪路”，把民怨沸腾日暮途穷的光杆所走的独木桥“特色道路”称为“正路”，这正是真理部颁布的“宇宙真理”，也是其独家使用的“特色汉语”。不能说中宣部一点创造性也没有的。

 

与北京当局夜行吹口哨壮胆的“三个自信”不同，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由于这位教授未获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授权，因此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曾表示：“我们刚与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他们问我们，在我们看来，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么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恐怕很难回答。”(引自BBC)

 

其实，已经有人在用行动回答了。中国裸官家眷们、富豪们和欧美银行的资金一起，就“像能预知大地震的动物一般”逃离中国。这就是他们的应对计划。甚至香港的东亚首富李嘉诚也携带财产“脱亚入欧”了，其最新动向则是放弃了唯一在中国大陆上市的公司股权。

 

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中国2012年非法外流的资金突破1万亿美元，大约是中国外汇余额的28%，比2011年的6000亿美元增长近一倍。2013年预计可能会达到一点五万亿美元。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今年以15亿美元出售了所持的中国工商银行的股票。瑞士信贷银行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也分别抛售了手中持有的所有中国银行股。而美国美洲银行也决定全面出售持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股票。

 

北京近年来最为自得的就是它变成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些平日精明的西方银行家们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这里涉及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其走向的总体判断，据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力挽狂澜”。不久即可看到其谜底了。)

 

就中国富豪的动向而言，《华尔街日报》指出，加拿大温哥华2013年上半年售出了349栋价格在200万到400万美元的豪宅，来自中国的富豪是主要的买家。这使得温哥华豪宅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77%.

 

资本的嗅觉超级灵敏。它就像地震将临前，纷纷出穴逃亡的动物一样，对政治气候有本能的直觉.企业家及其资本的动向是中国政治的“地震预测仪”。

 

类似东欧与前苏联当年的精英人才逃亡潮，继中国人在1989年后的精神大流亡之后，中国大陆权力和经济精英的物质大流亡——资本的“大出血”已经静悄悄地开始了。

 

回想上世纪戈尔巴乔夫时代，大约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在与西方的民心竞赛经济经赛外交竞赛军备竞赛已显露败象，异议知识分子日趋活跃，弥漫于前苏联的公开化透明化已势不可挡时，许多苏联与东欧的党政精英意识到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相当一批有办法的体制外精英流亡西方，而体制内精英大部分做出了“换船”的决定。官僚们并不是有组织行动，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被称为“弃船现象”。

 

而这一弃船行动所导致的历史后果，现在已妇孺皆知了。

 

蒙不过三代

本文无意为中共政权算命，那有欠明智。但是，如果一个已经被历史、被世界公认(统治者内心也承认)为已经失败的制度(共产主义)，还想欺蒙他的国民说它将长命百岁(譬如2049年庆祝建政100周年)，甚至千秋万代，这就太侮辱其国民尤其是网民的智商了。

 

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共产党政权，其寿命没有一个超过了74年的。

 

历史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苏共执政74年后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则连续执政了71年退位。

 

过去，注意到这一极限长度的人们，基本上是用政治学(特别是现代化理论)理路来解释的。如，国民平均收入的“民富”水准，庞大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放缓引发的政治后果等。质疑者则用“中国例外伦”对之。但是，实际上已有学者(刘瑜陈定定)精确地比较了韩国、台湾等民主化转型时的人均“民富”状况，指出“中国例外论”是虚妄的。中国目前并没有达到韩国与台湾民主转型时的人均GDP，因而中国大陆目前的非民主现状并没有推翻现代化理论的假设，何来“中国例外”?(“现代化假设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有人认为中国将是例外，但作此结论为时过早。韩国与台湾在1988年开始实行民主政治，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时两地的人均GDP分别为6631美元和7913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7544.6美元。预计到2017年，中国这一数字才将达到12000美元，并在2020年达到15000美元(以2010年美元购买力水平计算)。到那时，我们才能判断中国是否是个例外。”刘瑜陈定定：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王原编译，《华盛顿季刊》2012)

 

明乎此，可知所谓“中国模式”并没有使过去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失效。虽然如此，我认为对该寿命极限应还有更强的解释。在我看来，74年并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数字。实际上网络上有人也已经注意到了共产国家“七十大限”的问题.一般而言，一代的时间长度为25年，74年基本就是三代人(考虑到人类寿命延长的普遍趋势，不妨以80年为三代人的时间长度)。

 

人们恐怕还记得，北京很早就反複宣传并诅咒过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的预言，以警戒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精英们。1954年，杜勒斯预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前苏联与东欧的演进，惊人地兑现了他的预言，那里有某种深邃的政治直觉.

 

这与科学界的普朗克定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笔者简括言之，就五个字：蒙不过三代。

 

对于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论，如果不幸而君临一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则其依赖蒙蔽信息和暴力谎言持续性专权统治的年限，不会超过三代;即是说，有个“八十年大限”在管着它。

 

何以八十年?因为大约是三代人时间.何以“三代”?因为代际权力蜕变需要两次代际衰减.实际上，上述意识形态攫取了政权后，因其祸国殃民，故在国际竞争与国内执政中，很快就显露败象。但是作为国民教育的意识形态已经衍生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遗产，该遗产需要两代人方能消化殆尽.“蒙不过三代”(八十大限)也者，不过是历史观察的结论。它显然与人的寿命长短有关.对共产国家，必须是第一代打江山者完全离世之后，变迁才会降临.即是说，中国政治的变迁节奏与统治者的寿命是亦步亦趋的。

 

八十年大限

有鉴于此，联系到上述103年前的中国宪政大潮，联系到戈巴乔夫后期前苏联的“弃船”现象，再联系到台湾上世纪70年底末风生水起的宪政运动，虽然各自的情势与当下中国大陆有种种不同，然而其最核心的部分和逻辑是似曾相识的。无需太强的洞察力，也可以发现大体上可以用如下三个参照体对当下中国进行历史定位：

 

1)晚清慈禧扑灭“百日维新”后又被迫“预备立宪”时期，特别是1910年的宪政运动时期 

2)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 

3)上世纪台湾蒋经国执政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以上述三个参照系为坐标，我们可以标识当下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北京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大势。为恐吓党员与高干，这段时间中共党内常常放映它自己制作的解释前苏联解体的电视片。(虽然俄国没什么人愿意回到前苏联，而旅游去过俄国的中国人，也知道俄国人平均生活水准比当下国人强)虽强作“自信”状，但不自觉地流露在他们精心制作的影片中的那种混杂着恐惧、怨怼、兔死狐悲的心态，仍然是一览无余。这就把他们的“三个自信”纸糊灯笼戳了一个洞。

 

中共官办而又有某种山寨特色的喉舌《环球时报》社论，则把他们的“自信”说得妙趣横生： 

它信誓旦旦：“中国注定要上演21世纪的人类政治绝技”。看来，救命的稻草是“政治绝技”了，只有它才能使他们“绝”处逢生，挽狂澜于既倒了。

 

“绝技”者，自然不是平常心、平常技、“普遍道路”了。它必定是超凡非常之技，惊世骇俗之举也。不过，一个武装到核牙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代表宇宙真理的政权，竟然注定要靠“绝技”才能活下去，岂不令人拍案叫“绝”?

 

其实，何须在21世纪，中国人在20世纪就早已领教过他们的“政治绝技”了：

 

在风调雨顺的1958——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和庐山巅口含咒语亮剑施法，上演“政治绝技”，结果使三千多万农夫，饿绝身亡。

 

在风云涌动的1989年，邓小平在北京大院和武汉军营，口念咒语，调兵遣将，坦克上街，枪弹出膛，上演“政治绝技”，结果使上千名学生与市民，倒地而绝.

 

如今，他们又要出演“政治绝技”了。人们好奇的是，它还有何怪招“绝技”出手?人们想看看，究竟是以平常心走普遍路的120个民主国家倒地而绝呢，还是一家独行的中共因“绝技”太绝而自戕，绝路而亡?

 

中国人与地球人都在拭目以待谜底。

 

共产党君临中国已经64年了。我曾给出的答案，则是梁任公百年前预言的回响：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九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何故?蒙不过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本文根据作者在多伦多《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补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