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法逃避的威胁, 给人带来的是强大的“不安全感”。而自然灾难的发生考验的是生存者对危机的处理，也是对生存者的心理对灾难冲击的考验。灾后余生的故事，只是加重了这种“不安全感”。心里长期潜伏的“不安全感”，会促使个人变的易于激进，但是激进与冲动的后果往往是“失败”；而个人的“失败”会导致整个社会体系重新整合，产生“精英决定”的体制，而强调了尊崇与完全听命予“领袖”的制度。当一个社会强调了“领袖”的作用，它的直接前提是“所有被领导大众的团结与顺服”。所以日本人团结，他们也非常的尊崇领袖的决定，这也是一种对应灾难的一种准备。 日本的许多歌曲都笼罩着浓重的悲伤情调。日本人准备面对的是对珍爱家园瞬间失去的打击和不得不承担的无奈。这对人的心理是个极大的冲击。在长期“不安全感”心理基础上建立的人格是略有偏差的。它会导致本我与主我发生偏离，从而出现“双重性格”的倾向。 然而，领袖的主导作用抹杀了个人的特性。在很多日本公司，一个商业问题或电邮要抄送至少五个人，要等很多天才可以看到一个决定的产生。因为领导或者领袖需要时间来了解问题的方方面面，职员需要耐心的开了一个又一个的会议，来等待这个决定的产生。而官僚式的管理模式，推崇的是衷心和服从，以及论资排辈。这对个人的心理的压抑和遏制，造成了许多下班族的放荡酗酒与不羁。再加上，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的持续萎缩，使得物价飞涨，生存的压力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