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政党。有人嫌武力推翻满清的国民党不够激进，又成立了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时，与会者13人，外国顾问两位，代表的党员不过半百之谱。那些中国人是：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由此正式施展政治抱负。风云激荡、载沉载浮，他们的事业自然不是一条直线，节外生枝在所难免。他们当中：

脱党三人

李达。一大三名中央委员之一，管宣传。其人个性倔强，屡与总书记陈独秀发生冲突，早早负气而去宣布脱党。幸而此公对党情有不舍，曾有宣传马列主义之举，一解放就重新入党，官至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但是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诬陷和迫害，1966年8月在武汉含冤去世”，直到1980年，中共才给他平反。

 因与“青年导师”陈独秀吵架而离开中共的还有李汉俊。他不辞而别，被宣布开除党籍。李汉俊的想法是：难道只有共产党才是革命的吗？国民党也在反帝反封建啊。于是参加了北伐，宣传的是孙中山“三大”政策。做到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对共产党人有所帮助和营救。那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都是军阀的敌人。李汉俊终于被桂系军阀胡宗铎当作“赤色分子”捉去杀了，时为1927年。一解放，李就被追认为烈士，1986年还建了纪念馆。

中共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并没有出席一大，派了个代表：包惠僧。会后，包在汉口成功组织了人力车工人大罢工，还与毛泽东建立了私交。随即却与管组织的中央委员张国焘发生矛盾。想携妻子夏松云共赴苏联未果，认为是“张国焘小组织”的迫害。1927年革命低潮，包惠僧顺势退党，在国民政府内政部等处任职。1949年国府迁穗时，官居清冷的人口局长。后给中共故人写信“却话巴山夜雨时”，得被接纳。历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国务院参事等。文革中被打断一条腿，1979年病逝。

叛变一人

张国焘。从历史故事上看，张之干才大概与周恩来不相上下，武装割据的成就甚至还有过之。长征到四川懋功，毛泽东所率一方面军只有万把人，装备简陋、破衣烂衫；张主席麾下的四方面军则拥八万之众，马壮兵强。但是他的政治手腕与感召力都远不如毛。路上明争暗斗，多半处于下风，一到陕北，主力就被中央以其无法推托的理由，遣去陇西，“开辟与国际的通路”。很快，全军覆没。折损了本钱、留在延安的张总政委，被毛步步挤兑，几有杀身之虞，终于只身逃离，投奔国民党，后半生一事无成。1979年客死加拿大。

1949年，张寓居香港时，CIA为了收集中共领导人的资料，找上他。他遂写了一部《我的回忆》，是其“共产党员生涯史”。不但深自眷念那峥嵘岁月，也为研究中共党史之必读。此书约七十代末就在大陆“内部发行”了。因内容与那时的党史大相径庭，读者莫不惊诧。

当托派一人

“一大”最年轻的代表是刘仁静，只有19岁。后被派至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在中共“干部培训班”学习，与那28个布尔什维克一样，是典型的党棍。曾以娴熟的马列原著，舌战群儒，曾有“小马克思”之誉。在苏期间，他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老托流亡土耳其，刘仁静趁回国之机拜访了托洛斯基。成为托派中第二个面见祖师爷的人。

这一经历，成了他的资本与包袱。他以老托在华代言人自居，想当中国托派的领袖，遭到强烈抵制。虽然托派内部经历过无数次争吵与分裂，始终没有人与刘仁静合作。他便在牢狱的阴影下、困顿的生活中单打独斗，直至被捉。出狱后，刘仁静就给国民党作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了。

托派之于中共，因斯大林的要求和其自身的表现，早就从“党内左派反对派”变成“最凶恶的敌人”。所以，解放后“刘仁静想找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连名字都改了。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拥护中共领导。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编辑。

文革伊始，先秦城监狱、后团河劳改农场，一共关押了刘仁静12年，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出版社接出来。这时，包惠僧已经去世，他是硕果仅存的中共一大代表了，登门拜访者络绎于途，颇不寂寞。1987年8月一天的清晨，刘仁静仗剑下楼、过街晨练，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得年85岁。

当汉奸两人

陈公博。“一大”后不过一年，就因陈炯明的事与中共发生分歧，遂脱党赴美留学去了。1925年回来之后，直接进入国民党高层，不是中央执行委员、就是实业部长，但一直与蒋介石有些距离，紧跟的是同乡汪精卫。抗战时期，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二号人物，一直做到行政院长乃至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胜利后被枪毙。

其著，有《寒风集》等。陈氏算是个读书种子，知道历史是讲究现场感的。1939年时写下了《苦笑录》，记述的是1925年至1936年间，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内有颇有不可多得的史料。抗战后坐在牢里等待裁决，又写下了《八年来的回忆》。改革开放后有人发现，其于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提到，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日子是1921年7月23日，纠正了“七一”是党的生日之说。

周佛海。代表当时东京的党员小组。他在《往矣集》里说，留学日本报考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因没有好好读书，硬着头皮去看发榜，从下面找起，到了半中还没见到自己的名字，一边想要离开一面又往上看，不料高中了第四名云云。

周某1924年就脱党了，说法是：党内斗争太残酷、革命方式太暴力，与他当初的理想不合云云。国民党对他更加合适，一直给他大官做。但是，身为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却跟着汪精卫跑了，抗战期间，周是南京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因为聪明过人，周一直与重庆暗通款曲，惩治汉奸时，蒋介石本来已经特赦了他的死刑，他还是病死在监狱里了。

其子周幼海居然在1946年加入中共，遭遇当然是九死一生，抑郁而终了。著有《周佛海末日记》。

革命到底六人

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和何叔衡。按迄今发现的史料和正统中共的标准，这六位是“政治善终”的------毛、董之外那四位，都死于“血腥的对敌斗争”。

其于“一大”，何叔衡有点故事：1921年，何老45岁，是代表中年纪最长的，被毛称为“叔翁”。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吧，对“新生事物”不太敏感，与会者嫌他是个“冬烘先生”，完全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就让毛泽东找借口说湖南那边有事要处理，请他先回去了。

代表人数

过去很多年，大陆所说的“一大”代表是12人。一种说法（如张国焘等）不算养伤半途离开的何叔衡；一种算法是陈独秀派来的包惠僧不算正式代表，是列席；董必武则说包惠僧是新闻记者。

其实，没开完会的还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第三国际的文件里算了何某没算他们，按这个算法，代表就是11人。“11人”说还有一种：王烬美和邓恩铭当时还是中学生，没人拿他们当回事。

拿掉王和邓，再去掉包惠僧、何叔衡、陈公博和李汉俊中的任何一位，“一大”代表只剩十个人。要是把没有全程与会和资格有疑问的全都拿掉，“一大”的代表性就更差了。看来，区别只能是“正式代表”和“与会者”。本文是以“与会者”一共13个人为基数的。

诚然，若不是事关论功行赏，恐怕没人在乎“创造历史的那个时刻”谁有谁无。

两人外国人

以上“一大”代表的人数算法，都没有包括两个外国人：尼科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和马林。尼是俄国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遣，马是荷兰人，共产国际派他作尼科尔斯基的助手------组织、指导中国共产党。组建中共，这两个人功不可没。中共则一向不愿提及苏共的指导、援助他们的事。苏共档案却记下了那些细节。

苏共援华的原理是“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须得打造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才能与资本主义抗衡。尤其在托洛斯基得势期间，苏共不遗余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在理论、组织、物资、军火和金钱上，教导、组织、援助、支持、支撑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开办干部训练班如“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还有设在其它院校里的“外国班”等。

出于经验，列宁早就认为，运作这么大的事业，必须得有一批职业革命家。所以，援外物资资金不计代价。有学者发现，当年自身捉襟见肘的苏共，不惜大量售卖沙皇的珠宝，给外国共产党做活动经费；列宁格勒全市的党费，一度全部拿来供给中国的职业革命家。是为中共被称作“卢布党”的由来。

具体操作个中环节的，就是中共一大的与会者尼科尔斯基、马林等。没有这些催生剂、助产士，中国那五十几位穷秀才，不知何时才组建得起一个政党来呢。

最后再说一句：直接参与中共建党的尼科尔斯基，1938年被苏联内务部当作“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积极参加者”逮捕，随即枪毙。1956年时获得平反，申怨冤算早的。马林则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生意见分歧，1924年辞职回国，担任荷共领导。1942年被入侵的德国法西斯杀害了。

算下来，十五名中共一大与会者，生命与名誉都算善终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