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刘少奇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试典工作及其许多讲话，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主要责任人邓小平在舆论宣传工作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日报》登了许多坏文章、坏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主要问题是：其一，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二，是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其三，大刮“共产风”，穷富拉平，剥夺农民；第四，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开始，首先由毛泽东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接着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义》（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一个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1、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我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2、讨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泽东千辛万苦力纠“左”倾错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要点：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指出人民公社，要么亡，要么不亡　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本书第11页。）。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虽然压缩了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但仍然偏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五、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有用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

　　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

　　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

　　决议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里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作出明确肯定。

　　批评浮夸风

　　“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并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我对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是有怀疑的，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4月在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点。这个意见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不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指出：“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允许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进行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决议”规定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时间，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社工作。

　　——“决议”仍然反映了不少“左”的东西。如说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规定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等。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少奇接任毛泽东当共和国主席一事，有个材料记载，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刘少奇推行“左”倾错误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却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支字未提。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编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泽东少不了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

　　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全会通过的决议仍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锋芒主要是纠正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这番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赈“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赈—般要算。算赈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刘少奇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选定了刘少奇、邓小平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远留给历史，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的诽谤、中伤，说毛泽东“独裁”，是“暴君”……可以欺骗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蒙哄头脑昏庸的无知者，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必然是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则是别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恶灵魂，而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