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栗的未来”是黄智贤十几年前的著作,2004年曾获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好书,书中对当时台湾社会日趋严重的省籍、统独问题提出真诚的警语。黄智贤早年曾支持党外和民进党,但她说,她当时支持的是民主、是人权,而非仇视外省人、漠视原住民。她也说,她反对的是独裁者,是专制,而不是中国人民。为什么很多人当初支持过的政党,支持过他们民主进步的理想,而一旦他们手握权力却变得更像法西斯!
黄智贤曾是北一女的辍学生,英国莱斯特大学企管硕士。她的经历则非常特别,在高速公路两旁拔草、电子工厂做过女工、开过计程车、做过餐厅侍应生、科技公司主管、时报周刊专栏作家,多年来对台湾政坛、社会变迁、两岸关系及国际环境等议题多所关怀,并不时痛下针砭,除了“战栗的未来”一书之外,黄智贤还著有 “像我这样的台湾人”、“西瓜共和国”、“掏空台湾”、“这样选总统可以吗?”等书。目前在脸书、网路酸辣汤等传媒节目中,继续她“拨乱反正”的政治评论。
来看书中她分析德国人当时为何如此仇视犹太人,纳粹德国煽动民粹及迫害犹太人的手段,的确令人战栗不已,然而煽动民粹到头来却也成了希特勒的不归路,导致纳粹主义的彻底覆灭。
这些书中的分析及警语,能不值得所有台湾选民深思?特别是对那些受到李扁时代“去中国化”教育“荼毒”的新生代们,能不警惕在心?能不像黄智贤一样起来拨乱反正吗?如果大家继续任分离主义者在他们偏执的道路上执迷不悟,继续任其借民粹谎言煽动下一代,台湾的未来,离“战栗的未来”其未远矣!
——海外瞭望台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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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黄智贤“战栗的未来”
威玛共和----法西斯的温床
纳粹是透过选举,合法掌权的。
没有任何政党,像它这样擅长选举和文宣。掌握着德国被打压的悲情,敌视犹太人,和日耳曼骄傲的主流民意。
希特勒更是一个能激发狂热,让群众如醉如痴的煽动者。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纳粹政权的独裁和恐怖手段。
也只有极少数人,愿意生活在纳粹统治之下。
但如果人们了解,纳粹党和希特勒,其实是在民主机制内,透过选举和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
而种种迫害犹太人,和箝制言论自由的暴行,更是在体制内的「合法」政策。
这时恐怕才会真正警觉,真正开始思索,究竟为什麽,德国的民主制度和选举,会造成希特勒和纳粹的掌权?民主制度和选举是不是真的可以阻止,以及要如何避免,法西斯极权的产生?
一、 意外败战的德国--凡尔赛合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战事的全面溃败,已经无法避免。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德国在1918年11月11日,和英美法三国在巴黎签署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德国战败。
在签署停战协议的前雨天,德皇被军队逼退,逃到荷兰。
而首相也被同步逼退,把首相职位,私相授受给政党领袖。
帝国宪法原来规定,首相由皇帝任命并需经国会同意。
但新任的首相,却既没有皇帝任命,也没有国会同意。
于是长达217年的德意志帝国,就这样了无声息,不明不白的解体消失了。
德国一直是欧洲强国,它的国民是支持战争,希望德国战胜,甚至扩大德国霸权的。
而因为德军对政府,国会和人民,矇蔽了真实的战况。使德国人民一直以为战事顺利,德国终将战胜。所以当德国战败的消息,突然传出的时候,这意外的败战,使全国陷入了无法接受的情绪中,社会充满了沮丧和挫折。
由于德国在战争期间,对交战国家的种种暴行,使英法两国的人民和财产损失极大;加上战争后期跟美国贷款,两国其实已经濒临财政崩溃的边缘。因此战胜国,尤其是法国,全力主张逼迫德国,签订条件苛刻的凡尔赛合约。
合约中除了对德国的羞辱以外,更要求巨额赔偿。这样做,除了对德国启动战争的责任,做惩罚和报复以外,更希望从赔偿中,得到经济回馈,以拯救战胜国自己的经济困境。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实都很难真正反省自己的错误。总是容易漠视自己带给别人的磨难,却不原谅别人给予自身的痛苦。
战胜国因为痛恨德国发动战争,给自己国家带来巨大伤害,而用极度的羞辱,和巨额的赔偿,要让德国永远不得翻身。
然而,这长达445项条款的凡尔赛合约,不但没有因此使德国社会,真诚反省德国在战争中,对别国的暴行和伤害,却反而使德国人民的情绪,由战败的挫折,转变成对国际社会的不满,再由不满进展到仇恨。
加上战后,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使人民生活万分艰难。经济的崩溃,则使共产主义有了着力之处。
国内各种武装暴动和小型内战不断,主要是共产党誓言用 武力夺取政权,因而和右派民族主义份子争战不休。
二、 威玛共和
1919年,在国际强力施压下,德国国民议会,制定了威玛宪法,开始德国的民主之路。
宪法规定,德意志共和国权力来自人民,国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总统直选,有权任免首相,但要国会同意。(比较起来,90年代李登辉主导修宪后,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免,却完全不需要国会同意,显然比1919年的威玛宪法落后。)
总统可以解散国会,国会也可以发动罢免总统,而德国妇女也第一次取得投票权和参政权。
这是一部极有进步性的宪法。
但因为民主制度,不是在德国的历史文化中,经过长期演化,而自然成长的,而是被外国强迫建立。所以并没有足够成熟的社会条件,可以支持它健全的发展。
所以威玛共和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让人充满感伤的共和体制。
虽然威玛宪法是一部非常进步的宪法,但因为国内外情势的不稳定,以及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不足,威玛共和却不能为德国带来长治久安。反而在威玛共和的体制之下,酝酿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合法取得政权的机会。并且将德国和犹太人,甚至全世界,带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威玛共和因为内忧外患而长期动盪不安。它的内阁平均寿命很短,有时国会一年改选两三次,一年更换四五个首相。
对内,它无力处理经济危机,以及因而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对外,它处理国际压力,常常力不从心。
更因为是威玛共和政府,接受了举国痛恨的凡尔赛合约,所以造成人民对民主制度,和共和体制的怀疑。
由此可知,单靠宪法本身,而没有社会整体条件的支持,无法保证,也无法维繫民主体制的存续。
三、 主流民意
在德国战败,德皇仓卒退位的时候,德国虽然没有瓦解,却陷入长期的动盪不安。人民生活艰困,民族意识高涨。流窜在社会中的主流意见,都是非常激烈,而具有强大情绪力量的。
这些主流民意,主导了以后的发展。
(一) 对外国的仇视
德国长期以来都是强国,一旦战败,不但意外而且难以面对。
德国被迫签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合约,使人民痛恨战胜国。加上战后德国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内乱频仍。军方、政府,舆论和百姓,都一致将集体的挫败感,导向对外国的仇视。
(二) 悲情意识一帝国的瓦解
当时德国舆论,一点都不想讨论战争为何发生,以及德国该不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这一类的问题。
德国舆论和人民热衷讨论的,是德国为什麽战败?以及为什麽失去帝国霸权的问题。
可见民族情绪高涨时,社会的集体情绪,是不容许自我反省的。
当社会集体意志,追求的只是战胜和霸权,以及民族自我骄傲感的满足时,冷静温和的力量,完全无法获得社会共鸣。
因为温和的自我反省,会伤害自我骄傲感,更使社会集体挫折感,没有发洩之处。
人民对政府绝望,认为政府没有能力阻止国际对德国的打压和羞辱。更认为共和政府,没有能力恢复德国的尊严,维繫日尔曼民族对欧洲的主宰力。
于是德国人民为了无法继续称霸欧洲,而怀抱着强烈的悲情意识。
(三) 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
当时正是共产主义初起,席捲欧洲各国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弊病及弱点,当时的人并没有机会理解。
因为自由主义的没落,使许多追求思想解放,或反对阶级制度,反对帝制的人,除了共产主义,并没有更好的思想出路。
因此,右翼民族主义和左翼共产主义,成为当时德国最主要的,也是对立最严重的两种意识形态。
德国一般知识份子和主流社会,害怕德国可能被共产主义赤化,因此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共和政府因为无能和软弱,不但无力对抗共产党,更会包庇共产党,使其坐大。
所以一般舆论,对激烈的民族主义政党,抱着同情和姑息的态度。还下意识希望,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如纳粹,可以压制共产主义。却对种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失去戒心。
凑巧的是,当时共和政府内,有几席内阁是犹太人。而德国共产党领导层,也有犹太人。犹太人于是被戴上「共党同路人」的帽子,也激化了仇视犹太人的情绪。
(四)「扯后腿」论述
因为德国人民无法接受败战的事实,所以军方不敢承认,败战是德军的过失,而不断找人背黑锅。
先说是败在对方人力物力的绝对优势,后来又说,是因为国内有人扯后腿。
而主要扯后腿的人,就是共产党和共和政府,以及犹太人。
军方这个「扯后腿」的宣传,加深了德国人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恐惧,也使德国人不再信任共和政府,使德国人以为,犹太人是败战的罪魁祸首。
从兴登堡元帅出席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时候,群众高喊:「兴登堡万岁!打倒犹太人政府!」就可想见当时的社会气氛。(注意:当时德国国会,已经可以组织真相调查委员会。)
(五) 对犹太人的敌视--为什麽犹太人变成代罪羔羊?
希特勒对犹太人深刻的痛恨,和意欲绝灭犹太种族的暴行,直到今天,仍然令人无法理解。
但希特勒之所以建立仇视犹太人的论述,操纵对犹太人的仇视情绪。
最重要的原因,不但是他个人的偏见和认知,更是计算选举利益的结果。
因为他深知反犹太人,可以为他带来选票和运动能量。
他深知,仇恨犹太人,对他而言,是最快速,最有效,最廉价的掌权工具。
而仇视犹太人,之所以带给他巨大的选举利益,是因为仇视犹太人,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民意。
我始终相信,任何重要的社会情绪和社会运动,不会凭空而来,一定有它思想和能量的起源。也一定有其草根力量,才足以造成社会重大的变化。
仇视犹太人,是一个历史,宗教,和政治社会因素,长期纠缠之后的产物。
这也是为什麽,德国主要的基督教会,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仇视犹太人的行为。
我们来看,到底为什麽,当时的德国人会如此仇视犹太人?
1 宗教偏见
德国,或者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隐隐敌意,由来已久,但并没有普遍或强烈的反犹太情绪。
一直到中世纪以后,犹太人才开始被基督教会划清界线,变成是敌对关係。
基督教会对犹太人的指责,主要有两个原因:
(1) 因为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真神,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这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
(2) 认为是犹太人害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然他们忘了,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
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当时的基督教会却反而成为传播仇恨的机构。
十三世纪教宗会议规定:基督徒不得和犹太人通婚,或同住。犹太人不可以雇用基督徒作佣人。
这样的规条,带有浓厚的防御性。
也就是说,希望基督徒和犹太人划清界线,以避免基督徒被犹太人污染。
但只要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犹太人仍然可以被基督教社会接纳。
但十六世纪开始,这样的态度开始激化。
马丁路德在他重要的反犹太着作「论犹太人及其谎言」中,认为犹太人无可救药,永远无法改信基督教。
在第二篇反犹着作中,他甚至说「犹太人是魔鬼的子孙」,要求烧掉犹太教堂和学校,没收犹太人存款,砸毁犹太人的房屋,禁止犹太人传教。
在佈道时,他大声疾呼,要求赶走犹太人。他并且把犹太人和猪,相提并论,暗喻犹太人和猪有亲属关係。
当我读到这样的记载时,震惊之馀,我终于可以稍明白,纳粹将犹太人「非人化」的根源,来自何处。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许多迫害和屠杀,为什麽可以心无愧疚。
2 职业偏见
因为教宗会议规定,犹太人不可以做任何基督徒从事的职业,所以犹太人被迫只能从事交易与贷款业,因为这是教会禁止基督徒做的行业。
此后欧洲社会,除了对犹太人有宗教偏见之外,更增加了职业偏见。
犹太人也从此身负「高利贷商人」,和「重利剥削」的负面形象。
3 反犹太主义
十九世纪后期,因为犹太人逐渐摆脱基督教会的约制,开始有较大的自由,得以进入各种行业。
不论科学,音乐,新闻,政治,和一般商业,都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侧身其中,并且表现非常优秀突出。
这样的转变,却也同时激发了一股「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反对犹太人进入一般市民社会,反对犹太人拥有和一般人一样的各种权利,反对被犹太人同化。
「反犹太主义」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歧异,而是反对犹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在我看来,其实比较像是害怕遭遇犹太人的竞争,害怕自身的地盘被抢。)
相信在美国居住过的华人,对这一点,有极度熟悉之感。
因为即使以美国的民主,多元与包容,其主流社会,对华人在各个领域中突出的表现,仍然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华和排华倾向。
十九世纪,帝国时期的德国,已经有强烈「反犹太主义」的出现。
当自由主义衰颓时,没有了自由主义的氛围支持,言论便导向激烈的民族主义。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反犹太主义」运动就开始蓬勃发展。
因为犹太人被视为自由化和现代化的表徵,更被视为威胁德国文化遗产,破坏传统社会结构的代表,所以「反犹太主义」被德国民族主义者,开始用来斗争犹太人。
十九世纪末开始,生物优生学,种族学说,达尔文学说等等的发展,更使「反犹太主义变成「种族的反犹太主义」。也就是说,从此认定,犹太人因为生物学上的缺陷,即使改信基督教,也永远不能变成真正的日耳曼人。
许多学者更纷纷为「种族的反犹太主义」,提供各种学术理论基础。这些学者,大多在着名大学任教,望重士林,并对学生和知识言论界,有极大的影响力。
几个例子:
(1)杜林
他是知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教授,发表「犹太人对许多种族造成危害」的论述,为反犹太主义的理论奠定根基。
(2)傅立石
为了反犹太人,出版了如「犹太主义者问答手册」,「犹太人问题手册」之类的书,纳粹人公开说「犹太人问题手册」是他们的「精神工具」。
(3)雷兹
是种族学教授,不断论述要如何力保北欧种族纯洁,和各种优生措施。
(4)华格纳
他是至今仍然举世知名的音乐家,请看他怎麽说犹太人?
「犹太人是人类衰落的魔鬼形象。」
「犹太人是寄生动物。」
「犹太人最佳的解救,就是让他们灭亡」
吃惊吗?我必须承认,我受到极大的惊吓。
(5)张柏伦
他认为,为了维护亚利安人的种族纯淨和文化优势,与犹太人的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对抗。
纳粹帮凶,甚至包括了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
最后,反犹太主义的结论是:「犹太民族是全体人类的灾难。」
于是,至此,所有德国发生的大小问题,不需证据,不论理由,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归咎给犹太人。
德国战败,是因为犹太人扯后腿,发国难财!
德国经济凋敝,是因为犹太人兴风作浪!
共和政府无能,是因为犹太人!共产党猖獗,是因为犹太人!社会道德低落,也是因为犹太人!
在他们眼中,犹太人已经被彻底妖魔化,非人化,所以犹太人被迫害时,无须对他们抱持同情!
这些人士的发言和论述,当其时为种族主义加温,增强纳粹声势。纳粹掌权后,又根据其理论,提出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几百项政策。
读到这些反犹太主义学者的论述,我只有一个感想: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人是学者,博士,是专业人士,或是能创作出优美的音乐,就认定他会是充满人道主义,有完整人格的人!
就以为他的话值得聆听,他的行为值得尊敬。就以为他一定是对的。
真的!
4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德国主流社会对共产党的恐惧和疑虑,是造成另外一个集体仇视犹太人的原因。为什麽呢?其实这是因为一连串的贴标籤,和许多偶然造成的。
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人马克思,是犹太人。
原因之二,是因为当时德国共党的领导人中,有少数几个人是犹太人。然而这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团体和政党中,共产党是少数对犹太人友善,容许犹太人加入的团体。
原因之三,是因为当时的威玛共和政府,有少数内阁是犹太人。所以德国人认为政府对共产党的软弱,是因为犹太人。
于是,德国人对共产党可能赤化德国的恐惧,和反犹太主义,这两种强烈情绪相乘相加,更严重激化了对犹太人的仇视。
5 政治操作
因为社会中,犹太人企业家和政治领袖,多半主张履行凡尔赛合约,主张以和谈和谈判,代替对抗和冲突。所以舆论一般都把犹太人视为出卖德国利益,是卖国贼。
但儘管政府不时有意无意的,将国家的问题,归咎于犹太人。但犹太人在威玛共和中,还能取得外交部长的职位(虽然他因为主张国际谈判,被视为犹太卖国代表,因而被极右派暗杀死亡。)
可见犹太人当时虽然备受歧视和敌视,却仍有最起码的生存空间。
6 纳粹
纳粹是德国最后走向灭绝犹太人,真正最重要的原因。
即使有前面种种历史文化因素,和政府的政治操作,而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也对犹太人处处打击,但犹太人在德国的生存权,却仍然有挽回的馀地。
但是,因为纳粹仇视犹太人的整体论述和文宣,以及其后的掌权,甚至制定法律,屠杀犹太人,才造成犹太人最后悲惨的命运。
(六)渴望强人
因为历史和文化因素,德国人民对权威的服从,远高于英美两国。对由上而下的「真理」,并不强烈排斥。
这一点,东亚许多国家,因为有类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以都同样呈现了,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转型。也就是虽然形式上具备了民主,但人民和社会机制,却无法很快的从帝国时,尊敬皇权的意识形态,转变成挑战威权,承认权力需要制衡的公民社会。
加上德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合约。
在国际上,德国处处遭到抵制和羞辱。人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飢饿问题严重,于是极左的共党也在国际风潮下,有立足之地。(虽然得票率不高)
希特勒掌权以前的几次国会选举,极右派渴望恢复帝制,极左派则想要建立共产政权,两者的选票,加起来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民,并不信任民主体制,而要求某种集权和强人政治。威玛共和政府,之所以还没有被推翻,仍然可以苟延残喘,只是因为这极左和极右两股势力,彼此生死缠斗,绝不妥协。
国家内忧外患不断,民不聊生。
对国际打压的仇恨,对政府无能的绝望,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塑造了德国当时的主流民意,和整体社会气氛。
面对所有难题,政府几乎无力解决。在绝望之馀,人民下意识的愿望,便是期待一个强人,以强权和魄力,解决德国所有的问题,让德国重新壮大,恢复德国往日的荣光。
这一切,都为纳粹和希特勒,提供了滋长壮大的土壤。
以上“战栗的未来”节录自黄智贤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