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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科因:失落的灵魂 (ZT)

(2013-07-18 07:42:50) 下一个
 
加斯科因又出现了。加斯科因又不见了。
出现,是因为又有人发现他醉倒在街边,或者醉醺醺的他在某个地方闹事,或者他有些神志不清的在一个正规场合胡言乱语;不见,往往是加斯科因又被送进了一所特殊疗养院,甚至是被送进去作为重症看护。
过去十年,加斯科因就是这样的出现又不见。我感觉类似新闻的产生,大概是半年一次的频率。看上去能显得正常的加斯科因难得一见。博比·罗布森爵士葬礼上,有过一张加斯科因坐立饮泣的图片。那一刻我不由得又被他感动,哪怕这十年来,由于加斯科因总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出现和不见,我多少有些厌倦。他有过的那么多可爱的故事,逐渐变成了完全的故事,加斯科因再度和我们见面,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酗酒醉倒如泥、于公众场合出丑,然后被送进疗养院。各种疗养院。
这是一个失落的灵魂。失落于他璀璨之前。乔治·贝斯特也让很多人惋叹,可在加斯科因面前,贝斯特不是悲剧,醇酒和美女,是贝斯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贝斯特一直以来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直到肝脏功能衰竭去世,他都在痛饮着人生。加斯科因似乎也是一个同样的酗酒者,但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1岁转会托特纳姆热刺,加斯科因几乎都不喝酒。足球是他的人生逃道,酒精是他选择的第二条逃道。
十年前,我读过一本加斯科因的自传,扉页上还有加斯科因手绘的一种心理成长曲线。在那本书的记述里,刚退役的加斯科因说在自传出版时,他已经清醒了4个月,没有沾一滴酒。他觉得自己状态很好,他觉得新的生活重新展开了。
没想到不到两年,我又看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加斯科因自传,再过18个月,又有一版新的自传。这样的出版频率,让人厌倦,加斯科因在每一版的自传里,都强调说他要重新开始生活,他这样出版自传的目的,既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能给关心他的人安慰……
久病无孝子,多灾少善人。写《英国足球地理》时,我有过一篇对加斯科因的特写,“迷恋加扎”,试图从英国人生活形态和社会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样一个奇特个体的存在。如今回看当时的文字,读得出自己当时对加斯科因的喜爱和惋惜,十年过后,物非人非,我都不愿意再用“加扎”这样的昵称来描述加斯科因。
他是一个奇特的个体,一个少年时代就有着心理问题的另类天才。加斯科因说他从小怕黑,哪怕成年,晚上睡觉都必须打开所有的灯,并且不能有一点声音。所以他常常整夜整夜无法入睡。去到托特纳姆热刺,在伦敦的时尚生活圈子里,这个满嘴高地口音的傻小子,很容易成为笑柄。加斯科因不在乎自己成为笑柄,但他害怕自己被遗落在无人理睬的角落里。于是他极力地表演,极力用各种乖张过分的方式去吸引人注意。这样的吸引,其实是讨好,为的是阻止最让他恐惧的心理失落感。
漫漫长夜,无穷无尽,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失落的灵魂,可以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绚烂,可以在灯红酒绿的夜场里疯癫,独处一隅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怕黑的小孩。加斯科因从来没有长大过,或许他的心里,一直抗拒着成长,但因为足球,因为他不世出的天赋,他被抛上了舞台,又被重重地踢出了舞台。
英国人对加斯科因的迷恋,有一种顾影自怜的悲哀——十年前我的旧文里,似乎触及了这个层面,但思维很快转移,将他和黛妃、贝克汉姆一前一后两个公众偶像对比。其实加斯科因和这两偶像有着本质不同,他不是偶像,他没有任何英国这个实用至上社会司空见惯的包装和掩饰。他真实得透明,他是一个英国人中的“外国人”,他是一个英国人羡慕却又绝不会去效仿的“外国人”。
这个奇特民族的实用、虚伪、坚忍和冷漠,在千年征战与争夺过程中,压抑成了一种等级森严却又表面相安无事的社会体系,民族性格与之匹配。加斯科因生长于这个体系,但直到他今天醉倒街头,他依旧保持了北方劳工的朴实和直白。
他璀璨,因为他真实。他失落,因为他无处藏身。




迷恋加扎

  英国的足球运动员在英国人眼中通常被分成两类人:“英国人”和“欧洲人”。典型的“英国人”,就是斯图沃特·皮尔斯(前诺丁汉森林、英格兰国家队左后卫)、托尼·亚当斯(前阿森纳、英格兰国家队中卫)、保罗·因斯(前曼联、国际米兰、利物浦和英格兰国家队中场)这种类型,而贝克汉姆、麦克马拉曼、乔·科尔这种球员,则被归纳为“欧洲人”。在以往的英国足坛也是如此,杰克·查尔顿(六十年代曼联中卫、博比·查尔顿的弟弟、前爱尔兰国家队主教练)、埃里克·卡斯卡里诺(前利物浦射手)、布莱恩·罗布森(前曼联队队长、前英格兰国家队队长)绝对是“英国人”,而格伦·霍德尔、克里斯·沃德尔、哥顿·斯特拉坎是典型的“欧洲人”。

两种类型球员的分野,并不是以其国别和原籍来确定的,他们的足球风格,让英国球迷有着不同的感受。“英国人”秉承了现代足球起源时期的传统风格,坚强、硬朗、死板、宁直不弯;“欧洲人”则是将现代足球提升的主角,聪慧、狡猾、圆通、左右逢源。

和“英国人”类型的球员相比,“欧洲人”球员似乎受教育程度更高,他能和你讨论足球,至少能把技战术讲得头头是道;他还能看书,偶尔在报纸上写一两篇妙文,或者面对着满屋子记者,说出一句类似于“……当一条拖网渔船启动时,愚蠢的海鸥在盲目地跟随着……”(坎通纳,1995年解禁后所言)的话,让众人不知所措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愚弄了;他通常会在英国成名,然后在外国联赛踢上一段时间,得到整个欧洲的承认,还能说上一两门外语,这种类型的人,先有霍德尔,后有麦克马拉曼,现有贝克汉姆。

而“英国人”是离不开酒的。他们豪气干云,却缺乏教育,个个都是海量酒鬼。铁骨铮铮的布莱恩·罗布森可以轻松喝掉20瓶啤酒,然后精神抖擞地去训练,阿森纳的“老枪手”们训练的头一个小时,主教练乔治·格拉汉姆都会安排他们去跑圈——以这种方式让他们散掉身上宿夜的酒气,然后才能进行真正的训练。“英国人”在足球场上绝对服从教练指挥,他们有着一往无前的勇气,有着坚如磐石的身体,不过有时他们显得脑子不好用,例如大卫·巴蒂会在冠军杯的赛场上和队友勒索打起架来(1996年布莱克本参加欧洲冠军杯小组赛)……

但加斯科因是游离于这两种类型之外的。这个来自纽卡斯尔的小胖子是公认的英国足球历史上技术最“欧洲化”的球员,可只要身边没有一只足球,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一个在街头巷尾的酒吧里随便就能拖出一串来的英国人。

九十年代初,英国人说起欧洲大陆足球,心中总是充满了羡慕和自卑。用英国球迷的说法是:当一个球迷死后上天堂,他的魂魄便会飞到意大利,在那里他才能欣赏到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天才,每天都能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最优美的比赛。那里的天气也和天堂差不多,尤其是和英格兰比起来。

1992年10月,罗马奥林匹克球场上演了一场拉齐奥和帕尔马的比赛,那是加斯科因离开托特纳姆热刺,加盟拉齐奥的意甲第一场比赛。赛前荷兰足球杂志《国际足球》上刊登了拉齐奥荷兰中场温特的一篇专访,主题就是加斯科因。

“……加斯科因在这里不是一个人,他的弟弟,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保镖都在这里,看来只要加斯科因在这里踢球,他们就会陪伴着他,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公寓套间……上次客场比赛,晚上12点半了,我正准备睡觉,突然加斯科因敲门。我开门一看,加斯科因全身赤裸,却戴着副眼镜,‘如果你需要什么,随时叫我。’他笑着对我说,这让我非常吃惊……后来听说他叫了个警察朋友上来,借了副手铐,把他最好的朋友铐在座椅上,但到了早上这一群人却打不开手铐,只能打电话报警,叫其他的警察来松手铐……他们四个人经常半夜开车兜风,前面让警车拉响警笛开道……他绝对是个疯子?”

这几个朋友不在身边时,拉齐奥队友都认为加斯科因是个“正常的人”,可一旦有了朋友相伴,他就开始“发疯”了。

奥林匹克球场是墨索里尼修的,球场里总是充满着一种疯狂的气氛,能在这种球场里冷静地发挥,只有天才才能做到。加斯科因就是这样的天才。当他在主场第一次登场亮相,对手都知道这个英国人的厉害。加斯科因中场带球,看见德国队友托马斯·多尔沿右路疾进,于是准备传球,可帕尔马的左后卫防守非常严密,中卫也过来封堵加斯科因的传球路线,然而加斯科因轻巧地把球搓起来,球穿过两个后卫之间狭小的缝隙,舒服地落在多尔身前1米处。整个球场在为加斯科因欢呼。这场比赛拉齐奥5比2大胜。

刚认识加斯科因的意大利人,马上喜爱上了这个英国佬,认为他是个性格外向、很可爱的人。此前几个在意甲失败的英国球员,像鲁瑟·布里塞特和伊恩·拉什,总被认为是性格内向使然,他们古板傲慢,不和队友主动打交道,也不主动学习意大利语。加斯科因的确是个外向的人,但他和两位前辈一样,半句意大利语不会说。在当时的拉齐奥队里,能说英文的球员也不多,意大利人里只有菲奥里能说几句,也只有他和加斯科因关系稍好。有着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荷兰人温特也能说英文,可他不喜欢加斯科因。

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对球员公众形象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而加斯科因在公众场合永远是一个小丑,只是意大利报纸相对英国小报来说,“狗仔”的风格还不够强,因此更多加扎在意大利的笑话没能被英国小报利用为扩大销量的工具。《罗马体育报》曾经拍到一张图片,背景是拉齐奥队更衣室,赤裸的加斯科因伸手抓住一个队友的私处,把那话儿对着镜头晃来晃去,不过《罗马体育报》没敢发表这张图片。

拉齐奥球迷中有不少法西斯分子,英国还有人担心他们的国宝会否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攻击,意大利媒体的回答令人莫名其妙:“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意大利人对加斯科因是宽容的。他们从没见到过一个英国人能像荷兰人、意大利人那样在球场上纵心所欲地释放自己的足球灵感。同时这个英国人走下球场后,不会像莱因克尔那样维持着自己的绅士形象,仍然是随心所欲地去享受他的生活,即便趣味有些低级、性格有些乖张,可他的纯真让人感觉可以亲近。媒体无时不刻不在包装他炒作他,可加扎永远是加扎,而不是那个被欧洲足球文化震惊得迷失了自我的霍德尔。他的本色不会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中消退,他仍然是那个原汁原味的英国人。

每年英国知名杂志《PRIVATE EYES》都要列出当年“上镜率最高人士”,就是过去12个月最受公众关注的人,1990年这个人就是保罗·加斯科因。

为什么?就因为这个胖小丑1990年夏天在意大利的眼泪?在意大利之夏往后,连加斯科因的妈妈都开始叫他“加扎”(Gazza)了,尽管妈妈以前从来没给淘气儿子取过这么个别扭的昵称。当时谁也不去问加斯科因妈妈为什么对儿子的昵称变了,因为每个提问的记者都得交出300英镑,妈妈才会开口说话。

从夏天到秋天,1990年短短的两个月,英国出现了3本加斯科因的传记,每份报纸、每期杂志上都能看见他那张胖脸。即便他玩票娱乐圈去唱的那首单曲,都上了BBC的“TOP OF POPS”排行榜,居然也成了流行歌曲!虽然大家都承认这是空前绝后最烂的流行歌曲。加斯科因有一次开着敞篷车,戴着一对假乳房在伦敦北部小城卢顿招摇过市的笑话,竟然成了1990年《卫报》评选的“最佳喜剧”。要知道,《卫报》可是一份面对中产阶级和白领的严肃报纸,即便开玩笑,他们也自我标榜要开“有品味”的玩笑。

英国小报对加斯科因的热爱或者利用,也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太阳报》1990年年底出版了一本加斯科因家庭相册,把他的成长经历一一展示给公众,从那个又小又肥又丑的红发小孩,长成这个又大又肥又丑的红发雀斑巨星。

时光的流转,至今只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加斯科因故事。最近看新闻,才知道加斯科因可能到卡塔尔去踢球。在英国和英国人谈起加斯科因,每个人脸上都会泛起古怪的笑容,感情细腻、受过教育的伦敦人,笑容里似乎会渗出眼泪来,豪爽的北方人,笑容里也抹不去那丝难言的凄恻。

2002年的秋天,我和一个英国大牌经纪人在伦敦一间意大利餐馆聊天,席间谈起加斯科因时,不由得说了一句:“为什么你不把他弄到中国去,他反正失业了,在中国他还会是个球星。”没想到这个英国经纪人情绪十分激动地回答道:“胡扯!加扎完了,他完了……我不相信哪个英国人愿意看到他这样的堕落……”

我能理解这个英国人的情绪。加斯科因仍然是他心目中一个英雄,一个残缺的英雄。对于加扎的消亡,他有着刻骨铭心的痛楚。足球经纪人都在追逐商业利润,这是行业决定的,可这个经纪人在面对加扎时,感情影响了他的商业判断,他不想把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和自己心目中永远不可替代的加扎联系起来。

这次闲聊过后没有多久,加斯科因果然来到了中国,又平添了一段混乱不堪的回忆,而操作这桩转会的,果然不是一个英国经纪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英雄,可是为什么英国人如此迷恋加斯科因?为什么GAZZAMANIA?加扎疯狂 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就算贝克汉姆,也不能在传媒界促生BECKHAMMANIA这个单词。

迷恋加斯科因,从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开始,英格兰对德国,地点是意大利的都灵。比赛即将结束时,加斯科因很不必要地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由于此前比赛中他也领到了一张黄牌,那么英格兰随后可能参加的决赛或者三四名决赛,他都将被停赛。

加斯科因哭了。

电视镜头完美无缺地捕捉到了这个镜头,加斯科因哭了!不知道有多少英国人的眼泪,随着加扎(不,这一刻,人们还是叫他加斯科因)的泪水滑落,洒在那美丽的意大利赛场上。加扎的眼泪是如此动人,以致于以深度纪录片闻名的英国电视四频道后来专门做了一个专题片,分析各种成年男性男人当众哭泣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毫无疑问,这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眼泪。加斯科因的哭泣太感人了。加斯科因承认过,他有时当众哭泣是故意的,例如他第一次见到著名硬汉杰克·查尔顿——前爱尔兰国家队名帅。当时查尔顿上任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加斯科因还是个预备队的小孩,查尔顿把加斯科因叫进办公室,严厉地告诉他如果不减肥,就立马把他开除。加斯科因当时就哭了起来,这次会面,是师徒两人最后都哭了。“这孩子小时候过得太苦了。”事后查尔顿这样解释自己的眼泪,他不知道上了加扎的当。

然而在都灵他流下的真情的眼泪,也只有如此真情的泪水,才能感动一个民族,甚至打动整个世界。

加斯科因出生在英格兰东北贫穷的小城GATESHEAD,父亲差不多有二十年失业历史,全家只能靠社会救济度日。很多传记作者都喜欢说加斯科因是靠吃“煎鱼加薯条”(FISH AND CHIPS)长大的。“煎鱼加薯条”是最简单的英国家常菜,事实上,在加斯科因的童年时代,“煎鱼加薯条”也属于奢侈品。20年后,当他为伦敦最富有的球队托特纳姆热刺队踢球时,当他的周薪超过一万英镑时,加斯科因仍然每周开车5个小时回到老家,就为了到老爸常去的那个工人酒吧喝上一夜的酒。他发财了,他成名了,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加扎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英国所有的普通人都知道这一点,你不能用足球圈内的“英国人”和“欧洲人”来界定他。托尼·亚当斯也很英国,可他举手投足间,早已有了职业明星的气质,加扎从来没有。

对传统的英格兰人来说,加扎是个地道的英格兰人——在今天的普通英格兰人眼中,西装笔挺、面容不苟、动不动就“LADY FIRST”的绅士,并不是地道的英格兰人。而衣着随便,出门不带雨伞,遇上阴雨骂一声“BLOODY HELL”,还带着满嘴酒气的人,才是地道的英格兰人。在球迷眼中,“英格兰人”加斯科因可以用“欧洲人”的技术去对付“欧洲人”,而不用像伪善的霍德尔、莱因克尔那样衣食住行都得学着“欧洲人”。

加斯科因一句外语都不会说,他也从来不想学,可他有着“英国人”没有的足球技巧;他从来没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吉诺拉那种让“全英格兰女人呕吐”的性感魅力,可他有着“英国人”没有的球场想像力和表现欲望。因此他被球迷尊崇,他被英国人喜爱,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隔膜的至诚的喜爱。因为他的真实,因为他的缺陷让他更加可爱。

在加斯科因出现前,英国正处于历史上最痛苦的社会转型期,帝国已经崩溃,经济在撒切尔夫人的阵痛疗法中辗转反复,过度强调个体利益的女首相,给这个传统国家的伦理观念进行了一次极度的扭曲,足球更是在海塞尔和希尔斯堡两大惨案中跌入最低谷。九十年代初的英国人眼里,“欧洲人”比自己更富有的,能说好多种语言,能保持清洁整齐的市容,能踢出聪明精致的足球。英国在这些方面全都比不上,极度自尊的帝国心态在迷失中消沉,没有谁相信政客们宣扬英国仍然处处伟大的政治演说,就连奇迹般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胜利带来的一点自尊,都在1986年世界杯上,被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打得粉碎。

然而一个横空出世,似乎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加扎改变了一切。他不用改变自己,但他拥有着“欧洲人”在足球上的优点。

甚至有人戏谑,说约翰·梅杰能接过撒切尔夫人的首相位置,因为他是政治界的加斯科因:梅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传统政客的背景。他每天都在和“欧洲人”讨价还价,可他从来没改变自己“英国人”的本性。梅杰会每个周末都去斯坦福桥看球,那时候的切尔西还找不到半点阿布拉莫维奇的影子,仍然是一支工人阶层球队。梅杰没有忘本。

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前,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铁腕让她失去了整个民族的支持,于是撒切尔夫人采取了一些很肤浅的政治手法,想利用媒体,在公众面前作秀,企图提高自己的名望,其中一个就是拉近她和足球的关系——任何一个英国人都知道女首相不但不懂足球、而且厌恶足球,球迷在她眼中全是足球流氓。

1990年的冬天,加斯科因被评为“英格兰最佳青年运动员”,他的队友莱因克尔因为12年职业生涯从未吃过一张黄牌得了费尔泼莱奖(FAIR PLAY),两个托特纳姆热刺球星受邀造访唐宁街10号。加斯科因和首相见面并且拥抱,事后加扎说首相这个人“很好,逗人喜爱,跟我一样”——这正是加扎对所有女人的评价,在此刻之前,撒切尔夫人也许是全英国最不知道加斯科因名头的人。

加扎去唐宁街10号,事前在伦敦新闻界还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认为加扎足球英雄的名头,会受“毁灭足球凶手”的负面影响。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担心,过盛的名声,会让加斯科因如乔治·贝斯特那样迅速陨落。加斯科因还在纽卡斯尔联队当学徒时,该俱乐部主席就说加斯科因是“没有脑子的乔治·贝斯特”,加斯科因当时就说贝斯特是“人渣”(SCUM)。其实加斯科因此时还不是一个公认的球星。

可是一切都没有影响到英国人对加斯科因的喜爱。他和撒切尔夫人那张会面的合影,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又被《泰晤士报》放到头版,图片注释有些“无厘头”的味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加斯科因。不久后她被迫辞职。”

加斯科因后来还是勉强学了点绝对不够用的意大利语,他在意大利的足球生涯走得很不顺当,按照官方的说法,受伤让他无法在意甲真正地站住脚,可他在罗马的每一天都被纪录了下来。独立电视台专门派了一个摄像组,每天都跟在加斯科因背后,然后每周做出一档《加扎周记》,半个小时节目,经常以加扎翻看英国报纸上报道他的文章开始。直到他后来不争气地加盟格拉斯哥流浪者之前,这个节目都是英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他居然到苏格兰去踢球了?英格兰人开始觉得不可理解,并且开始对他不加理睬。即便是格拉斯哥凯尔特人在六十年代成为英国第一支夺取欧洲冠军杯的球队时,英格兰人对“里斯本雄狮”的表现也只是鼻翼一哼,这就是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态度,正如曼联对曼城的态度。英国的经济在90年代初开始复苏,国民生产总值多年来首次超过法国上升到世界第四,民族的自信在恢复,可以淡忘加扎了吧。

1996年欧洲杯很快就来了,加扎已经被定位为“垮掉的天才”,可是这个胖子正是在和死对头苏格兰队的比赛中打进了一个天才的进球。他的啤酒肚比以前明显多了,英格兰队里的“欧洲人”也越来越多了,然而加扎仍然是最“欧洲人”也最“英国人”的。只需要那一个进球的瞬间,和他腆着肚子躺在地上庆祝的场面,加扎就能让这个民族再度为他癫狂。

英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他们没有意大利的阳光,没有德国的平原。这个国家是在贫瘠的自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喝酒,是因为要在漫长的冬季里和寒冷潮湿的气候作战。所以英国人能理解生活中的起伏,他们能接受“失败的英雄”。一个“复活的英雄”,更能激起英国人心中的共鸣。在1996年欧洲杯期间,加斯科因到BBC电视台做一个现场节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过去6年英国最有名而且最受欢迎的人物”。

这个人仍然时不时能让整个民族发出会心的微笑,例如当挪威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扬言要淘汰英格兰队时,加扎会对着挪威电视台的镜头说一句:“滚你妈的蛋!”他还会没事对着意大利记者打饱嗝。

加扎喝酒越来越多了,加扎的步伐越来越慢了,加扎的头发越来越少了,加扎开始打老婆了……伴随着加扎一道成长的那一代英国人也成年了。大家随着社会浪潮,被卷入了庸俗的生活中,足球不再是青春期激情宣泄的惟一选择,足球也已经变成了英超足球、曼联上市公司足球。

不知道有多少足球作家和足球记者,在总结1992年英超这个纯商业足球联赛出现时,把英超诞生的契机,归纳于加斯科因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眼泪。那本来是一届无趣的世界杯,无趣得连英国足球流氓也没有闹事,可正是意大利慵懒的阳光下,完全不被人看好的英格兰队在复赛第一轮凭借在意大利踢球的“欧洲人”普拉特神来之笔淘汰比利时,四分之一决赛充满争议地淘汰“非洲雄狮”喀麦隆,然后在半决赛和西德队决战。足球在经历过百年失修的球场悲剧、浓缩了社会经济矛盾的足球流氓事件后,突然在一个无聊的夏天抓住了所有英格兰人的神经。

这些和加扎一道成长起来的人,其中也有像他那样打老婆的,可谁都知道窝在曼彻斯特、谢菲尔德这些老工业城市,整天喝闷酒、打老婆是没有发达机会的,于是整个民族再度向伦敦集中。英国越来越欧洲,今天的伦敦,你在街头和100个人说话,能说出纯正伦敦英语的肯定不到10人。

媒体找到了一个黛安娜王妃之外,每天都能帮助他们卖光报纸、帮助他们制造热播电视节目的新偶像。他们致力制造一个深入人心的加扎,可媒体永远都是无情的,新闻纸多么的残酷!当他们发现还有更好更新的替代品时,自然会把镜头锁定在替代品上。

贝克汉姆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因为他有完整的家庭、循规蹈矩的成长经历,他还长相俊美,更有个明星老婆。贝克汉姆很“欧洲”,他甚至是一个世界一体化在英国人身上的良好体现。贝克汉姆不会说外语,但他还没去马德里就在刻苦学习西班牙语了。然而世界一体化,或者我们中国人说的世界大同真的就是这个世界走向更高层次的必然发展吗?

至少英国人在疑虑。这是狭隘的岛国心态?英国人没有辩解,他们只是不想放弃自己习惯的、自己喜爱的生活,即便潮湿阴冷,即便面容严酷,即便被人评说“保守封闭”。

因此加扎在时代大潮中落伍了,不论他流落到苏格兰还是埃弗顿,不论他在1998年世界杯前失意地落选,英国媒体开始用戏弄的手法来折磨这个曾经的英雄。当加扎从世界杯训练营回到伦敦家中,被前妻拒之门外的照片刊登出来后,伦敦小报用的都是“陨落的巨星”一类的标题。

媒体的评判,并不是普通英国人对加扎的评判。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时代大潮中迷失的中年人,一个传统的英国人,一个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瞬息万变世界的普通英国人。他们会回想起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段灰暗的英国日子,因为二战之后的英国一直在这种时代的迷失中随波逐流。

对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来说,加斯科因并不是一个“英国病人”,他只是一个真实的普通英国人,而贝克汉姆是个虚假、遥不可及的商业符号。

和绝大部分世界足球英雄一样,世界杯是加斯科因的成名舞台,但对英国人而言,他们迷恋加斯科因,并不完全是因为加斯科因在意大利之夏的精彩发挥,和英格兰队在国际足坛沉寂多年后一次不错的表演。1990年的世界杯,是英国这个岛国和欧洲大陆在足球上一次势均力敌的对抗。英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是这个又胖又丑的红发人,能用欧洲大陆人的足球技巧和欧洲大陆人对抗,而他又绝对是一个英国人。

英国人正是在这种顾影自怜的情绪里,迷恋上了加斯科因。

加斯科因决不会向大陆投降。他曾经对古利特——英国人眼中最优雅的“欧洲人”,说过如此荒诞不经的话:“……你这个长发喜马拉雅山雪人。”有许多欧洲大陆球星,例如克林斯曼,能用几种语言接受采访,可加扎连用一种语言接受采访都不愿意——他宁愿对着你打饱嗝。尽管他曾经腰缠万贯,可他不会去穿阿马尼,他甚至嘲弄般地问过里杰卡尔德:“AC米兰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作为一个球员,加斯科因在球场上对抗“欧洲人”的方式是绝对欧洲化的,就像欧洲顶级前锋对待托尼·亚当斯那样。当他用脚后跟带球突破两个荷兰后卫时,英国人说他们想起了克鲁伊夫,因为克鲁伊夫是“欧洲人”的极致。加扎向英国人证明了:“我们能像他一样踢球,可我们不用像他”。

加斯科因在继续滑落,以致于要到中国才能寻找到工作机会。在加斯科因年初加盟甲B球队甘肃天马时,曾经有过甘肃出50万美元转会费的笑话。加斯科因2001—2002赛季效力埃弗顿后,在2002年夏天被埃弗顿解约,完全是个自由球员,50万美元的转会费从何说起?这50万美元成了足球世界里的“黑金”,还是俱乐部和加扎形成默契的一种商业炒作?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不论加扎闹出多少新笑话、新丑剧出来,他永远是那个英国人迷恋的加扎。

多年以后,英国人仍然在回味着“加斯科因”成为“加扎”的那一瞬间——他对德国中卫贝特霍尔德的犯规,那个犯规并不严重,但贝特霍尔德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典型的“欧洲人”举动,整个德国队板凳席都站了起来,似乎惊恐万状,这更是“欧洲人”的集体表演。主裁判赖特(WRIGHT)准备掏牌。赖特,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可他是个巴西人,也属于“欧洲人”的范畴。

加扎哭了。“欧洲人”也会在球场上哭泣,例如马拉多纳,然而“欧洲人”的哭泣绝对没有加扎那样真切。

加扎哭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生活中失去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当时谁也不知道英格兰队能否进世界杯决赛,可加扎知道他失去了向往世界杯决赛的机会,不论下一场比赛是什么,他都只是一个看客。

这是一个失落了心爱玩具的孩子的泪水。

所以英国人迷恋加扎,迷恋他的眼泪,迷恋那个伴随他们走出灰暗岁月的普通的英国人



作者-------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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