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读成才,海归创业。
岳父曹典环(1900-1973)原籍湖南长沙。出身于教师人家。毕业于长沙一师和湖南高工,二十年代初被湖南实业家李烛尘吸收到永利久大当练习生。不久又选派他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化学,1929获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岳父徐九爷资助下创建了华纶染厂。
民国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族工业大发展的黄金年代,曹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引进机器染整工艺设备,自己研发阴丹士林活性染料,在天津河东工业区建成了华纶机器染厂新厂,大批量生产竹青,杏黄,紫红彩色细支紗府绸阴丹士林系列色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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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杏黄色阴丹士林旗袍)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华纶的产品成为民国女性最喜欢的旗袍面料,不仅满足了廣大民众的民生需求,还抵制了洋货的大举入侵。
但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七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天津。座落于十三经路工业区,新建成不久的华纶机器染厂就和南开大学一样,毁于日本侵略者的重磅炸弹之下。
~ 塞翁失马,福昌收缩。
一个欣欣向荣,日进斗金的民族企业,从此,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抗战胜利后不久,天津就成为国共争战之地。曹公既难再筹集资金,也等不来本来该有的战争赔款。苟延残喘,无所适从。
天津政权易手后,政府颁布新政:占有十间以上(自然间)房产且出租者,即以拥有生产资料对待,存在剥削行为论,面临社会改造。
曹公审时度世,先析产分家,把意租界马可波罗广场附近的的楼宇,和不小的一笔财产分给了前妻的一双儿女。又果断处理了成都道福昌里四楼四底大屋,低价出售;买入云南路25号(现19号)两楼两底的英式小楼,完全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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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路19号(原25号)旧居近照,胡同侧面山墙上还可以看出上下新旧砖颜色的差别。)
五十年代初,曹公继室宁伯林女士在津路遇筆者家母张东慎,她们是北平志成女中同学,父辈又是世交。经家母介绍,曹公得以进入天津投资有限公司,面见总经理俞啟孝先生,旋即受聘任总工程师。
从此,曹公成为自食其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先派任职于天津投资公司下属的天津漂染整公司,担任总工程师。后又转任天津纺织工业局高级工程师,天津时代袜厂总工程师…… (详见筆者《不该忘记的俞啟孝》一文。)
曹公原已通德、法、英语。为了更好地学习前苏联的先进技术,五十多岁的他,又去俄文专科夜校进修俄文。不久就能译读俄文技术资料了。
他在国营工厂里和老工人、工艺美术师通力合作,解决了锦纶丝的染色工艺,保证了出口新产品的顺利上市。他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领导、群众和市场的认可。
~ 早有经历,谨行慎言。
更有趣的是,在险恶的反右运动中,纺织工业局曾经邀请数名高级工程师开会,要求他们给党提意见。笔者同学的父母都是与会者,也是多有贡献的高级技术人才。会上多少都提了些意见。后来,除了会上一言未发的曹公以外,其他几位都定成了右派。
事后多年,晚辈家人问他:“纺织局开会时,您为何一言不发?” 他说:“一是我确实没有什么意见,这些年我工作順遂,只专心做技术工作。” 又说:“二是我早年在德国时也加入过国际共产党,经历过反“托派”斗争。在没搞清楚状况前,还是少说为妙!”
此外,五六十年代,他和自己原来的老校长(长沙第一师范)徐特立先生一直保有电话联系,每年都会去北京拜访他。反右运动开始之前,从老校长那里得到些忠告,也是完全可能的。
无论如何,曹公总算逃过一劫。现在想起来,既有些庆幸,也有些后怕!
~ 饥荒安度,急火攻心。
1960-1962的三年饥荒期间,曹公一家得益于当局的知识分子政策,身为五级高工,除了 187 元的月工资外,每月还可以买到特供食品。包括黄豆,牛肉,香油等。日子比起一般的工人干部还是好过得多。
饥荒日月刚刚过去,很快就到了1965年,当局的政策又极左了起来。先是初中毕业的幼子未获准升高中,却被分配到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中专学校,定向培养成铣床工人。年轻人自己到无忧无虑饶有趣味的读起中专,后来成为国营工厂的技术工人。可是曹公却坐下了心病。
七月底,新华中学高中毕业,品学兼优的女儿高考发榜,竟然大本无望。本想女继父业的曹公当时正在纺织局开会,闻此恶耗当场昏厥。民国平民教育的受益者曹公,目睹儿女双失平等教育机会,急火攻心中风偏瘫,从此卧病在床。
竟修原想专攻化学。可惜极左路线横行,她与大学无缘,后来分配到二年制的企业管理大专班。好歹学了一门吃饭的本事。
~ 文革遭劫,工友暗护
第二年(1966)文革爆发,八月,破四旧风暴来袭,首批红卫兵冲进曹公家门,从楼下翻到阁楼,除了德文英文化工书籍和西式家具之外,没找到什么四旧。看到一套原本替大女儿保存的柚木家具,造型美观质量上乘,就整套搬走了,还卷走了一套被褥铺盖。
曹夫人宁柏林阿姨惊觉大事不妙,红卫兵刚走,就给曹公当时所在单位,天津时代袜厂革委会,打电话寻求帮助。不一会儿,戴着工人纠察队红袖章的工友们来了。
工人兄弟了解总工程师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邦着宁姨收拾了散乱的書籍(其中抱括一套两商务印書馆出版的化工百科全書)和家具,又用带来的厂革委会封条封了两间屋子。临走时嘱咐:“红卫兵再来,就告诉他们,屋里有厂里的技术资料,不许开封乱动。有事要开封,您先给我们革委会打电话,”
如此一来,两三年间,基本平安无事。
~ 落实政策,安度晚年
曹公获落实政策是较早的,1972年即获发还活期存款,(详情请见筆者《藏金》一文。)曹公晚年值得一提的还有以下几件事:
六五年,曹公中风以后,他的语言神经似乎出了问题,原来的湖南腔就很难费解,只有家人能听懂他的意思。后来却德语,法语,英语、甚至俄语混合使用。几乎没有人能明白他在说什么。
七零年三月我和曹竟修结婚,婚后不到二十天,我母亲也因为心脏病不治,过早离开了人世。笔者的母亲是时代袜厂的工艺美术师,文革前从针织研究所调入天津时代袜厂,负责天津名牌出口产品“锦纶丝袜”,的图案和花板设计。
这时,时代袜厂的革委会来人和我们商量:“能不能把你们在东风里的一套单元房让给时代袜厂?”
一位熟识的老师傅又说:“我们把云南路封着的屋子都啟封,你们小夫妻搬到这边来住,既能帮忙照顾曹家老两口。也能给厂里解决一些房子困难。”
考虑到几年来,厂里对我们的关照,我们自然就顺水推舟,让房、开封,双方皆大欢喜。
七一年初,我妻顺利分娩,老两口喜迎外孙,合家欢欣。但好景不长,老岳母也不幸中风,起不了床了。妻要照顾二老一小,再也不能去远在天津北郊的汽车灯泡厂上班了。我们刚刚成家就遇到实际困难。
在百愁莫展之际,我所在工厂的领导出手相救。范書记亲自从卫生局为我妻要来调入指标;孙付书记前后十来次,开车陪我往返北郊工业局商调,办理人事手续,终于把我妻调入卫生局。三个月内,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我将另有专文纪念感谢基层领导)。岳父母大人在我们的照料下得以安度晚年。
七二年前后。北京中联部给纺织局来过一次电话,询问曹公身体状况,有意让他接待外宾。原来是曹公早年在柏林大学时的同窗好友已是德共中央政要。适逢他率团来京访问,想要见见老同学叙旧。家属只好如实报告曹公言语不清的现状,未能让德国友人如愿重聚。
七二年,岳母宁伯林脑溢血离世,享年五十三岁,1973年,曹公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终于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享年七十三岁。
~ 旧居震损,自力修复。
云南路19号(原25号)是一座英式联排住房,两楼两底加上阁楼和亭子间不过大小六间。位于云南路上岳阳里南口西侧,岳父岳母过世之后,就是仅由我妻姐弟二人继承的房子。
文革十年,后胡同里的徐奶奶一家一直借住楼下后屋一间,只付了十个鸡蛋的租金。(详见笔者短文:“二房东《小白》”)
1976年,7月28日 唐山大地震,震中在胥各庄,离天津不过120公里,天津市的建筑物受损严重。曹家在云南路的小楼正面出现了大裂纹。亭子间平屋顶上两米多高的砖砌大烟筒倒塌在屋顶上,面对云南路前沿上的天沟掉落,险些砸到曹公幼子的后脑勺。(详见笔者“唐山大地震纪事”一文。)
岳阳里胡同南口东侧的三层楼顶塌了下来,堆在胡同里,阻断了交通。一位老太太罹难。我家大小三口,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和妻弟一起,站在朦朦亮的云南路上,望着摇摇欲坠的危楼发愁。一条通天裂纹从楼梯间大门向上直达檐口,开口约有5公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像邻人一样,在家门口安全地带盖起了临建棚。在棚里睡觉,在危楼里吃饭。一天夜里,妻子悄悄对我说:“幸亏爸妈早走了几年,要不然,也得跟咱们一起遭罪!”
几个月以后,11月15日晚,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来袭。我的叔叔正和我们一起在危楼里看着电视,剧震突起,还来不及站起来,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我意识到是房子上面塌了,赶快跑到马路上,回头一看,我家三楼的阁楼和二楼的亭子间,楼梯间都没了。整片承重山墙沿原来通天的裂口倒落到岳阳里胡同里,堆了一人多高,再次阻断了岳阳里的交通。
一位邻居跑了过来,急急询问:“有没有伤人?”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没有” 二字。就听到刺耳的救护车警铃呼啸而过,注意力集中到西南方,东亚仁立毛纺厂那边。后来听说,有厂房坍塌,晚
班工人有伤亡。这次6.9级的余震发生在离天津更近的宁河县,天津又一次惨遭地震重创。
对我家来说,这不大不小的余震反倒成了一件好事,正好邦我们排除了上次大震后摇摇欲坠的山墙。该倒的都倒了,不该倒的也容易清理了。
第二天中午,我的老朋友,附近天津汽车齿轮厂的八级钳工程国垣师父和蓝燕东技术员,午休时间招呼了十几位他们的徒弟和同事跑了过来。帮我清理了倒落在胡同里的砖头和房檩。把可用的砖头整整齐齐码在门口边道上,把完好的房檩一棵一棵立在后小院里。程师傅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赶回去上班,临走时嘱咐我:“看好这些房檩,你没地方买去,以后修房时,它们都得用上,恐怕还不够!” 我连连作揖称谢,后来也一直没办法好好报答他们的深情义举。
八年以后,1984年,天津大多数公产房屋已经修复。我家因为是私产住宅,没有外力支援。断垣残墙如狼牙狗啃,阁楼地板成了屋顶,草草地用油毡盖上,只能勉强防雨。实际是一个大型临建,像一只趴在岳阳里口上的癞蛤蟆,很不雅观。岳阳里东侧似乎都是公房,为了地震加固,都打了混凝土的外圈梁和立梁,结实牢固,只是看上去不太美观。人们好歹可以平安入住了。
妻子我和我商量:“咱们也该准备自己动手修房子了。能不能不让圈梁外露?” 我理解妻的考虑,开始了实实在在的修房准备工作。
一是资金准备:正好有一位枣强玻璃钢厂的吕厂长找到我,递给我一本国外帆船杂志,上面有不同级别帆船基本尺寸,要我帮他绘制一套奥运会比赛艇的生产图纸, 是给16岁少年组训练专用的 OP 级玻璃钢小帆船。我用了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按要求园满完成任务,得到了六千元图纸设计费,修房的基金有了大半。
二是施工准备:当时妻所在卫生局幼儿园,刚巧有一批民工正在做房屋修缮。主管后勤的老黄大哥与他们的队长商量好,在工程间隙期抽出一周时间帮我们修复小楼,估计工费四千元。让我们提前备料,力争明春开工。
三是材料准备,先买到了两万块红砖,三吨水泥;又托远在牡丹江林业局工作的表弟,代买了两立方米灰板条,火车托运到天津;当时我已经是环卫设备厂技术副厂长,听同事建议,找到环卫局王副局长寻求援助,获批两吨钢筋,两立方米木材的指标,这写木材指标买齐了六米多长的长房檩,补充了断掉的杉木檩。
至此,修房用料基本备齐。
1985年春,修房工程开工,我最后又到营口道柳州路口的拆房现场,从即将推倒的旧楼上,自己动手拆下二十多平方米旧地板。虽然花费不多,却在最后一脚踩空,从二楼上掉落下来,脚跖骨骨折。左脚打上了石膏,只能在旁边看着邻居老黄大哥帮忙照料一切。
民工巧手支起盒子板,把二层三层的圈梁浇筑在三七墙的内侧,修复后的老屋,以修旧复旧的外貌和邻居们见面了,似乎与西侧五六栋连排屋一气呵成。水泥砂浆沏就,内圈梁加固的云南路19号,是岳阳里西侧紧靠胡同的第一家,它又象一座完好如初的堡垒坚定的站了起来。妻子最后核计工程成本,一共花了八千多元,工料各半。幸亏1985年完工,以后的人工和材料价格就不是这个水平了。
后辈终于不负曹公,自力更生地把曹氏故居的地震损伤修复。外观做到修旧如旧,内部不仅加上了土暖气,还在厨房的后面增加了一间有小澡盆和水磨石地面的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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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外孙站在刚修好的云南路19号旧居前,约1987年)
~ 拆迁移民,自求多福。
又过了五六年,天津市的震损房屋几乎完全修好,地震的阴影逐渐散去。人们刚刚安下心来过两天好日子,邻里间又开始流传起房屋要列入规划的消息。不久,大大的 “拆” 字出现在附近街区的院墙上,且离我家越来越近。
这以后,我有一年半出国进修。其间,听说近邻冯家卖房搬走了,胡同里的徐家也调屋搬走了。人们虽然还有地上物(房屋)的产权,但是原来属于房主的地权,在1982年被 ”橡皮图章“ 莫名其妙的收归国有了。从那之后,土地的增值归了国家,成了市政府土地财政的根基。政府想规划哪一片就规划哪一片,只要写上几个大大的“拆”字,就万事大吉了。
到了1993年底,家里只剩下留守老屋的妻子竟修,我和儿子分在美,欧。竟修决心卖房,很快找到买主。曹公的后人从此几乎都移民了。
1995年,我们走了,云南路院墙上的 “拆” 字也消失了。规划的变更使老屋(云南路19号)逃过一劫,至今安然无恙。还是被后来的房主租给商家做餐馆。
店名是:“十九号家常菜”。好处是,如果想看看老屋,只要回去吃一顿杭帮菜就好了!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岳父象五公曹典环先生 110 周年冥诞。
作者,吴西,曹公幼女之婿,于硅谷,写于庚子年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