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过：电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某种角度来看，从来没有什么比电视机的出现更加意味深长。它第一次使人类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真实的虚幻。电视开启了人类的虚幻化历程。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否存在？但真实性已经开始在消失……

电视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那么这件事是发生在1982年的夏天。

在这一年的夏天，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这是我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我记得它是一台14英寸日本松下原装进口黑白显像管电视机。它是正方形的。14英寸在当时可绝对是个大家伙，是一个庞然大物，会让人羡慕得眼红的。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耀眼、漂亮，但有些奇怪的火红颜色的外壳。那红色即使在晚上关上灯仍然能看见。它在黑暗中隐隐地搏动着。荧光屏是黑的。但走近看，其实是灰色的，你可以看见里面变形的你自己和你身后的家。这是因为它的表面是呈弧形向外凸起的。我总觉得它像一只巨大的独眼。没有白眼珠。一只身体躲在大眼球后面的独眼怪兽，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这个家。直到开关被拧开时，这只怪兽的独眼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画面。这就是我关于这台电视机的记忆。

1982年，电视机还是需要凭票才能购买的商品。当父亲把一只巨大的纸盒子抱进家时，全家人激动万分。那时候，没有人家里有汽车，甚至没有人会想到有一天自己可能拥有一部汽车。那时，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单位上的司机都牛气得像大老爷，天晓得这么瘦的爸爸是怎么一个人把这样一个大家伙弄回家了。我立刻像一只非洲草原上的羚羊，跳跃着冲过去，要帮爸爸抬那个大纸箱。爸爸一声大呵：躲开！然后，稳稳地把那大箱子放在了家的正中。我欢呼雀跃，顿足捶胸。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件。在1982年，买一台电视机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件。因为，它不仅仅是偶然地发生在我们一个家庭，而是在这个国家成千上万个家庭中不约而同地发生着。所以，它成为了一种必然。一个生活的目标，梦想和某种标志。它意味着生活从此改变了。过去是没有电视的生活，从今以后就是电视的生活了。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塑造着生活，然后生活又成为对我们的一种规定。

我所见到的最早的电视是爸爸的一位朋友自己组装的。那是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极小的一块荧光屏，小得难以置信。它没有外壳。后面有一大堆裸露的电子元件，样子丑陋，古怪，而神秘。这样，这台电视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视觉效应。后来，那个叔叔在机器上加了一个盒子，但第一印象已经形成。不过，无论有没有外壳，只要电视一打开很快人们就会被电视机屏幕里不断变化的画面和声音所吸引，忘记了电视机本身和电视之外的一切。在当时，通常每天晚上这台小电视前都会有十几个脑袋悬浮在黑暗中，所有脑袋上的目光都注视着那块极小的不停闪烁变换着的9寸屏幕，有时有人发出一两声惋惜，有时所有的人同时发出一阵大笑。接下来，有人家里买了电视，很快所有的家庭里都有了电视。大部分是国产品牌，北京牌电视，上海牌电视，南京牌电视，珠江牌电视，环球牌电视，金星牌电视，大熊猫牌电视，长城牌电视，……。一直到很久以后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些牌子的电视都不存在了，它们仿佛一夜之间无影无踪，即便在我的记忆里，也只是模模糊糊，似有似无，以至于我渐渐觉得，它们只不过是我记忆中自生自灭的产物，就像一座无人居住的宅院里日久生出的野草。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那台日本松下原装进口14英寸黑白显像管电视机，那猩红的颜色，那只怪兽的大眼睛，却不同。它在记忆里异常真切，清清楚楚。可我仍然困惑于我的记忆。因为我们家只是一户普通人家。在1982年，购买一台普通国产12英寸电视机都昂贵，而且很难弄到电视机票，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买一台进口14英寸日本松下电视机呢？父母还健在时，我记得，有许多次，我们说到过这台电视机。爸爸每每在谈话最后要说到那红色，说现在再也见不到这样的红色的电视机了；而妈妈则总是会埋怨我，说我不应该把它随便地扔掉，应该留下来，挺好看的一台电视。现在家里房子大了，放着也可以做一个摆设，有多别致。是的，现在再也见不到这种红颜色的电视机了。现在的家也完全变了，房子大了，地点也不同了，原来的那个家已经不存在了，家和红色的电视机和我的父母都只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并且，随着记忆里诸多事物的消失而日益清晰锐利了。

那天爸爸进屋后，放下盒子，妈妈已经从厨房跑出来，看着那个盒子问爸爸：

“买来了？”

“买来了。”

“那赶快洗手吃饭吧。饭都好啦。”

说完妈妈又转身走进厨房，消失了。然后，是姐姐的房门突然打开，姐姐从她的小屋子里跳了出来。那时，姐姐比我高许多，很瘦，活像一只吃不到树叶饿得皮包骨头的长颈鹿。她一出来就大喊：

“买来啦！买来啦！我们从今以后可以看电视啦！”

但爸爸不耐烦地一挥手，当头呵斥她：

“看什么电视？你不能看电视。回去好好看书去。”

姐姐还是围着盒子转了一圈，才在爸爸的驱赶下悻悻地回到了她的那间小黑屋里，关上了门。姐姐碰了一鼻子灰，这让我很高兴。现在，我可以从容不迫地以这个盒子为中心，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欣赏这个大硬纸壳的盒子。

有多少人能经得起一只盒子的诱惑？不会太多的。打开一个密封的未知的盒子，总会让人感到刺激。我看见盒子上写了许多日文还画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图标，这使得它比国产商品的包装，显得更高级，堪称华丽。在那个年代，外国这个字眼，一件来自外国的物品，甚至仅仅是一张写着外文的包装纸，都会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这是一种几近神秘的体验。它混合着狂喜，冲动，和轻微颤栗着的恐惧感。但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再也不能产生出这种奇妙的感受了。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的衰老。的确，随着衰老我体内的各种感知能力正在逐渐衰减、丧失，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也的确对这个世界正在渐渐失去兴趣，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时代，时代已经发生了某种本质性的改变。如今的孩子们得到一件礼物、一个宝贝，仍然会感到高兴，但他们已经很难再体验到那种源于神秘的刺激。是的，人类的快乐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但神秘感正在消失。世界对于我们今天这些现代人已经变得彻底地可以理解。没有什么是神秘的了。

那天，我和爸爸蹲在这只盒子前感受到的却是这种神秘的体验。爸爸看着盒子上的字迹，嘴唇在蠕动着，他开始破解盒子上写的文字。我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些字写的是什么，但更想立刻打开盒子。爸爸是工程师，自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中日在1976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建立了邦交。随后，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好像彼此之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了相互仇恨。爸爸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出一次国，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而当时唯一可以想象的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日本。在爸爸两眼凝视那些文字，口中默默地念着些什么的时候，我早就急不可耐，几次伸手想去拆开那个盒子，但都被爸爸用他的手把我的拨开了。

而这时妈妈已经发现我们并没有遵照她的旨意，立刻抛下盒子洗手准备吃饭。这就刺激了她。于是，她就加倍地对她要一辈子呆在厨房里辛勤操劳，为我们这些没有良心的老老小小做一日三餐而感到委屈。要是平时，我们只不过是由于拖拉的习惯，或贪玩拖延着开饭的时间倒也罢了。但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只狐魅十足的来自于外国的漂亮的大盒子，这就让她心生嫉恨。于是，她在厨房里大喊：

“怎么回事儿？饭好了都不吃！你们是不是今天就光看电视不吃饭了！”

可惜，我和爸爸都被这只盒子吸引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最后一句话中威胁的口气。爸爸看着盒子仿佛压根就没有听到妈妈在喊我们。我则蹲在爸爸身边，一声不吭，只是祈望着爸爸不要叫我去洗手端饭。这时，爸爸给我解释盒子上写的文字的意思。我听得迷迷糊糊，如在云里雾里。这更加剧了这个盒子的莫测高深。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有可能是爸爸的日语不怎么地，他自己也没有看懂。爸爸学日语的时间不长，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学习外语的条件非常有限。

1982年还是一个极其匮乏的年代，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人带来满足。但这反而让那时的人们非常容易感到幸福。社会上到处充满了渴望，渴望得到一点点卑微的东西。 这一点点卑微的东西就足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的强烈程度是生活在物质过于丰富的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生存就是这样。越是在苦难中越要忽略痛苦，专注于幸福，哪怕是虚假的幸福，自己骗自己的幸福。永远不要想得太多太远。比如，那时我就专注于酱油炒面和小笼肉包子。它们就是我的最高的幸福，我的生活的目的。

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心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上，坐落着一栋两层高的陈旧的绿色邮政大楼。那里有一台电报机，而在邮局身边是一座两层高同样陈旧的国营饭馆。一层大厅处有一对儿朱红色的陈旧的大门，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里面白天黑洞洞的，夜晚灯火辉煌。从那里长年飘荡出酱油炒面和小笼肉包子的妖艳的异香，让我目瞪口呆，垂涎不已，只要一张开嘴，就会从我的口中飞出成群的百灵鸟，杜鹃，画眉，夜莺，白鹭，小燕子，还有扑扑啦啦的麻雀，乌鸦，蝙蝠，大公鸡，和像挂钟一样的不会眨眼的尖鼻子猫头鹰。在白天，在夜晚，甚至在二十公里之外的海淀知春路上，我都能闻到那酱油炒面和小笼包子的香味儿。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我知道它们离我并不太远，就在我家十字路口的街头，从我家出来步行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到达那里。它们不便宜，但绝对不是一件可望而永不可及的梦。只要有朝一日我一工作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我就会飞跑着冲进那里，点上一盘酱油炒面，一笼小笼包子，从而达到我人生幸福的顶点。它们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幸福。但当有一天我真地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后，那个小饭馆儿连同酱油炒面已经消失了。小笼肉包子还有，它好像是永恒的。但我的梦想改变了，已经变成了希望有朝一日能每天坐在饭馆里，吃上一盘宫爆鸡丁儿。那时，比过去有钱多了，物质开始变得日益丰富。但我却一天一天对于幸福越来越感到怀疑。我把拿到的工资全部交给了妈妈。妈妈为我骄傲，我就是她的骄傲。她说：儿子你真棒，这钱我全给你存着。我说：不用啦，妈妈。你都花了吧。等以后我还会给你挣大钱孝敬您的。妈妈满脸春风，笑容甜蜜而幸福。可有一天，当妈妈年老体衰重病在身时，我却人在美国又失去了工作。我们之间隔着两座大洋，分属两块大陆，两个国家。他们说世界在变小，小得像一座村子。真的吗？每当夜晚，我都焦虑，寸心成灰，痛感人生如梦。但在当时，这座饭馆给我整个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它给我希望，梦想和力量。只有一次例外。那次它伤害了我。那是在小学的某个夜晚，我独自一人溜出家门，来到了酒仙桥的十字路口。当站在小饭馆儿门前的夜色里时，饥肠辘辘，身无分文，形影憔悴，望着那敞开的暗淡而艳丽的朱红大门，里面弥漫着烟雾，灯火，晃动的人影，碰撞的杯盘，和无穷无尽的模糊的欢笑声。那些难以忘却的模糊的笑声和人影，还有那些永远不会让我忘记的气味，它混合着酱油炒面，小笼包子，辣子鸡丁，啤酒，老白干儿，和香烟的气息，它们伤害着我。在以后的，日日夜夜。我当时伤心地想，一切都是属于大人们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们的。对于我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比梦都遥远，而比这些更加遥远和虚幻的，是班里新来的那个美丽的女孩子，小芹，她的笑容，即使在梦里，都会让我颤抖。

妈妈这时在厨房里已经变得怒不可遏了。她扯着嗓门大吼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难道每回我做好了饭，还要去求你们爷俩吃才行吗？我最后一次问你们，今天到底吃还是不吃饭了？”

爸爸正在专心致志地解读盒子上的文字，被贸然打扰，不禁变得烦躁，就轻率地恶声回吼道：“吃什么吃？什么都没做呢就先吵吵着要吃饭。”喊完了还继续对我低声嘟囔着：“你妈每回都是这样，什么都没做，就大喊大叫着让准备吃饭，真是烦死人了。”我小声附和道：“就是的。就是的。咱们还是先把电视架好了再说。”爸爸问：“你饿吗？”我说：“不饿。一点儿也不饿。”爸爸认为他已经把盒子上的文字说明完全搞清楚了。于是，站起身，去拿来一把剪刀，准备拆盒子。但刚一蹲下，妈妈却从厨房里走出来，脸色难看。进到客厅，把围裙往桌子上一摔：“好吧。既然你们都不吃饭了，老娘从今儿以后还不做了呢！”我们知道大事不好。爸爸立刻像挨了当头一棒，清醒过来，扔下剪刀，站起来，随即教训我：“还不快去端饭。光会惹你妈生气。”然后，走进厕所去洗手了。我则像被踩了一脚的弹簧一下子跳起来，跑进厨房。心中郁闷。好不晦气。而奶奶始终坐在那里，目视着前方，吸着她的烟。

进到厨房，我一眼看见盘子里盛的竟然是西红柿抄鸡蛋，刚刚的沮丧立刻烟消云散，精神为之大振。西红柿炒鸡蛋之于小笼肉包子的关系即如小学教导主任之于校长之关系，而小学校长之于教导主任之关系又即如发高烧之于感冒之关系，校长偶尔才能得见一次，实为大不幸，非常讨厌；而教导主任时常会见到，则只能称之为不幸，但见到教导主任也确属人生之倒霉，令人讨厌的遭遇了；至于班主任，则每天都要见到，那不过就像冬天早晨每天出到门外打个寒战一样，实在是连感冒都算不上，只能是家常便饭的不幸，命中注定，尽管仍然讨厌，但这也就是生活啊！如果说吃到小笼肉包子是人生的大幸福，终极的幸福，奇迹般的幸福，死而无憾的幸福，那么吃西红柿炒鸡蛋拌上白米饭，则只不过是一件日常平凡的幸福，但是是更加实在而速成的幸福，是吃完上顿在擦干嘴巴之后马上就可以幻想下顿的幸福。而现在这幸福就捧在我的手里。这是一盘色泽红润金黄，气味香甜诱人，满脸泪水的西红柿炒鸡蛋。我的肚子里像装进一笼子鸽子，咕噜咕噜乱叫了，成百上千只鸽子扑腾着翅膀要飞出去。而我则早就把盒子、电视抛到了火星上去了，心中想的只有早一点吃上一大碗西红柿炒鸡蛋拌着刚出锅的白米饭。在当时我虽然年纪幼小，但已显现出人类的那种冷酷的快速遗忘的本性。就这样，沐浴在西红柿炒鸡蛋的无上荣光之中，我走进了客厅，把它恭恭敬敬摆在桌子上，略微靠近我所坐的位置，但不会太显眼以至让姐姐表示抗议。这才猛然想到了妈妈，不禁心头一沉，连忙偷眼去看，却惊讶地发现，妈妈竟然已经系好了围裙，像一个机器人自动地往厨房里走去。这可太不同寻常了！

这是一件相当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往常遇到妈妈生气罢工时，我和爸爸就算倒了大霉了。我们一定会经历反复而漫长的折磨。爸爸不仅要举手投降，还要多次苦苦哀求，哄得妈妈高兴，她才会重新走回厨房，给我们爷俩做饭。每一回我看着爸爸的样子，都替他难过，感到很累。我曾在心里责怪爸爸：就做一次男子汉吧！走进厨房，做出一顿美味的饭食，让妈妈从此彻底臣服在咱们的脚下。在我的记忆里，终其一生，爸爸做过不超过三次饭。而每一次，我吃到的第一口，就立刻在心里骂道：“废物！”更不幸的是有时妈妈再怎么劝都不行，这时爸爸就会让我亲自出马。我只好硬着头皮，垂头丧气，走过去，央求妈妈，向她认错，请她不要生气，就原谅我们爷儿俩吧！最后，她还要故意问，知道错了吗？错在哪儿了呢？今后又会怎么样呢？还会再这样吗？能记住这次的教训吗？说的话都会算数吗？会不会过两天就都被狗吃去了呢？在听到满意答案后，她仍然要板着脸站起来用救世主般的眼神看看我再瞟一眼在旁密切注视事态进展的爸爸，然后，才扭身走回厨房。而我则瘫在椅子里，再也没有气力多想什么了。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对我心灵扭曲的程度是多么的严重。在日后谈恋爱的过程，我变得近乎病态的不肯向女友认错、道歉，不会在争执后去低三下四地哄她们开心。而是横下心来，即便她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屈服。但她们没有一个人打过我，她们只是把我轻轻松地给抛弃掉。结果就使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是离不开我的。这是一个相当有挫折感的发现，比被抛弃本身更令人痛心。而这一发现的荒诞之处是：虽然没有谁是离不开我的，并不意味着，没有谁是我离不开的！所以，最后我还是结婚了。只不过，时常追昔抚今，感慨道：女人真会折磨男人啊！其实是人们真会折磨人们。

妈妈从厨房端出了最后的紫菜汤，爸爸洗过了手，姐姐又像一幅长颈鹿的骨架喊叫着跳出了她的小屋，奶奶已经抽完了她的烟，被我扶到桌前。全家人开始了愉快的晚餐。这些坐在父母身边一家人吃晚餐的情景，日后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回忆即甜蜜又伤人。妈妈谈起了今天晚上的电视连续剧。今晚她不用再去邻居家看电视了。而且，从今以后她可以掌握调台的自主大权。姐姐也谈起了她喜欢的电视剧，但被父母同时警告她不能看电视，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回姐姐仍然兴高采烈。而奶奶仍旧静静看着前方，不时往嘴里送着碗中的饭菜。

吃完饭后，这回是妈妈急着催促爸爸赶快把电视装好，她要看连续剧。这并没有那么简单。电源接通，打开电视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雪花和噪音。在电视机正面的机身上有调台的旋钮，我要去调，被爸爸呵斥住。他要先研究说明书。妈妈洗完碗回来，看见爸爸还在看说明书，就骂爸爸“真是个笨蛋”，爸爸还没有喊出来“别乱动”，妈妈已经伸手把各个台转了一圈儿。没有一个台是能看的。她又看了看电视机，说“没有接天线”，然后就动鼓捣起天线来。爸爸再也看不下说明书了，他扔下那本厚厚的手册，跳起来，夺过电视天线，把它接好。顿时，电视清晰了许多，虽然仍是满屏幕的噪点和滋滋啦啦的噪声，但我们已经可以约约摸摸地看见一个男人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那个女人对那个男人说：“谁叫你说过一辈子请我喝茶都肯呢！这个故事就是教训你，‘一辈子’这三个字是不可以随便跟女人说的”。这种说话腔调在当时听来是很有些变扭的，但妈妈突然把手伸向空中，五指张开，停住不动，然后大喊：“就看着这个。不要动。不要再调了。”可爸爸才不管这一套，在这件事上他不需要顺从妈妈，这是显示他的权力和在这个家里的专业价值的时候啦，他把天线摆在各个位置上，尝试各种角度，然后，还要调明亮和对比。电视画面时而清晰，时而又变成一片混乱。我们的心跳和脸上的肌肉也随之悬紧，放松，升起，落下。我觉得他有些故弄玄虚，让这事儿显得过于复杂和困难。每一次画面变乱，我就急得大喊，妈妈就会质问爸爸：“怎么这么笨？”爸爸则让她住嘴。只有奶奶始终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无论画面是清晰还是一片混乱，她都一直专注地盯着那块电视机的屏幕，眼睛一眨也不眨。我的奶奶的眼睛很少眨动，一直是睁着或闭着。

如果你走近看奶奶的眼睛就会发现，她的黑眼珠上长着一层厚厚的凹凸兀不平的白膜，那更像是一块儿石头。她有白内障。这样，就基本上算是个瞎子。我想她只能看见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我和爸爸在她眼里，除了个子不同，是否还有差别这就很难说了。我经常会在小伙伴儿来访时，把奶奶安排坐好，然后，用手指，筷子和剪刀，在三个不同层次上，为他们进行演示，把三种不同级别的利器依次突然伸向奶奶的眼睛。奶奶从来都显出毫不畏惧，静坐在那里，眼皮连眨都不眨一下。演示每一次都能大获成功。她的耳朵也不甚灵敏，需要伏在她的耳边大声喊，她才会听到一点。不过，在和她一起生活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她的这种生存状态，世界对于她意味着什么？

最后，爸爸终于把电视调好了。画面干干净净，声音清楚响亮。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义不容情》的结尾，结束的字幕匀速下拉，王杰正在唱《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多少年以后，我一直觉得这一刻意味深长。那时，爸爸坐在家里的轮椅里，面部因为帕金森而变得表情僵硬，布满皱纹，走下轮椅对于他已经是异常困难的事情，每当抬起手，都不停地剧烈抖动，而我却又清晰地看见了1982年夏天的那个下午，爸爸抱着一个硕大的电视机盒子，走进家中，稳稳地把那个沉重的盒子放在客厅正中，然后直起身来。然而，有一天，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说《义不容情》是在1992年拍摄的。我当时惊讶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随后，我检索了百度词条《义不容情》：

《义不容情》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时装剧。由韦家辉监制、李国立、叶昭仪、袁英明等执导，黄日华、温兆伦、刘嘉玲等主演。该剧讲述了丁有健和丁有康这对亲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以及丁有健和倪楚君之间的爱情故事。1992年，该剧在无线电视剧台首播。

在那一年的夏天，中国发生的一件真正的大事是一场排球比赛。比赛是在西德举行。可能是世界杯，也可能是世界锦标赛，奥运会，或者其他什么名目的比赛。我不敢肯定。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没有西德这个国家了。还有各式各样的比赛，但我也不再看了。可是1982年夏天的那场排球比赛，我记的非常清晰。这是一场相当奇怪的比赛，无论从哪方面想，这场比赛中发生的事情都不像是真实。

我记得那天晚上楼前的那株老柳树的枝条像女人的长发一样在我家的窗外垂下。我家早早就吃完了晚饭，然后，全家老小围坐在电视机前，这一回连姐姐都破例被允许看比赛，因为这是中美女排的最后决赛了。那时认为，这样的一场比赛事关国家荣誉，民族精神，是一件大事。在1982年，振兴中华的声音响彻神州大地。美国队有身材高大的主攻手海曼，实力令人恐惧，但中国队阵容亦是强大，且斗志高昂，意志坚定。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主攻手郎平，世界上最好的二传手张蓉芳，还有世界上最好看的副攻手周晓兰，她的弹跳惊人，是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女人，能跳30米高，而且每回跳起来后都能准确地落在原地。世界冠军的奖杯只有一个，鹿死谁手，就在今夜。

转播还没有开始，大家虽然坐在电视机前，可是谁也没有心思看电视节目。我们在热烈而焦急地讨论着，心里都感到了紧张，希望比赛快点开始，又害怕它真的开始。因为我们都害怕中国会输掉，我们坚信中国队能赢，但内心深处却觉得可能最终我们会输掉。比赛远在万里之外。在我们的热烈讨论中奶奶安静地坐在那里，专注地盯着屏幕，一声不响。就在这时转播开始了，比赛现场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的电视机那14寸的屏幕里，那里同时传来了宋世雄充满激情的声音。全家人立刻安静了下来。

电视调得很清晰。体育馆座无虚席，看台上的观众，都显得很小，脸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面目，背景中充斥着一片嗡嗡的噪声，那声音同样也是模糊不清的，像是隔着一层膜。体育馆中心的赛场上，却空空荡荡，木地板上用白线画着方格，正中架了一副网，把赛场一分为二。只有偶尔才有一个很小的人匆匆跑过。有一次，一个人过来拉拉那个网。

等到运动员开始入场时，那层膜就突然被揭走了。顿时声音大作，宋世雄的画外音也更加激情澎湃，他说：中国队入场了。现场震耳欲聋。直到又过了很久，一名美国队的队员，站在发球线上，伸出左手平托起球的那一刻，整个体育场顿时鸦雀无声。我的心也悬了起来。

但这时，突然“啪”的一声响，爸爸的双掌在空中一击，然后，停在那里。等他在我眼前把两手分开时，我看见他的掌心有一小滩血和一只血肉模糊的蚊子。这时，美国队员挥手发出了球；爸爸起身关上了灯；电视机屏幕一下子显得亮了起来；我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在昏暗中我看见时间是晚上8点35分。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几乎没有尽头，但这是后来我才意识到的。美国队身材更高，力量更大，弹跳更好，但中国队更灵活，整体组织更严密，打法也更为多变。不过，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两队依赖的就都只有主攻手了。这时就是硬碰硬的较量，没有太多的花招，就是一记一记的重扣，看谁的力量更大，角度更刁，看谁能把谁扣死，双方都要置对方于死地才会罢手。比赛没有平局，只有一个冠军。海曼的身材比郎平高，弹跳也似乎比郎平稍强一些，但她和郎平谁的力量更大，就不好说了。郎平是一个有名的大力士，能举起300多公斤重的哑铃。但由于海曼的身材加之弹跳，所以扣球的力量可能会比郎平要大一些。毕竟，郎平举哑铃时是站在地上的，她不可能跳起来时还能举起300公斤重的哑铃，这谁也办不到。但郎平手腕上更有功夫。因此，她扣出的球线路刁钻，美国队很难拦住，要么就会拦出界。这真是一场让人揪心的比赛。美国队每扣一次，我就会闹一场心脏病，而中国队每扣一次，我就又闹一场心脏病。怪不得说，每当重大比赛总会有人给看死了，幸亏我那时候年轻。那天比分交替上升。夏夜闷热，屋子门窗大开，但没有风，1982年也没有空调。所以，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把扇子，有用一张完整芭蕉叶做的扇子；有竹子皮编的扇子；有塑料扇子，有绘有字画的纸质折扇；还有薄薄的镂空的檀香木扇。但大家都很少扇动手中的扇子。

最后，终于进入了决赛局的决胜球。命如悬丝。我们不约而同为中国队捏把汗。虽然实力相当，但我们总不免悲观地一次次感觉凶多吉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恰恰是太想让中国队赢了，我们无法承受中国队输掉这场比赛，而这种悲观的担忧在中国队一次次化险为夷之后，就反而会让我们的喜悦更为强烈，像是得到了意外之财更让人兴奋，我们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振臂欢呼，而窗外传来邻居们同样的激动的欢呼声。可是，刚才的担忧此刻并没有散去，它如影随形伴随着喜悦，也同样地变得更加强烈了。当中国队的队员再次走向一次发球区时，大家就又屏住呼吸，坐了下来。在这起起伏伏的摇摆中，只有奶奶自始至终坐在那里，表情专注地看着电视机闪烁的屏幕，眼睛一眨也不眨。

这时，中国队的梁燕在后场把球发出了。但这是一记带着平庸气质的球。显然，由于心理压力，梁艳在求稳，选择了最常规的发球方式。不出所料，美国队不慌不忙接过了来球，有条不紊在组织进攻，我的手脚发凉。最后，海曼先退后两步，助跑，她一直仰着头盯着空中的球，直到起跳后一记重扣。球被拦飞了。有人轻轻叫出声，我倒吸了口凉气。但就在这时，周晓兰大步流星然后一个飞身鱼跃把球接了起来，大家又是一片欢呼。可是最后，张蓉芳也只能把球勉强垫过网，任凭美国队再一次从容地组织进攻，而自己眼睁睁地等待命运的裁决。海曼这一次扣得更加凶猛，势不可挡。美国队终于夺回了发球权。但美国队同样在压力之下，选择了保守的做法。这样中国队就可以还之以颜色。在队长张蓉芳的组织下，我们开始反击。郎平的一记重扣，力大无比。美国接球的队员竟然被打翻在地。人仰马翻，而球都飞出了电视画面。人们从此之后就管郎平叫榔头了。但电视的画面里那只球没有了。那球，我想，它已经飞到东德了。很快他们把球又给捡回来。可见，西德的交通在当时远比中国发达。那时我们已经听说过奔驰轿车的鼎鼎大名，和可以开得比火车还快的高速公路。我们谁都没有见过高速公路，但我想他们一定是由专人开着奔驰轿车从高速公路上把球如此迅速地给捡回来了。这一次，我们采取了更积极的做法，发出的球更具攻击性，美国队接发球不好，二传无法组织有效进攻，海曼只好把球拨过网来。我们全家人，除了奶奶，都站了起来，同时把双手举到半空中，中国队稳稳接起来球，张蓉芳把球传给郎平，郎平向后先退了两步，然后，助跑，我们在空中攥紧了拳，郎平已经高高跃起，舒展身体，我们把手臂伸直，郎平挥动铁拳重扣，但这一回身材更加高大的美国队把球给拦死了。它在郎平落地前就落到地上，然后弹了起来。我们的拳头松开了，一阵惋惜，又纷纷坐下。奶奶仍然还是睁着眼注视电视。后来，我们终于不再站起来了，就一直坐在凳子上，我们开始不停地扇扇子，然后，一边看电视，一边说话。妈妈突然大喊：西瓜都忘了！然后起身跑进厨房。西瓜正放在龙头下，水龙头一直开着，一小股自来水不停地落在西瓜上，这样整个西瓜就会被冰得冰冰凉。妈妈抱着西瓜回到客厅，把西瓜放在餐桌上，然后挥手一刀砍下去，“咔嚓”一脆响，西瓜裂成了鲜红的几瓣。脆沙瓤。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无尽的争夺，关于成功，荣誉，希望与破灭。在刀锋上行走。我们开始相信比赛不会结束。郎平又跳起来了，重扣；然后，海曼又开始跳起，重扣。奶奶首先被爸爸扶着回屋睡觉。我们仍然坐在那里看电视，郎平一记重扣，海曼一记重扣。最后我们都累了，也各自回去睡觉。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醒来后，下床，打开屋门，听见客厅传来电视的声音。我没有穿鞋，光着脚走进客厅，看见奶奶竟然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地看着电视。那时，我感觉好像时间出现了一条裂缝，好像奶奶昨夜被永远地遗忘在这段时间的裂缝里，好像她就会这样一直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下去，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比赛。然后，我看见电视里比赛仍然在继续。我看见郎平高高地跃了起来，接着一记重扣，不久，海曼又高高跃起，另一记重扣。我坐下来，继续看这场比赛。不久，爸爸，妈妈，姐姐也都一一走进来，各自坐在昨天的位置上，盯着电视里发生的事情。窗外太阳正缓缓地向着天穹的最高点移动。树丛下草地里的小花正在慢慢地打开。郎平又一记重扣，好像永远不会疲惫。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将不会结束。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它了。

而生活依然在继续。

后来，我也要上学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姐姐没有考上大学，上了大专，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很快，她毕业了，开始了工作。让我羡慕不已。但她一直告诫我：别着急长大。她说真羡慕上学的那些年月。爸爸妈妈每天早晨上班，晚上回来。数十年都是这样，像一打钞票。他们总是说：钱一点儿也不经花。爸爸妈妈一生中从来没有换过单位。父母不在家时，奶奶就点燃一支香烟。在烟雾中，那支香烟慢慢地变短，但奶奶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一直透过烟雾看着前方。这些年里，父母一次次为了分房子、涨工资奔波争吵，闹出了许多不愉快。两人回到家都脾气不好，经常吵架，经常闹着要离婚，就像男人一次次戒烟，女人一次次减肥。爸爸一直没有晋升，妈妈和领导关系紧张。有一段时间，过年大家一早就爬起来，相互串门、拜年。父母的一群朋友聚在家里吃饭。妈妈在厨房里依然从早到晚，一日三餐，一顿都会不少。在餐桌上，大家吃饭喝酒，很快就开始抱怨，每年的抱怨都差不多，发牢骚，骂领导，数落某个曾经的朋友。年复一年。后来有一天，突然没有人来拜年了。一直可以睡到下午，也不会有人来打搅。人们开始说，过年没有意思。人情冷淡。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单位。开始，不断流传某人今天发了，某人在另一天里又发了。然后，有人被抓起来了，有人死了。单位不再分房，父母把单位的房买了下来。70年的使用期。那时，父母很兴奋。感觉自己的运气真好。这成为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笔财产。姐姐在她的公司里，不用为分房，涨工资争吵了，可她每天的烦恼一点儿也不少。她一年里曾经换过五次工作，但发现每个地方的领导对她都不好。妈妈批评她，她就和妈妈吵。她的脾气越来越烦躁，总不想踏踏实实的工作，她想要去挣大钱，自己做老板。她挣过很多钱，但她几乎没有存款。房子给很多人来了巨大的希望，和更加巨大的痛苦，甚至是一场幸福的灾难，足以毁掉年轻人的一生。这些年来只有奶奶一直是那个样子，但有一天，她突然中风了。在床上一瘫就是好几年。躺在床上时，奶奶依然安静得像一口井。白天一个人，用手弹墙上垂下来的灯绳，晚上，在黑暗里睁着眼。有一天，奶奶走了。临走前，她曾经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姐姐谈过恋爱，经历了恋爱的快乐和烦恼。在经历了几次慎重选择带来的伤心之后，她终于随便嫁了个男人，然后就走了。妈妈退休了。退下来后，又找了一份工作，干了好多年。那时父母仍然精力充沛。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老。我和他们出去时总是大步流星地走，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也会变老，老得走不动了。然后，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后来，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全家欢天喜地。

在离开家去上学的那天，我提着行李，走进客厅，看见电视仍然开着，它已经变成了一台48寸长虹彩电。在巨大的彩色屏幕里，我看见郎平又一次高高跃起，眼睛一直盯着空中的那只球，如晴空霹雳般一记重扣。我于是停了下来，静静看着电视里发生的事情。不久之后，果然，海曼又跳了起来，同样如晴空霹雳般另一记重扣。比赛还在进行。这时，我听见电视里传来了宋世雄的声音，依然年轻，依然充满了激情。爸爸妈妈正等着我呢，他们坚持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再三表示不必，我已经长大了，但没有用。于是，我们娘儿仨，拿起行李，走出家门。大门在身后“咣当”一下锁好。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生活。我的另一场如梦魇般的生活。

立

20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