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是伴着收音机长大的。我小时候不知道“收音机”一词。只是随大人叫“电匣子”。收音机最吸引我们的，就是每天固定时间播放的评书。我从记事起听的第一部评书是“艳阳天”。说书人是我们鞍山老乡杨田荣（他是后到鞍山的）。然后是刘兰芳讲的岳飞传，岳飞传的播出正赶上好时候，因为四人帮倒台后，全国迅速掀起为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的热潮。这部书播到了政府和百姓的心坎上。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效果。后来，杨田荣的徒弟单田芳出来了，播讲隋唐演义。李元霸，罗士信，程咬金，秦琼被他讲活了。听完单田芳的评书，才觉得一个人的嘴皮子居然可以顶上千军万马。

我们这代人的收音机是电子管的。体积硕大。打开一会就开始发热。调波段的旋钮可以调到长波，中波和短波。一般人家都定在中波。而且把旋钮拔掉。只剩下秃秃的的拨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孩子切换到短波，听美国之音之类的西方中文频道。那个年代的罪名叫“偷听敌台”。是要进监狱的。我记得一次去同学家，他哥哥用铁钳子把频道拨到短波，正巧他爸爸回来了。不由分说狠狠一个大耳光。这种事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老式红灯牌收音机

虽然收音机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我却对电子管收音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说出来你会觉得缘由很奇葩。因为收音机工作时比较热，结果成了蟑螂的寄居之所。有时我能听到蟑螂在里边爬行的簌簌声。有一次我透过前面的玻璃，看见一只蟑螂在脱皮，脱皮后的蟑螂居然是白色的。我快吓死了。由于小时候蟑螂多，我得了蟑螂恐怖症。甚至我现在打这段文字时，全身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后来，进入八十，九十年代，电视机，音响很快普及了。收音机逐渐变成了次角。甚至淡出了一些人的生活。

2000年我家移民加拿大。我老婆突然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开始我们只买便宜的，十几元的小收音机。后来经济条件好一点，我给她买了一台德国的根德牌收音机。记得花了三百加元。老婆嫌我花钱多了。埋怨我。我故意装出要把收音机砸碎，老婆这才接受了。从此老婆在厨房做饭时，便打开收音机，这台德国收音机有一种特殊的铜质音质，十分醇厚。收音机一开，舒缓平和的音乐便回旋在房子里。就这样，这台收音机陪伴我们，一晃在加国度过了二十年。今天我上网查了查。这台收音机绝版了。最后一批的价格居然涨了近三倍。

今天想起收音机纯属偶然，因为四岁的小外孙女突然手指收音机，要我打开，她要听音乐。其实她有自己的收音机，而且不止一台。这在我小时候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是家庭的顶级物件。小孩子是绝对不能乱玩收音机的，只能永远玩那一两件同样的玩具，永远听那几首同样的革命歌曲。文化生活单调到了极点。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八十年代初是中国人最幸福，最快乐的年代，的确，人性被压抑太久后，突然被解放出来，使人会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幸福感。但是，也会出现悲剧。有一件发生在我家乡的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一个青年男子，从记事起便天天看银幕上的“铁姑娘”。当四人帮倒台后，恢复公演电影“刘三姐”。他看了十五遍后，自杀了。当时谁能理解他呢？也许他太极端了，当他看到人性的美丽之后，觉得自己以前的生命被毁掉了，他看到了如此美好的东西但又怕失去，于是选择了与美好一道离去。就像雨果的名著“悲催世界”的结局一样，当沙威突然看到生命的真谛后，选择了带着它，跳进了滚滚的塞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