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时光快车之后，我回家倒头就睡。当我一觉醒来时，已经是周六的下午了。我内心静下来，感觉心中澄明。这是暴风雨过后的风平浪静，忽然一下子，天高地远……

不久，我又开始车，上路了。

这次我没有上高速，只是在Baltimore的市区里随心所欲地开着。车平稳前行，窗外一条条街道缓缓地变幻着。不知不觉中我又来到了Greenmount Cemetery粗重石墙外的那个十字路口，我把车子停在斜对公墓的那条荒芜巷子的路边，摇下车窗，坐在车里，看着反光镜中的Greenmount。

现在又是Baltimore的下午5点30分。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时间已经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个结，一扇门，只要我一推开它，世界顿时亦真亦幻。就像此时反光镜中的这个黄昏，一个如歌的黄昏，一天之中最后的一段行板。傍晚时分，远方的那片墓地在镜中渐渐显出生机。落日的余辉让一座座苍白的墓碑流露出红润的色泽，焕发了容光，像是一张张安详的笑容，又像是一声声遥远的呼唤，回响在这个正在黯淡下去的城市的天空。

现在我终于可以平静地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还在上托儿所，就开始为“死亡”所困扰。有一次想到死后我将消失于茫茫无形之中，再也感知不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我顿时感觉到莫大的悲哀与恐惧。爸爸抱我去睡觉时，我竟对他说：“爸爸，我爱你。”我能感觉出当时我爸对我的这一举动的不适应。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因为尤其在过去，中国人并没有对家人说“我爱你”的习惯，特别是在两个男人之间。然而，现在我却突然觉得爱与死亡有着某种莫名的联系。或许，爱是从死亡之域伸出的一只罂粟花。

第一次亲身经历的死亡是奶奶的去世。我爸是个有名的大孝子。奶奶脑溢血在床上瘫了整整五年，那五年间我爸伺候得真辛苦。我记得在那些漫长的下午，经常看到奶奶躺在床上摸索着，用手指把垂在墙边的灯绳弹开，灯绳荡出去，又荡回来，直到慢慢地停下来。这时她就再一次把它弹开……。一天凌晨，我爸慌慌张张地把我们都叫起来，说奶奶走了。五年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并不意外，可是爸爸还是有些慌乱。他啊，就是从小被奶奶娇惯过了，太Weak！在奶奶要被送进火化炉时，爸爸非要再看最后一眼，一看就浑身一软昏倒在地了……。奶奶走了，爸爸妈妈戴上了黑纱。那时亲人去世还有在左臂带一段黑纱的习俗。而我对爸爸妈妈戴的那段黑纱印象特别深。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那段黑纱特别的黑。几个月以后，我和爸爸骑车去取奶奶的骨灰，我们骑了很久。在进入存放骨灰盒的房间时，我一下子被震慑住了。巨大的架子沿着墙停放，从天花板一直到地面，一层一层密密麻麻的格子里塞满一个一个的黑色的小盒子，盒子上用刺眼的白字写着每个人的名字。有的盒子上还有一张黑白分明的笑脸看着我。。当时我一直是困惑，我想怎么那么大的一个人竟能放进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后来，我们终于找到属于奶奶的那个小盒子，把奶奶抽了出来。这时爸爸脸上竟露出好奇的神色，他说：“我们打开看看吧？看看奶奶是什么样子？”于是他把盒子放在地上，我们俩蹲下来，看了一会。爸爸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我看见里面盛了些白色的小块块。爸爸竟又好奇地伸出食指拨了一下一只小白块，随后脸上抽动了一下，又赶快关上盒子。

上次从美国回家，吃饭时，我随口说，“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可惜奶奶去的早，没有赶上好日子。”我又看到爸爸脸上像当年那样抽动了一下，都快80岁的人了，他还在想着他的妈妈。

如果能在时光之流中跳跃，像惊散的鹿群，轻快地淌过一条蜿蜒的溪水，溅起一串水花，晶莹闪亮，化作白色的雾，模糊了鹿的身影、草地、溪水和远方连绵不断的群山。那么在雾气散去之后，站在我面前的，就是她，一个标准的美人儿。

如果奶奶能走进未来，生长在今天的社会，她一定是一个大美女。我的奶奶，瘦瘦的身材，一米七几的个子，典型的瓜子脸，眼眶凹陷，鼻梁高挺，有一双美手，手指纤纤而修长。但在那时却是个丑女，因为脚大。而姥姥不高，但胖，圆脸还有一些坑坑洼洼的疤，但姥姥却是个美女，因为脚小，裹得极小。奶奶聪明得很，生长在农村，可能识字会画画，懂得事理人情。姥姥则只是一个善良老实，好心却办糊涂事的乡下人。我小时候背地里不听话，或者逃学出去玩，姥姥发现了就去告诉我妈，然后我爸暴打我时，她只是吓得躲在一边。而这时奶奶就会摸索着上前，阻止我爸。有一次，在气头上的我爸差点把奶奶掀倒。那次可把我爸吓坏了，他是全村闻名的大孝子啊。我当时用余光看着，心中高兴。真希望我爸能一下子掀倒奶奶，摔得她爬不起来，让我爸内疚一辈子，不，内疚它二十年就行了，到时候我就长大了，时势易也！

对的，奶奶每回都要摸索着上来保护我。因为她的眼睛瞎了。因为三个大儿子都被拉去参加革命。后来，第一个死了，奶奶哭了很久。后来，第二个又死了，这次奶奶又哭了很久。再后来，第三个也死了，都死了。只剩下我爸这个最小的，奶奶的眼就这样哭瞎了。姥姥那边也死了整整三个儿子。我们家一共六个。幸好都是被共产党拉走的。要是被国民党拉走了，那后来活着的人就还要遭罪，生不如死。他们也不是有觉悟，两边都来拉，哪边拉走了就是哪边的人，想不去也不成。养大的儿子，一个接着一个都死掉了。孩子都是一天一天养大的，从那么小变得一个个又高又壮，但嘎嘣一下就没了。爷爷死的也早，奶奶一个人瞎着眼拉扯着我爸，就特别宠着他。奶奶的眼睛瞎了，但也许和哭没有关系。一场战争，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就没了；一个错误、一种思想、甚至一个爱好，曾经在我们的社会，都可以让一个人就没了，甚至让家人朋友跟着没了。每一个孩子没了，父母亲人都会哭，但他们的眼睛都没有瞎。所以好像并没有什么用，连奶奶的眼睛可能都不是哭瞎的。那哭过之后，有什么改变了呢？我那时就觉得，中国人其实对于死亡相当麻木。对于死麻木，对于生也就麻木。但麻木并不等于不怕死，或者不痛苦不哭泣。听奶奶的故事时，就像经常听到的国内的那些没完没了的新闻一样，我感到的只是一种悲哀，但并不是痛苦。别人的痛苦，永远是别人的；你的痛苦只属于你自己，没有人能为你分担。

那时奶奶还抽烟，爸爸妈妈不在家时，我们俩就坐在一起，我给她点上烟，她抽两口就给我抽一口，然后又说：“可不要多抽！得省着点。”然后就开始给我讲那些像是埋在化石里的遥远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奶奶的那些故事，让我的心在眼前的烟雾中开始飘忽，飞起来了，飞向那远方，蓝色的远方。在那里有一条蜿蜒的溪水，一个像我一样的小男孩，正在那里抓鳖。他也是敏感、孤独又充满了好奇，和我一样。终于抓到一只大鳖，他开心地跑回家。而那时他的妈妈，年轻美丽，摸索着捧起一碗早已为他凉好的水，递给他。他看也没看就是一大口，然后哇地一声吐了。妈妈拿错了，那碗里装的是油。妈妈看不见的。晚上，那个小男孩喝了一大碗鲜美的鳖汤，甜甜地睡去。而现在他正在这清澈的小溪中一个人专心地寻找着那只命运已定即将到手的鳖。远处，群山环绕，天空蔚蓝。

但突然一声惊响，惊散了那群鹿。于是鹿开始奔跑，踏过了那蜿蜒的溪水，惊起水花四散。水花在空中慢慢地散开，化作一团白色的雾，渐浓又渐淡，在化去之后，我看到了满头白发的爸爸正坐在那里，衰老而疲惫地继续吃着碗中的饭。

转眼间，爸爸竟然这么老了。让我吃惊。我也老了。在美国的这几年，我已经从青年步入中年。而我却混混沌沌的仍然像个孩子。为什么在家里的那天晚上会突然说起奶奶呢？奶奶早走了，我甚至很久很久都没有再想起过她。但爸爸还经常会看见她，年轻的奶奶拉爸爸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踏上那条回家的乡村之路，在他的梦里，在他的，那一个又一个，苍老的梦里……

天已经黑了，我没有打开车子的顶灯，只是依旧静静地坐在车里继续着我的回忆。

我虽然还年轻，可是经历过很多死亡。

在宽街针灸病房时，治的都是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都是些老头老太太，治了一段就出院，过一段又回来。死是件平常事，就像我们改善生活出去下馆子撮一顿，一周总要来几回。老人的死和孩子的死不同，老人的死，对于家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脱，脑血管病对家人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如果有三个孩子还行，否则真的有些难以承受。所以在我们病房从没有医疗纠纷。但是每回在最后时刻来临之际，生者仍然笼罩在莫大的痛苦之中难以自制。

有一天晚上，我管的一个老头死了。他只有一个儿子，年龄不小了，也没结婚，一个人在那儿不知所措，我就和他一起弄。先把老头身上穿的一件一件扒下来，把身子用水擦一遍，再擦干净，再把崭新的一套衣裤一件一件套上去，还有一双新袜和一双新鞋子。换着换着，老头的身体就渐渐的凉了，儿子的眼泪也慢慢地流了出来。身体还是软的，只是没有了往日的温度。老头的手挺大，那双大手应该在年轻时抚摸过很多次儿子的头吧。死人的身体真重，一辈子扛着这么重的身体可不轻松。现在好了，全交给他儿子和我了。老头解脱了。以前上解剖时前后左右全是尸体，但那时身体、生、死全是抽象的概念，这次是实实在在的。老头的身体就在我们温暖的手中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儿子的泪就那么慢慢地流出来，然后一滴一滴地掉了下去……

还有那一次我去老钟家出诊。老钟脑梗塞，瘫痪伴发皮层受损。人变得糊糊涂涂的还很容易激动，每天动不动就咧着嘴哭。钟阿姨这个年龄了，还是很漂亮。她总是反反复复地问我老钟会不会痊愈，我每次只能尴尬地告诉她，“我只能帮他改善症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复发。” 有一天钟阿姨终于控制不住了，在我面前失声痛哭。她说她就是不能接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哭着拿出相册给我讲每一张照片。那些照片是在老钟发病前两三年照的。当我看到照片时愣住了。照片里老钟和钟阿姨站在海边，老钟开心地笑着，显得那么英俊，年轻，像个小伙子，头发还没白。而现在却是满头白发，瘫在轮椅上。钟阿姨哭着反反复复地说她就是不能接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老钟这时也裂开嘴傻哭起来，不断地用含混的声音说着：“人生如梦，人生如梦……”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死亡就是这样伴随在我的身边，像是一个也在这座医院某个地方工作着的同事或者相熟的朋友。他离你太近了，有时你就麻木了。尤其是我们科，都是一些长年瘫在床上的老人，他们早就走不动了，又是那么老，脏兮兮的一身的尿骚味儿，孩子们都在外面忙着，死了又怎么样呢？但是老金在临死之前却给我讲了他一生之中的最后一个故事。

老金在抗日时就算大知识分子了，只不过那时他在北平却给日本人当翻译。老金说开始也就是混口饭吃，但后来看着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最终有一天和两个小日本出去办事回来，他一进屋就用粗粗的铁钎从后面把两个小日本撂倒了，然后就跑吧。老金说：“我也不知道那两个鬼子死了没有，反正我干倒他俩就跑了，我那时年轻，能跑，一口气就跑出北平。在学校踢球时一下子就冲到对方门前了，他们别想追到我。” 他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来。老金告诉我他在日本读书时在学校的足球队里踢前锋。 “那时中国人有几个踢过足球？见都没见过。”说着老金撩开被子，给我看他脚上的肌肉。的确那肌肉的轮廓仍然显现，只是他想再抬起来的时候却不能动了。

老金解放前用一根金条在现在百盛大厦的旁边买了一栋漂亮的大四合院，五个孩子都住在一起。庭院当中是一个大大的葡萄架，我去时正是枝叶茂盛。后来胡同要拆时，老金一急就中风了。“我哪也不去，就要死在这里，他们要拆就把我埋在这里。”这是老金那天对我讲的，最终他如愿了。本来恢复得挺好的，但有一天晚上突然就死了。他死后，那座漂亮的大四合院也在推土机的狂叫声中轰然倒下。

以前出诊，很少有病人给我讲他们年轻时的故事。老金却给我讲了很多。老金有文化，讲得栩栩如生的。他的黑呢子制服、金丝边眼睛、细皮子手工缝制的公文包，里面还装了一只14K金的在英格兰制造的美国派克笔。我仿佛看到这个精神的小伙子正走在古老的北平城那温和的阳光中，徐步走进一间茶馆，茶馆的小伙计一看见就放开嗓门“金爷，您来了您呐，快屋里请了”。

老金到死都是强悍的，但也死了。

在这之后，每当又有老头死了，我就会想象他们在年轻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而现在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烟消云散，什么也没有了。那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于是我又听到老金在说：“我那时年轻，能跑……一下子就冲到对方的门前了。”那时老金讲他的故事时，一切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就像今天我回想起这一切时，一切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的。

坐在昏暗的车里，这是我突然明白了。当年在我准备报考协和分子生物学的博士时，每天晚上我都要在北中医的操场上奔跑。我当时只是想跑，想听到耳边风的声音，想告诉自己你还能奔跑。而现在我想那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在你青春行将逝去之时，你突然意识到了死亡。你们奔跑过吗？你们是否有过为了摆脱死亡而在黑暗的夜中奔跑的时刻？

死亡，爱和生命，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也说不清。我不禁又想起了小田。在她的一生中，这三者曾经有过一次短暂地交会。那一刻是多么的美丽！一个纯粹的瞬间，是死是爱是生命。

天已经完全黑了，星星开始闪现在美丽的夜空。多么美丽的夜晚，而美是因为什么？因为爱？生命？还是死亡？

我曾经看见夜空中的星星，一颗一颗地坠落，最后天空变成了一张黑色的幕。我也曾看见一个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淬灭，关闭了一只巨大的铁盒。那里面有一颗跳动的心，正在一片一片地碎去。最终只留下一声惨淡的笑，回荡在黑暗里，我的梦里。

人生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先是爱你的人一个一个离你而去，然后你再离开所有你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