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发出这一连串的感叹，是因为在遇到那位老人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使然，让我这个极具喜剧色彩的人物仅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喜感，连个转身的动作都没来得及做，就扮演上了极具悲剧色彩的角色。虽然，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扮演悲剧角色的时间并不是长得没有尽头，可是，那段日子就像用刀子在我的心头雕刻了图腾一般，疼痛而又永恒。
那是在遇到老人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清晨起床后，我的先生老李同学对忧心忡忡的我说：“闲云，难得我们都休息，难得儿子这几天身体还不错，吃过早饭，我们带儿子去儿童公园玩玩吧。这小子已经四岁了，咱还没怎么带他出去玩过呢。”听了老李同学的话，我一把抱起瘦得跟萝卜头儿似的小帅，一边亲吻着他的面颊，一边愧疚地说：“对不起，这几天我的心情实在是糟糕透了，害得你们跟着我一起压抑。好，今天我们就开开心心地玩上一天，让我的宝贝儿子过一个欢乐的周末。”
小帅被我亲得咯咯直笑，我的心情也一下子舒展起来，冷清了几天的小家，瞬间就恢复了往日的温馨。可是，早餐过后，我在厨房里洗刷碗筷的时候，老李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只听得老李同学反复地大声说：“不行，不行，我们难得有时间一起带孩子出去玩，改天再约吧。”
后来，老李半天没说一句话，我以为早就挂断电话了呢。没想到，等我收拾完毕回到房间的时候，他惊惶失措地对着听筒说：“好的，好的，我这就过去，见面再说。对，是我自己，放心吧。”“谁啊？找你有急事？”我问。
“是啊，朋友找我有急事，而且必须得今天办。”老李扫了我一眼，随即转了话题，向我问道，“闲云，这几天我一直问你遇到了什么事，可你总是说没事。是真的没事吗？”“你希望我有事怎么着？”话一出口，我觉出了自己不对头，连忙又加上了一句，“真的没有什么事。我就是心情不好，莫名其妙地不好。”
老李同学笑了笑，释然地说：“要我说，你就是看书看得太多了。指不定受到哪本书的影响，有些神经质了。”我的心情确实太糟糕了。为了避免失控而无缘无故地拿老李同学出气，我催促他道：“朋友不是很急吗？你快去吧，尽量早点回来。如果回来早，我们带儿子去儿童公园。”
我怎么也想不到，给老李打电话的是艳艳，约老李见面的是我的几个死党，他们向老李传达的信息是：闲云已经精神失常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他们建议老李，尽早带我去精神病院检查一下，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愿意协助老李把我架到精神病院。原来，在我那些朋友的心目中，我早就不是正常人了。用他们的话说：“按道理，像闲云这样因为骨病被判了死刑，在卧床半年之后又奇迹般地康复起来的人，应该比过去开朗，比过去快乐，比过去爱玩爱闹，比过去更懂得享受生活。可是，自从她的病好了以后，不但人越来越安静了，说话越来越少了，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怪，就连谈话的内容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别的不说，就说她那双眼睛吧。以前，看她的眼睛就像看小孩子的眼睛一样，清澈、温暖，让人很有安全感。现在，一看到她的眼睛，我们的心里就有点发慌，她那深不可测的眼睛和那冷冰冰的目光，总让人觉得，她不像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如果，他们对老李同学说的话仅有这些，我想老李同学是不会认同他们的判断的。是的，除了这些，他们还讲了一个连我也想象不出来的故事。正是这个故事让老李同学一夜间愁白了头发，一夜间苍老了心。他们说：“我们看闲云越来越不正常，心里都很难过，都觉得，她是在绝望中卧床太久导致了心理障碍。于是我们想尽了办法，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她能好好发泄一下心情。我们先是叫她去歌厅唱歌，谁知道她要么不去，要么就是去了也是坐在一边独自喝酒，既不肯唱歌，也不肯跳舞。没办法，我们就找她吃饭。我们想着，聊聊天，喝喝酒，让她借着酒劲发一发牢骚，把心里的郁结化开了，人也就开朗了。可是，她的心就像结冰了一样，不论我们说什么，她都毫无反映。结果，不但没能把她劝好，我们还都跟着抑郁了。前几天晚上，我们一起吃完饭，就是艳艳打电话问你有没有时间一起来的那天，闲云的举动已经不仅仅是失常，而是诡异和可怕了。那天，我们事先约好了，大家彼此诉苦，纷纷表达对生活的不满，想以此引发闲云对生活的抱怨，再由着她发泄一通。可是，她不但不上我们的道儿，还捧起书，旁若无人地看了起来。看书也罢，可她的神态太吓人了，好像她已经钻进书里一样。后来，我们就假装先撤了，只留下她一个人，看看她是什么反应。我们万万没想到，她出了饭店后，一个人当街唱起了歌，一边唱还一边摇摇摆摆，比比划划的，就像跳舞一样。等她走到光明街那个最大的花坛时，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她竟然拎着餐盒钻进了花坛，一边吃东西一边自言自语，然后又放声高歌了一曲。我们几个躲在离花坛最近的那个报亭后面，看着她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自说自话，一会儿胡乱高歌，心都快跳出来了。最最诡异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听明白她唱的是什么歌，好像挺古老，又好像挺悲凉的。就在我们商量着要不要给你打个电话时，她就像听到了我们说话一样，腾地跳出了花坛，还和我们说了声再见，然后大摇大摆地向你们的家走去。我们几个一直跟在她的后面，看她上了楼，看你们家亮了灯，才不约而同地瘫倒在地。之后的几天，我们天天在一起商量，应该怎样帮助闲云。可是，除了告诉你实情，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如果仅仅是上面这些话，估计老李同学也不会一下子就相信了她们的判断。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就算不知心，也还有几分灵犀。关键在于，艳艳最后这段声泪俱下的叙述。艳艳说：“我担心闲云出事，担心你们这个多风多雨的家经不起折腾，于是，在那之后的几天，我一有空就跟着闲云。尤其在她下班的路上，我总是远远地跟着她，看她有什么怪异的举动。没想到，我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倒是我们家陈龙接连三个中午，在回家吃饭的路上看到闲云在那个大花坛边转悠，还时不时地向人打听着什么。”
说到这里，艳艳已经泣不成声。她紧紧地抓着老李的胳膊，语无伦次地恳求老李同学道：“老李，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对闲云很好，在她卧床不起的时候，你每天都精心地侍候她，从来也没有嫌弃过她。我们希望你，在这以后要对她更好一些，千万别再让她受什么刺激了。”在艳艳说这番话之前，老李同学还是比较淡定的。他深知，我身上具有一些文人所特有的气质，读书容易因用心而入境，说话容易因动情而富有诗意。可是，当艳艳说她的爱人陈龙接连三天在那个花坛附近见到过我的时候，老李同学再也无法淡定了。
因为，最近几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和老李同学念叨那个花坛，并自言自语地说那里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老李同学曾多次问我何出此言，我觉得，如果如实地告诉他，我深更半夜地和一个露宿街头的乞丐在他的窝棚前聊天、唱歌，他要是不把我当作精神病才怪呢。所以，我要么闪烁其词，要么突然问他，知不知道那个花坛附近有过什么不该有的东西，有没有过什么不该有的人。如此，老李同学总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息道： “真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这辈子，你可别真的成了作家。否则，就算你不是疯子，我也得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